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大树
——怀念老书记王凯同志
孟元勋
王凯是南关的老书记，地道的农民，一辈子当村干部，一辈子受苦，一辈子做好事；从解放初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到文革的中后期，一直担任村里的社长、党支部书记等职。2021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也是他去世36周年，在他64岁的人生中当干部就33年。
很早前就想写纪念王凯的文章，却始终未能如愿，但又一直割舍不下。去年10月，他的儿子培林与我相见谈起王凯时，我才深感王凯是南关的宝贵财富，是一面铮亮的镜子，宣传、弘扬王凯精神，不仅是对他一生无私奉献的情操和卓越业绩的肯定，更是对后人奋发有为、开启新程的动力，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近南关要举行纪念他的活动，我再次回到村里，在那条街上徘徊、在他被拆除了的院落徜徉，昔日老宅的丰姿荡然无存，然而我依然能强烈而深切地感受到，老书记的形象如同他房后那棵大榆树依旧巍峨壮观：劲枝参天，冠遮云日。我豁然开朗：这这棵大榆树不正是王凯闪光形象的象征吗？
二
小时候，我跟娘到一个叫新堡湾的河槽里玩，一个30多岁的农民领着人们用镢、镐刨石沙，用戧子往起䃚石子，起塄造地。歇的时候，他手拄铁锹站在人伙里讲话，时而挥动着手，指着远方，时而神情严肃好像在批评什么，大家认真地听着。讲话的人叫王凯，人们叫他小名“生娃。”这是第一次印刻在儿时心中的王凯形象。后来，我在街上常常见他抗着锄或锹收工或出地，见他赶车送粪，见他背田……他和其他农民一样普通却又如此特别。我每逢上学校路过他家的大门口就不由驻足，注目于他深院的住舍：他，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神秘而令我敬仰。
解放初，我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土地私有制，“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不久，他和姚迎喜、王斗红先后创办了互助组、初级社的西社和东社、高级社，将分得了耕地的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单门独户牲口不够、农具不足等困难。这是好事、大事，也是难事。它不仅是对经营现状的变革，更是对几千年封建观念的挑战，当时，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敌视的，有怀疑的，也有观望的。有的人甚至因为想不通走上不归路。农民糜某无法释解心头疙瘩：亲兄弟还得分门另户，何况“张王李赵”挤在一打，还谈什么过光景，于是“大难临头”之感挥之不去，在极度抑郁中饮刀自尽。由此可见当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何等之难。王凯和他的同仁们又是怎样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南关涵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披荆斩棘踏出一条金光大道的呢？
在南关，“东社”、“西社”、“高级社”成为那个火红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1953年，南关的高级社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扬，高级社社长王凯就是全村农民走集体道路的带头人。
1958年初，南关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庆祝“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树立。队伍前头敲锣打鼓；任三焕老人、安二焕老人手里摆动着笤帚，耳朵上挂着红辣椒，脸蛋抹着鲜艳的红色，裹着的小脚踏着鼓点尽情地扭秧歌。从此，“南关农业高级社”的牌子换成“铁家会人民公社南关生产大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凯，是怎样的走马上任又是如何烧起“三把火”，儿时的我对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记忆模糊。但王凯领我们学生植树造林的事至今清晰如昨。
