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之自由开放

蔡元培长北大期间,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最近看书,读到几则有关北大佚事,觉得很能证明其开放精神,因录述如下。

马非百(1896年生,先秦史专家,曾在河南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华书局等单位工作)初到北大入学时,依照规定,必须找一个京官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他是从乡下来的,没关系可找,便写信给校长,说明这制度与当时的民主运动精神不合;并表示,如一定要照办,“宁愿退学,也不愿低头求人”。结果蔡元培校长给马非百回了一封信,且态度非常,称马(学生)为“元材先生”(马非百原名),末尾自署“弟元培谨启”。信中说,法国各大学并无此制度,不过本校系教授治校,必须经教授会议讨论通过才可决定。最后表示,如愿意,可以找他本人(校长)做担保人,“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秘书长代我签名盖章”云云。蔡元培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两种精神:一是尊重下面(这里是学生)意见,二是不破坏制度。

当时沈士远先生讲《庄子》,一篇《天下篇》几乎能讲一年。马非百反感这种讲课方式,认为这么一篇古文,自己去看半个小时也就够了,而沈先生差不多要拖延整整一年。他就写了一张纸条送给老师,说自己每年花好多钱来京求学,你却把这样一篇人所共知的古文来敷衍,就算此文中每字每句都是宝贝,合起来也不值得花费这许多学费。他说:“从今日起,我正式宣布退课。”看来那时老师有老师的自由,学生也有学生的自由。

此外,马非百先生还讲了一件事。他在北大读书时,不满意当时的考试方法,一次考伦理学,他没有照题作答,但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这样的题目有什么考试意义?大家都在谈先秦诸子的伦理学,而没有谈老子的,“我现在特把老子伦理学写出一个轮廓,如可用就请采纳”,否则希望另写一篇补充。结果不仅没有被批评,还给了满分。

北大学生为“实行新生活”宗旨,曾组织过“曦园”,据说牵头人为邓康(即邓中夏)。大约1919年秋天,中国文学系邓康发起一张以“实行新生活”为标题的油印传单,准备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由学生集体租用房屋一所,本着“劳工神圣”的精神,不用听差,不用厨子,一切有关采购、炊事、清洁、卫生、挑水,直至掏粪事务,全由同学自报认责担任,并尽量订阅进步性的报纸杂志,费用由同学分摊。参加者有很多后来的名人,如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杨东莼及马非百等。据说在“五四”前,邓中夏(邓康)是一个“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的人,到那时,却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非新书不读,非白话文不写了。有一次,马非百托人买来一部王先谦注的《庄子》,刚从邮局取回来,被邓康看见了,立即抢过去,毫不留情地把它撕碎了,并且说:“到今天,还在读这样的旧书,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这样看来,是不是也有点“自由”过头呢?你的自由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了。

(资料来源:《马非百自述》,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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