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次深情回眸中，重塑经典的当代价值

　戏剧艺术的生命动力中跳动着强烈的“当代性”

　　“观众对剧目思辨性的接受和理解，对剧目思想性的追求，是远远超乎我原来想象的。”国家大剧院话剧《基督山伯爵》导演王晓鹰说，这一点“指导”了他的整体创作。相比于寻找一个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主演，他大胆地把这个主角一分为三，让代表邓蒂斯青年时期、身陷囹圄时期和成为“基督山伯爵”后的三个灵魂状态，共同交织在舞台上进行凝视与对话。

　　于是可以看到，当“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愿望全部得到满足后，囚犯邓蒂斯走上前，“如果我，没有变成我，我还能得到正义吗？”原来，基督山伯爵并不存在，一切都只是他的一个梦想。这样的“意料之外”，让很多观众颇感震撼。

　　“这是一次中国心灵与西方幻想故事有意义的互动对话。”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梁超群说，戏剧艺术的生命动力中跳动着强烈的“当代性”，这是文学资产宝贵的“另一部分”，提供给一代代后人反复使用，在每一次深情回眸中，重塑经典的当代价值。

　　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面世以来，其中最吸引人的便是邓蒂斯从监牢脱困后变身伯爵，“惩恶扬善，快意恩仇”的故事情节。过于追求通俗而缺乏更深入的内涵，《基督山伯爵》在文学史上遭到过一些批评与争议。今天把它搬上舞台，是仅仅复刻传奇元素，让观众获得一个很“爽”却不那么真实的短暂的心理满足吗？

　　“'经典’与'当代’接通，在舞台演出实践中有很多方式和可能性，而在处理演出结尾时，依靠对思考隐喻、象征意境和人生况味的延展深化，留下一个切入当今时代的情感通道或思想接口，是诸多途径中的一种。”王晓鹰说，《基督山伯爵》在当下的创作意义，是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哲学思辨性的反思，“仇恨本身并不深刻，真正可怖的是仇恨对人的异化。人类要学会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恶念和欲念抗争”。

　　新版话剧《基督山伯爵》中，邓蒂斯一直在做自我反思与斗争，在 “复仇”的过程中，他从快意恩仇、绝不手软到慢慢学会宽恕，乃至为所爱之人选择牺牲自己，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丰满。尾声处，囚犯邓蒂斯还在不停地挖山洞，而地道真的打开了，光也能照进来，他是有可能走出地牢的。《基督山伯爵》带来了“等待和希望”，编剧喻荣军说，“如果邓蒂斯真的逃出了地牢，他会不会真的去复仇，真的去宽恕？每一个观众都有自己的答案。”

　　文学经典的回归是“狂欢飞行后的落地重走”

　　近年来，“名著话剧”的创作回潮，或从一个侧面显露市场对“精神产品”的高度期许。文学经典，一直以来都是各种艺术创作的核心资产。虽然在内容爆炸式生产与消费的时代，对它的注意力容易失焦或产生偏移，但 “回归”却是必然。梁超群将其形容为“狂欢飞行后的落地重走”。

　　文学力量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剧作家就是文学家”的含金量，但另一方面，经典又成为舞台创作者最大的压力来源。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胡志毅教授认为，二度创作既容易被束缚在对经典的仰视之中，创造性被完全遏制，同时也会遇到在重构与变形中迷失本义的危险，使创作变得肤浅而不深刻。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即将推出新版话剧《红楼梦》的消息，让众多戏迷、书迷对于这部皇皇巨著如何呈现抱有巨大的期待。据悉，话剧《红楼梦》时长将达到八小时，分上部“春夏·风月繁华”与下部“秋冬·食尽鸟亡”，覆盖完整小说内容。每个人物都会在开篇提前得知自己的结局：贾宝玉看到贾府的覆灭，黛玉预见宝玉与宝钗成婚，王熙凤梦到自己的死……创作打碎了原著的叙事结构，将人物与他们的故事重新揉捏成网，通过话剧、戏曲、现代舞等传统与当代艺术元素的融合，在雾里看花般的审美氛围中展现命运与个体、家族的深沉关联。

　　话剧《红楼梦》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认为，戏剧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和优势，在名著的搬演中，找到和观众产生共鸣的角度至关重要。“《红楼梦》兼有世俗与性灵之美，古典文学的深邃表达，决定了话剧的呈现不可能是那么通俗的，但同时也不会以'颠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而是希望能在展现文学思想性的过程中，提供给今天的观众一种面对现实生活的力量。”他说，读者和观众们动用他们丰富的情感、智慧和练达，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体会人物的不甘和不屈，话剧将为他们架起情感的桥梁，舞台将成为观众走进古典名著的索引，为历史和当代建立联系，让观众舒服地走过去，走进传统文化广阔的精神世界。作者:童薇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