王凯带领师生，到村东南的一个叫“风筒”的荒漠地里埋压树条，搞绿化。他挖坑，检查学生们坑挖得大小，土压得薄厚；讲植树造林对南关多么多么重要，会带来哪些好处等。顽皮的男孩儿们似乎对他的要求并不在意，而最大的兴趣是在这片广阔荒野里的打逗嬉闹。无意间我的锹顺肩冒了出去，身后的王二兰、姚云云同学，险些被伤，引来一阵大呼小叫。这一切被赵子甫老师看到，他吓得双手颤抖怒冲冲地奔我而来。我心慌地直跳：挨打呀!关键时刻王凯书记过来了：“你是谁的儿子？”“孟成义的。”“呵，三虎子！”书记的过问，解除了我的尴尬和恐惧，也缓冲了老师的气劲。他对围拢过来的娃娃说：“锹头没眼，俺娃们千万别瞎忽绕，用它是来挖坑栽树的，它可不是玩具。”而后，他指着漫漫沙丘，条条荒沟，兴冲冲地说：“别看现在荒凉，咱们苦战几十年，南关就会出现’远山近山花果山，荒沟荒滩变绿川’的美丽景象。”他的一席话把我从眼看要遭批的宭境中解救出来。小学生们激动不已，种树的热情高涨起来。可第二年，所植的树苗不知去向，纵然有几株努出绿嘴儿，也逃不了羊群的扫荡，灰眉楚眼，没劲道。好多人都在暗暗摇头。
王凯又来了，他牛住栽树这股劲不动摇，不断琢磨着其中的奥妙，开始实行“群专”结合的绿化战略，跟着他的不仅有学生，还有成群的大人们，在沙丘舞锹弄镢.......十多年的专业队绿化，十多年全村人的冬闲变冬忙，南关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西寺门苗圃欣欣向荣，连元沟桃梨累累，田间道路绿树成荫，户户院落花果飘香。南关掩眏在一片绿荫里，成为远近闻名的绿化先进大队。
当人们在地头乘凉的时候，当人们擗一绺嫰枝喂羊的时候，当娃娃们用树枝编织凉帽的时候，自然会记起绿化南关的“林业状元”们，那些平平常常的社员，更不会忘记带领他们锲而不舍的王凯书记。全国特等劳模、平顺县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顺达，有着“能种一棵，就能活一片坡”的坚定信念，力排众议，不怕失败，硬住头皮荒山绿化，换取了满坡松林。人们说王凯就是南关的李顺达。
上世纪五十年代，扫盲识字活动风生水起，南关的“民校”应运而生。民校是村中的一座院子，有正房、西房和东房，除东房一位哑巴住着外，其余都是教室；木头制的黑板下边由四条腿支撑着；教认字的“老师”是村里“睁眼”（有文化的）人和小学教员。
晌午饭后，民校房上村干部举起用钢铁叶做成的圆锥体的长喇叭，紧挨着嘴唇、仰着头使劲地“广报”，吆喝社员们上民校识字。于是，民校热闹起来：大爷叔叔们嘴上叼着旱烟锅，巴哒巴哒地过烟瘾；大娘婶婶们一见面，“锣一套、鼓一套”快要把房顶嚷翻；老师在黑板前再三呼喝的声音也抗不过“女高音”的震撼。可是，只要王凯一坐，教室立刻安静。民校里书声琅琅、笑声朗朗。此外，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每人包教一个文盲农民，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由学校老师统一出题，每人每日学懂三个字，定时对“小手大手”检查、评比。我包教的是巷（hang）廊头起的王堂婶婶，每天下学后到她家教识字。她说认不了字就交代不了生娃，没脸面。
在街头多个大幅宣传标语和黑板报上，写的画的都是有关扫盲识字的内容，赏心悦目。更有趣的是一些临街人家窗户的木板板上，毛笔写得识字顺口溜吸引了路人，“坐立门户住房、刮风晴天晚上、油盐酱醋辣椒、锅碗瓢盆瓮缸，”书写工整，意趣横生，据悉是村上“文化人”张德新所书。写在“兴隆店”南房窗的木板不知什么时候不在了，房屋已经坍塌，然而，每每路过这里时我们总要回眸良久。50多年后，我和当年的小伙伴二迷虎常常念叨它，背诵着木板板上写得识字顺口溜。可见当年民校、识字、扫除文盲活动多么深入广泛。在我年幼的心灵深处，蕴涵着对南关一种妙不可言的愉悦和骄傲。“民校”是跨越世纪的靓丽彩虹。
