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他们的脸｜史景迁、本雅明、卡帕、寇德卡
电影《廊桥遗梦》
01
史景迁的追问
左：史景迁
右：杨小彦绘史景迁
一个外国人，把中国历史写得生动有趣，其背后的动力，除了我们所以为的“学术职业”，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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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02
让建筑跳舞的盖里
左：杨小彦绘盖里
右：弗兰克 · 盖里
十几年前吧，布拉格，一个冬天的晚上，零下十几度，我和夫人疾行在宁静的马路上。因为我执意去目睹一栋楼房，亲眼瞧一下晚上神秘的情形，所以就有了这一次奇特的建筑寻觅。很快，我们站在这楼房前，它似乎要垮掉了，十几层高，却斜依着靠在主楼边上，从楼顶往下滑动，照着力学的规律呈现出发软的弯度。夫人觉得稀奇：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楼房？完全不靠谱的外观，凝固的垮相，人在里头，感觉是不是也会下坠？
设计者叫盖里，一个加拿大人，如今名满天下。楼房完工于1996年，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那个时候，盖里还只是刚刚开始他伟大的建筑事业，好不容易弄到一个为主楼加建副楼的设计项目。可方案一出手就让委托者吃惊。这不明摆着要反建筑吗？还好，委托者有胆识，居然接受了，而且还建成了。今天，这栋叫“Dancing Building”（跳舞的楼房）的建筑已经成为布拉格的一景，人们在逛完古老的巴洛克城堡之后，来这里驻足，深刻感受一下世纪分裂的视觉快感，以及设计者疯狂的意图。
跳舞的楼房、迪斯尼音乐中心、古根海姆博物馆
盖里可以说是建筑界的超级搞手，学术上叫“解构主义”，实际方针是反建筑！
现代主义建筑从19世纪末芝加哥重建时兴起的摩天大楼开始，经过百年的发展，刚好走向了它的反面。建筑不再是神圣的资本符号，而是怪异的几何象征。但是，又有谁能够否认其惊人的美学效果？不知道起步于芝加哥的怀特，目睹盖里跳舞般的风格，会作何感想？
洛杉矶市中心的“迪斯尼音乐中心”，有兴致的可以围绕它转一个圈，会看出其中的音乐性。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不仅让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名满天下，而且，不期然会想起生活放荡的古根海姆小姐。这博物馆的外形似乎是她最恰当的视觉纪念碑，并印证了当代艺术的放肆与自由意志的放纵。
建筑一跳舞，挺拔就被弧线所取代。我们住在这弧线里，不飘忽恐怕也难。
《弗兰克·盖里传》以建筑师的人生重要节点和高光时刻为篇章，通过大量的采访记录与资料调查，完整呈现了盖里从犹太移民成长为建筑师的一生。传记侧重于现场重现，举重若轻地揭示了盖里建筑作品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他在“局外人”与“圈内人”的身份转换中，如何得以坚守“前卫”，化解“争议”。更重要的是，成功带来的焦虑和理想带来的踟蹰，又如何通过艺术与科技得到平复，并带他迈向下一个巅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对于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作品和人生，同样适用。
03
摄影流浪汉寇德卡
左： 约瑟夫 · 寇德卡
右：杨小彦绘寇德卡
手持135相机四处晃荡，根本就不是为了纪实，也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流浪！
寇德卡的摄影行为让我明白了这个普遍的真理：摄影使流浪获得了终极合法性。
我们总是把摄影，当然，我这里主要指135相机的抓拍行为，说得非常的神圣。摄影人端着精致的莱卡，胸怀远大的理想，为了留住历史的现场，追踪伟大的瞬间……
其实，没有这样复杂，只是想到处流浪而已。
俗话不是常说吗，为了远方和诗，我要去寻找真理。可是，一个人为这诗意胡乱地出远门，我们又如何得以区分疯子和诗人？
关键是，流浪是所有男人的梦想。不仅青春期如此，老男人更是如此！
憋在家里多烦呀！可能还有个老女人整天没事干地管着你！
但是，没有人会欢迎一个从天而降的流浪汉。
同样，没有人，尤其是女性，风韵与情感俱在，会拒绝一个风尘仆仆的摄影人。
《廊桥遗梦》的传奇就是这样开始的，一个《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进门讨一口水喝，女主人惊喜万分，接着，新生活不期而至地铺开了它撩人的一面。
只能是摄影师。
只有摄影师才拥有这一特权。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航空发动机工程师寇德卡，自从他拿起相机四处晃荡，过着居无定所的孤独的野外生活后，居然会变得如此地快乐。因为，流浪是他的理想。
其他对于摄影的解释，基本上都是假美学的胡扯，都是不敢流浪的人在虚构流浪时写下的幻觉……
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二十世纪的众多摄影大师中，他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独来独往，拒绝解释自己的作品、拒绝发表艺术观，几乎除了发表照片之外，他拒绝了一切。他说：“我不会以其他摄影家说些什么来判断他的照片，我是以照片来判断他们，而我也希望自己能受到同样的准则来判断。”
04
卡帕的生与死
左：杨小彦绘卡帕
右：罗伯特·卡帕
卡帕和布列松个性完全不同。卡帕是个冲动型的帅酷男子，喜欢出众，喜欢被关注。所以他要冒险，否则生性无从彰显。布列松则不无羞涩，不愿意曝光，不愿意被拍照，躲在某个角落，默然注视，不动声色地按下快门。
