一张废纸上的中亚历史脉动
荣新江
在吐鲁番，历史研究者们再次发现了这个规则。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方重镇，但是在唐朝三百六十个地方州中，称作西州的吐鲁番仅仅是其中的一州而已。不要说长安、洛阳，或者扬州、益州，就是中原的一个普通正州，在当时都比西州更有官场热度，而在文化影响上，西州的地位更是不堪比量。但是，由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和当地特有的葬俗，却在无意中为历史保留了很多第一手史料，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吐鲁番文献。于是，比较起吐鲁番的历史地位，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倒是扶摇直上，即使比起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它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方面，也可一争高下。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这是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
曾经是边陲之地的吐鲁番，在如今中古历史的研究上已不再是“边疆”。在这里从事的每一个考古动作，都会吸引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吐鲁番的那些古代墓葬区，除已为学术界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以外，现在更有洋海、巴达木、木納尔等纷纷亮相。近几年，吐鲁番考古工作又多有斩获，再次为学术界提供了多种珍贵考古文献资料。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一组短文，介绍的就是吐鲁番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史料的形态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但是涉及的历史至关重要。它们或者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往来的关键证据，或者是地方历史现象的重大解密，或者涉及帝国统一的文化密码，或者蕴涵影响世界后来格局的珍贵信息。点点滴滴，都为我们理解历史拓展了更大空间。
对于中古史研究者来讲，吐鲁番盆地一直是一个聚宝盆，因为近百年来这里出土的官私文书，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古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特别是，这些文书的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原王朝各项制度的了解，同时也使我们得以书写丰富多彩的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地方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高昌故城和周边石窟寺中出土的佛典、摩尼教、景教的经卷，更让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兴衰历程。
对于关注中外关系史的笔者来说，吐鲁番盆地本应有更多的有关西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亚）地区的记录，但相对来说，我们过去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的信息甚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玄奘离开高昌去西天取经时，高昌王麴文泰修书二十四封，致中亚各国首领，希望他们关照玄奘的行程。这表明在麴氏高昌国的末期（7世纪上半叶），高昌与中亚许多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吐鲁番文书中的记载并不多见。
2004年7月，当我在吐鲁番文物局看到一张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送使文书时，不禁为其所记录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这样的音译人名和熟悉的“焉耆”地名所吸引，可惜，文书上浓重的墨迹遮住了大部分内容，我们只能“望墨兴叹”。
2005年10月，我们组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整理近年来新出土的文书。2006年2月，在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我所关心的那件文书上的墨迹被成功清洗掉，露出一系列外来使者的记录：乌苌使、吴客、子合使、婆罗门使、焉耆王（见图1）。根据同墓出土文书和其他资料的考证，这是阚氏高昌王国（公元460—488年）的永康九年（474年）、十年（475年）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的记录，这里的乌苌使来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婆罗门”是印度的总称，婆罗门使应当是来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强国笈多王国；子合是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小国；焉耆则是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国；而这里的吴客，则来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刘宋王廷。此外，文书中提到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等没有标明来历的使者，应当是阚氏高昌的宗主国——漠北柔然汗国的使者，他们对于高昌国来说是熟悉的客人，或者说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必要再提他们的来历。这些经过高昌的使者主要前往两个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北山应当就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过天山，东北有路通向柔然汗廷。焉耆则是位于吐鲁番西边的绿洲王国，经过它，可以去往西域、中亚、南亚各国。
如果我们把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到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刘宋、乌苌、婆罗门等国标识在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知道这张废纸是多么地富于历史价值；加上原本被作为废纸而在背面抄写的占卜文书的文献价值，这样一张废纸就更加价值连城了。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的公元5世纪下半叶的中亚，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周边大国势力都想控制西域南北道、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的那些相对弱小的绿洲王国。北魏在公元439年灭掉河西走廊的北凉后，于公元448—452年间曾派万度归攻打焉耆、龟兹，但由于北方有柔然汗国的威胁，所以未能在西域站稳脚跟。与北魏敌对的柔然此时也伸出它强大的右臂，先是杀掉占领吐鲁番盆地的北凉后裔高昌大凉王沮渠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把阚氏高昌当成自己的傀儡。从这件文书看，柔然不仅牢牢控制了高昌，而且让焉耆国王前来漠北汗廷称臣纳贡，甚至还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控制了于阗、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进而影响到北印度的乌苌。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北方强国嚈哒击败萨珊波斯，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寄多罗（Kidāra）领地，随后在5世纪初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攻击于阗、焉耆等国。嚈哒的扩张并非没有遭遇抵抗，不论是萨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459—484年在位），还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454—467年在位），都曾努力与嚈哒争夺中亚，但都未能挡住这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蹄。在嚈哒的压力下，中亚、南亚的一些小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我们过去从《魏书》本纪中看到过许多中亚王国遣使北魏的记载，现在我们又从这件送使文书中看到他们越过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柔然汗国在五世纪后半中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送使文书还向人们展示了高昌在东西南北各国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说明阚氏高昌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国，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小小的一张废纸，几个使者的名字，居然记录了纷纭复杂的5世纪后半叶中亚历史的脉动。使者往来的背后，蕴藏着我们还无法了解的玄机，不过就是这些四面八方的使者汇聚高昌，已经可以让我们得知在旅途艰难的古代，各个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远比我们想象的频繁，而这种外交网络的背后，也透露出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物品贸易、文化交流的信息。
在出土这件送使文书的张祖墓中，吐鲁番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女性衣物疏、张祖买胡奴券、高昌供物差役帐历等文书，以及占卜书、择吉文书、历日、《孝经义》、《论语》古注本等典籍。如果我们知道此前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只有哈拉和卓90号墓属于阚氏高昌时期的话，就可以明了新出土的这批阚氏高昌的文书和典籍的重要性了。而这里着重说的送使文书，不过是我们利用吐鲁番文书来重写历史时最为惬意的一个例子罢了。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7年0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