我想，如果“扫盲”劲风拂荡到今天，村民对先进文化的追求，像上民校一样热情执着，那么“文房四宝”必成为村民家中的座上宾；茶余饭后，街谈巷议，“诗书琴画”都会是他们的热门话题。什么“麻将摊”、“网吧”、“烟鬼”等不干净的东西自然无处藏身。人们羡慕的、竞争的是人才、是时尚，那又是何等境界！
王凯是普通农民，在关键时刻却又是那么与众不同。
1957年夏的一天中午，突降暴雨，村北的滹沱河山洪暴发，石头泥沙倾泻而下，河畔的农田像被割豆腐似的，大片大片正在开花的山药地被洪水冲垮。洪水逼近村庄，我们一群好事的娃娃们跑向大河。山洪巨浪的泥土气味，石头沉闷的撞击声响彻河畔。王凯手拿铁锹“虎”在河边，后边很多人跟着他。“娃娃们往后，往后！”他不停地呐喊。他指挥着，扑着身子和民兵将砍倒的树木拉到岸边，把树头探到洪浪里，树杆埋压在岸上。他的果断、沉着犹如勇猛的斗牛士，何顾洪水的危险，何顾溅起的浪花拍打在身，有人拉他，示意他注意安全，他全然不顾。半天的奋战终于控制住了洪水的肆虐。他一步一瘸走在回村的路上。60多年过去了，王凯高大的身影，抗洪抢险一幕如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
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是王凯立党为公、为干为人的原则。有一年大队的120斤苛蓝种子失盗，有人诬告是社员韩章生所为，公安局来人也锁定了韩，只欠王凯点头定案。但是王凯认为，越是众口嘁嘁喳喳越需要冷静，办案要凭证据。结果真相大白，并非韩所为。“四清”运动中，县委驻南关工作队长杨守仁，轻信馋言以“殴打贫下中农”罪，将大队公安员王来礼报公安局被捕。对此，王凯据理力争，甚至与杨守仁拍桌子翻脸。杨对他说：“你再不和工作队保持一致，小心你的后果。”那个时候“四清”是压倒一切的主流，来势凶猛，工作队说啥就是啥，谁敢说半个“不”字。王凯不畏权势仗义执言，不断向上级反映，要求对王来礼案澄清事实昭雪平反。他的意见引起县委重视，县委派员来调查清楚后，撤走了工作队。王来礼无罪释放。
王凯当南关党支部书记经历中曾有两次离岗缷任，很快又两次受命于危难之时。一次是1959年他从南关书记的位置上，被调任铁家会公社综合加工厂书记兼厂长，第二次是“文革”中被打倒两年后，又“官复原职”。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王凯告别了他创办的公社综合厂，再挑南关党支部书记重担。
那时的南关：人均口粮由1958年的360斤下降到1960年的180斤毛粮；17个小队中仅3个小队日工分可分3、4毛钱，其余小队拉平的、倒分红的。青黄不接时，村民瓮无粮，锅无米。地里的野菜挑（挖）完了，杨树、柳树的头砍秃了，榆树皮剥光了，河滩的蒲根刨尽了。饥荒像恶魔严重威胁着人们，患浮肿病的社员与日俱增，人心惶惶。
王凯一颗拯救饥荒的火热的心在熊熊燃烧。他以救济粮救济款的分配为契机整顿班子，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严于律己作表率，使人心很快得到了安抚；他走家串户一方面做好宣传，将群众团结起来共渡难关，一方面调查群众所缺口粮，积极向上反映。一位与之较熟的县委领导质问他：“王凯，你南关要求吃救济和大山里的二茄蓝村有啥分别？”也有人说他的这种举动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要他注意。但王凯“我行我素”，他敢于直面县委书记，很快引起了时任县委书记秦廷机的关注，及时来南关大队调查，搭救了饥饿的村民。
造成饥荒既是因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也是浮夸风酿成的祸根。
1959年，场里的粮食还没打完，公社多次要求各大队在原报产量的基础上再提高产量总数，当时，有别的大队干部因为与上级“顶嘴”说了真话，遭受了不白之冤，甚至被“丢三角”（被几个人围着推来搡去）、被开除党籍。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就是统一收购，统一供应（销售），报得多自然征收得就多。浮夸风直到1961年仍然存在。王凯在大是大非面前，面对上级的压力、面对官僚主义的淫威，不顾个人得失，敢讲真话的精神是多么可贵，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他带领群众积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生产自救运动。