所以，卡帕注定要身着士兵服装，全身披挂，奔赴前线，在血火交加的战场紧张地穿梭，紧张地拍照。走近是他的信念。其实，他何止走近，他是要置于其间，感同身受。这让我想起主张干涉对象的克莱茵。但卡帕没有那么多前卫的艺术观念，他也干涉，但他的干涉方式是，尽可能出现在生死的一瞬间。这时，无人会在乎一个手持镜头闯入的摄影师，然后他才有机会近距离地获得一张绝对自然的切片。关键是，这切片是带血的。
克莱茵的干涉是一种侵犯。卡帕的干涉是，他也是战士，他只在拍摄同类而已。
卡帕一生的工作方式被《倒下的西班牙士兵》所定格。因为这一定格实在难以想象，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质疑其中的真实性。
摄影让流浪获得了合法性，摄影也让镜头侵犯成为可容忍的事实。卡帕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只有摄影，才让生与死广为人知。因为生与死藉此而获得了它的物理形状！
这个不可思议的形状！
卡帕最后还是死在了战场上。1954年，在越南北部，他不幸踩中了一颗地雷。
唯独自己的死没有留下任何形状。
卡帕有着典型的冒险家的性格，他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已成为摄影领域的“金句”之一，而他自己，则成为了战地摄影师的代名词。
《失焦》是罗伯特 · 卡帕亲历二战的摄影手记，作品忠实记录了他在战争中经历和感受到的一切。展卷阅读，有时会哑然失笑，而更多的时候，则会让人心情沉重。卡帕深深热爱生命，热爱和平，他厌恶战争，痛恨自己的职业——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生死只在一瞬间，任谁也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当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甚至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然而卡帕却以近乎“冷酷无情”的冷静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他的文字，他的照片，无一不充分体现出这种冷静，而隐藏在冷静背后的，是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
05
敏感者本雅明
左：瓦尔特·本雅明
右：杨小彦绘本雅明
1839年摄影术的发明，是人类视觉史上的重大事件。
以此划界，视觉史或可分为两段，之前是以手工绘制为主要手段的风格演变史，之后则是以摄影为技术基础的视觉生产史。
在风格演变史中，艺术家是主角，是天才，他们依据承传有续的图式去创造。艺术品则高居于趣味的云端之上，让民众只能仰望。而在视觉生产中，机器观看与技术复制成为主要方式，尽管图像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大量旧有的痕迹，但归根结底，因为其产出流程已经改变，因此，创作变成了生产，批量替代了独幅，作品演变为产品。
重要的是，随着相机的普及，图像最终变成了一片海洋。于是，视觉的平民时代也就降临了。
瓦尔特 · 本雅明
当然，如果活在1839年前后，目睹摄影术的出现，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独特的氛围，可能并不能意识到上述所说的转变，更遑论划界意识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根本就无法廓清摄影这一事实。
摄影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历史来看，第一个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深刻揭示摄影的意义，挑明其中的价值，正是生前一直在学术上挣扎、个人结局充满悲剧性的犹太学者本雅明。
本雅明很有点先知的气质在。
先知一定是敏感的。本雅明就是一个敏感者。对摄影的认识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其实，我更着迷于他对巴黎诸多细节的诗意描述，一种介乎散文与学术之间的文体，总是让人恍惚，徘徊其间，不忍离去。
大概，这当中正潜藏着一种敏感。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德国哲学家、文化批评家和散文家。出身犹太望族。1920年定居柏林，从事文学评论及翻译工作。1933年，纳粹上台，他离开德国，定居巴黎，继续为文学期刊撰写论文和评论。1940年，法国沦陷，本雅明南逃，在出境的数次努力均未果后，身心俱疲的他在法西边境的小城博港选择了自杀。他的著作在其身后大量出版，为他赢得了越来越高的荣誉。
本雅明的思想融合了德国观念论、浪漫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犹太教神秘主义等多个传统中的元素，并在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领域有持久而深切的影响。他最广为人知的论文包括《翻译者的任务》（1923年）、《摄影小史》（1931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和《历史哲学论纲》（1940年）等。
✍作者介绍✍
杨小彦
视觉理论研究学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著述有《看与被看：摄影中国》、《新中国摄影60年》、《篡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