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论文，读了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这本书写的很跳脱，旁征博引一大推，看着感觉挺乱，就将我能看的懂得、能理顺的部分记了下来。其中有些部分既然他自己说的很模糊（其实是我看不懂），那就怪不得我生拉硬套给他补完整了。
作者简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5日）后殖民理论创始人，代表作《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葛兰西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功能性的，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要看他是否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能。他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教师、教士、行政官吏。这些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与阶级或者企业直接相关，赢得更多权力，获取更多控制。对于有机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资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资本主义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按照葛兰西的说法，如今的广告公司从业者、市场部人员、公关团队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与技术为公司赢取更多的市场，为资本家攫取更多的利润，这些人便可以视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试图在社会中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改变他们的心意、赢得赞同，他们为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竭诚服务。葛兰西把知识分子视为符合社会中一套特殊作用的人，这种分析比后一种更接近现实，尤其20世界末，许多新兴行业印证了葛兰西的见识——广播员、学院专业人士、软件开发员、媒体律师、业务顾问、政策专家、政府顾问，以及近代大众新闻业这一行业本身。一般来说，在资本社会中，于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的任何领域工作的每个人，都是葛兰西所定义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生产，就是散播着符合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另一种观点是精英式的（一般来说，不包含女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人类良心，他们支持、维护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他们的形象往往是：特立独行的人；敢于向权势说真话；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不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都是可以直接批评、直截了当责难的。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代表性：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是上电视。葛兰西知识分子观的那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是萨义德所不能割舍的，但他明显更属意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强调。虽然他吐槽另一种知识分子观的精英主义气味，但其所要求的不畏权势、耿直雄辩的知识分子性格是萨义德十分激赏的。
“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任的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
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意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迎合讨好权势者或传统者。不只是被动的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现今的媒体工业流通着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知识分子必须时时刻刻维持警觉状态，才能永远不被似是而非和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只有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对抵抗随波逐流的诱惑。萨义德认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知识分子们总是试图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到他国身上，而对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绝口不提。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反省美国，大力批判美国对待印第安人、黑人、南方奴隶制的方式。在那不久之后，托克维尔身为法国国会的一员，对于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政策涉入很深。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实施更残酷的虐待、屠杀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却辩护是正当的。这里非常明白，使他前后矛盾的就是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和社会公共机构的关系上，米尔斯说：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成为为数不多的圈内人。这些圈内人不负责任、自行其是地做出重要的决定。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或来宾、顾问、经理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的毕生工作都仰赖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者们所给予的赞赏和漠视。在以往，职业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来源，大众传媒扩大了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级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成群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公共机构结盟，并从那些机构中获得权力和权威。这些有机知识分子供职于大学、政党、智囊团，随着机构的兴衰而兴衰。这里的问题是：不依赖，因而不受制于他或她所属机构的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可能存在？萨义德认为有——用业余的态度，用喜爱和兴趣越过界限和障碍。（我觉着有些玄乎，不是很相信靠态度就有效，我觉着他提的这个问题就有问题。说白了，萨义德所期许的知识分子就是向保守开战的激进分子，非要说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搞那么委婉干什么）与社会机构的紧密结盟可以引申出关于专门化的讨论。九十年代之后，从西方进口的现代学术体制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跑到大学里就职，学科间专业化程度逐步加深，壁垒越来越高。他们仰赖教育机构给予的专业认可和权威赋予。过去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活动家，在学院外奔走疾呼；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是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他们有着安稳的收入，对外界兴趣寥寥，文笔深奥，充满晦涩的专业术语——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成社会的改变。对萨义德来说，专门化意味着——至于对文学——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它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是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成为文学专家意味着把历史、音乐或政治排除在外。到头来，身为完全专门化的文学知识分子变得温顺，接受该领域内的所谓领导人物所允许的任何事。他认为，专门化意味着划定界限，建立权力和权威，其追随者会无可避免的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举个例子，国家对于大学的科技研究提供的金钱超过任一单一捐献者。而在美国，一些反游击战的进行，是为了支持在第三世界的政策，这些研究直接应用于秘密行动、阴谋破坏，甚至公开的战争。美国集中化力量，民主党或工业党；军火、室友和烟草公司成立维持的的游说团体；大型基金会——他们都雇佣学院专家进行研究和计划，以推展商业和政治进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V411B79r（B站一个视频讲美国烟草公司如何收买医学界宣称：烟与肺癌无关）人总是诞生在一种语言中，并基本一辈子活在那种语言中，那个语言成为他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知识分子的特别之处在于每个社会中的语言社群被已经存在的表现习惯所宰制，这些习惯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现状，并确保事情能平稳、不变、不受挑战的运行。语言有其堕落的一面，当语言冲洗人的意识，诱使它被动地接受未经检验的观念和情绪时，结果便是心灵的麻木与被动。以新闻业为例，在美国，一家报纸的范围和势力越大，声音就越权威、越与社群紧密认同。一家全国性报纸，它的社论反映的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整个国家所认知的真理。社论中用“我们”既指编辑自己，但同时也暗示着民族集体认同。这有点类似于民族文化的传播。阿诺德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社群所最优秀事物的沉淀，知识分子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使得他们理应宣告和代表民族文化，并使之广为流传。这就像近代的新闻业一样，知识分子的角色理应是协助民族的社群更感受到共同的认同感，当知识分子在向大众散播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产品时，同时也通过这些语言产品，询唤着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萨义德认为，关于群体或民族认同，知识分子的职责应当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背后有时可能会是一段不光彩的对外侵略扩张、殖民压迫的历史。《福柯与权力的想象》中，萨义德谈到福柯有关权力的书中有很惊人的模式：权力总是在压迫、降低抗拒。如果你想从福柯的书中找到关于抗争的观念，根本就找不到。福柯沉浸于权力的运作，而不够关注抗拒的过程，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论来自于对法国的观察——他根本不了解殖民地的变动，对世界各地表现出有异于他所知的解放模式，他似乎没什么兴趣。有关抗拒、抗争、斗争的考量，是福柯议论中的严重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