1961年，村南叫“甜苣圪垴”的坡上热闹了起来：民兵们赤脚的，光膀的，个个汗流浃背，随着优美的硪声唱和，硕大的硪墩猛地被举起，随即狠狠落下，铿锵的硪声是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难忘怀——村里破天荒兴建三级高灌站。在电闸启动的那刻，盆口粗的清水喷上山坡。赶来观看的村里人，比在庙场院唱戏还红火：有掬起水往嘴里灌的，有撩划起水耍的，有跟着水往地里跑的，欢呼声、水流声弥漫于田野。历来已久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谁不开心！
难忘怀——高灌站的高压电线于1962年延伸进村里，家家户户电灯通明，告别了祖祖辈辈油灯的暗淡岁月。“点灯不用油”的神话，活生生地变成现实。
难忘怀——风趣的老人，拿旱烟锅在电灯泡上对烟，开怀戏谑:王凯的灯光明亮不能对烟。
难忘怀——高灌站一级钵的蓄水池，是娃娃们打江水的好去处。夏日中午，村上的小小们光着屁股，扑通扑通跳进水中，戏逗、搏浪。从此，南关一代孩儿们有了敢于下水、勇于冲浪的底气。人们感叹，党支部、王凯真的给人们干了一件大好事。
他引进良种，推广了“金皇后”玉米种植；推广了氮氨化肥施用；扩渠修田增加水地，粮食产量稳步回升；开办砖瓦场，集体经济有了发展；推广绵羊改良技术；展开声势空前的绿化,绿化工作被评为全县先进......在他的带领下，各项成绩斐然。原士林被繁峙县人民政府授予“林业状元”；农民绵改技术员王十娃，出席全国青年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王凯一贯重视南关的教育，困难时期千方百计挤出资金补修学校，还免费吸收了杏园村的学生来读完小；全村300多名学生无一人辍学。1962年升初中已成为全社会的难题，是王凯焦头烂额地奔波求助，才成立了南关“农中”，解决了本村和十里八乡学生念初中的困难。他真是棵遮风避雨奉献荫凉的大树呀!
七
正当南关风生水起、百废待兴的时刻，与他同庚的妻子于1963年撒手人寰。那时他的长女出嫁了，在家的四个儿女大的16岁，小的18个月，沉重繁杂的家庭重担落在42岁的王凯身上。这时面对集体与家庭的王凯该怎样抉择？假如他缷职，无可非议；若当个“摔手掌柜”，靠嘴巴遥控工作，也没有一人会说“不”字。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克服重重困难，本本分分地践行着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职责。
王凯丧妻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他早早起来做好全家一天的饭，尔后由二女儿照料家里。外出开会，或在抢锄的季节，就请岳母来帮忙。村里一切会议开在晚上，参加开会的人来的迟，散会后又不走，他回到家里已是深夜。热在锅里的饭，早就凉了，他顾不上吃，摸着一个一个熟睡的娃娃们的头；他翻出二儿的裤子，对着灯捉虱子，摇头长叹:“没娘的孩儿……”
王凯，命运多舛：8岁丧母，16岁爹去世，中年丧妻，老年丧女，人生大不幸他都饱尝了。一次做早饭，蹲在灶火前做饭的他不停地一把一把擦着泪水，发现儿子看他，他调转了头，怕儿子伤心。
长子培林初中毕业后，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王凯有意给儿子找对象成家，对他已故的妻子好歹也有个交代。1968年，在苏联陈兵百万于祖国北疆的关键时候，他毅然送儿参军，彰显了他博大的爱国情怀。
王凯1966年被打倒，这是他第二次从书记职务上下来。1969年秋，他再次出任村干部，不久又挑起了党支部书记的重任。当时的南关：闹派性，涣散，落后。大队办公室仅有一条杨木板凳，一头无腿架在铁炉上。县武装部李福部长见状愤懑而去。王凯不记“文革”中所遭受的委屈，不记前嫌，雄心勃勃准备重振“家业”，凭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他很快排除了乱、散的状态，稳定了大局。按规定，大队干部每年补助430个工，可他和社员一样，坚持回小队劳动记工分，干一天记一天工分，放弃补助待遇。这看起来似乎简单，但真正坚持下去并不容易。当时许多大队的干部，甚至一些小队长都成了“摔手掌柜”，他们衣裳穿得棱铮铮的，没有一星土毛毛儿点儿，迈着消闲的步子，悠哉、悠哉，到头来什么也少不了，严重脱离了群众。所以上级大喊“干部参加劳动”，真正做到者却寥廖无几，王凯却做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
无论是在三年的困难时期，无论是家庭的不幸遭遇，还是养儿育女的艰苦岁月，他始终拒腐蚀洁身自好。他的一位儿女亲家以为王凯是个“官”，但自女儿和他儿子结婚后方知王凯家里“穷得只有炕板石了。”王凯自律自戒，甘守清贫的心灵是那么清纯，这也是他“一声喊到底”众心所向的根源所在。
他宽广的胸怀还在于培养青年。合作化期时，组织安排他去培训，意在提拔他为国家干部，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而他却向组织推荐了他的助手村干张鹏。当年和他一起共建初级社的姚迎西，已当上乡干部，领工资吃供应粮，而他还在村里。是他没能力吗？不是。他是基层最具实力的青年干部。是组织考察不合格吗？不是。时任县委书记的王珍曾登门请贤。他几次放弃提干的机会固然有多个原因，但对这片黄土地，对南关父老乡亲深情的爱是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
王凯“文革”中复出后，他把许多青年推到了小队长或大队干部的位置上，让他们成为南关的有生力量。那时，我被老书记推荐为生产小队副队长、大队科研队队长、“革委会”副主任。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了，逐渐了解了王凯，他想的、说的、做的一门心思是南关、是集体，是群众。他认识、处理问题的观点与方法，甚至一言一行都潜移默化使我受到了教育。
南关需要像王凯一样有浓烈“乡愁”情感的儿女，无论守村的、在外的，都豪情满怀共织“南关梦”，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家国情怀的升华，更是我们后人的责任担当。
我的祖籍是阜平县，解放前祖辈逃荒来到南关，至今五代人在这里休养生息。和我家一样从河北和别地而来的有40多户200余人，同样的感受是：南关没有宗族大户的压制，没有“飘零小户”的自卑，这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形成这样的良好环境，彰显的是村民的豁达，也有党支部以及老书记的良苦用心和博大胸怀。
当了20多年“一把手”的王凯，因身体原因当副职负责砖场，他甘为助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能上能下的思想与作风是干部队伍的一面镜子。
1985年，64岁的王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王凯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过遭受磨难与不幸的时光，但无论是顺是逆，是喜是悲，这位普通的农民，黄土地的好儿子，村民爱戴的好书记，他的心里始终奔涌着热血、慷慨与激昂。他一生清贫，而给南关留下的精神财富雄厚无量。他的儿女秉承父嘱，自强自立，勤劳致富，为父亲的名字增添了光彩。长子培林军旅20余年，从战士成长为军官，荣立三等功两次，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王凯出殡那天，村民们为这位好支书送行的场面悲壮感人。36年过去了，人们怀念着他而且将继续怀念下去。南关召开隆重会议，缅怀王凯对南关的卓越贡献，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王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他的精神就像村中那棵大榆树一样，深深植根于老百姓的心中。
2021年7月2日于忻州
文字编辑：杨荣 图文编辑：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