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重新做一个读者
人生只有一世，因而最令人惊诧莫明的是置身那些恍若隔世的瞬间。比如你突然读到这样一段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
我们这一代的幸福在于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使命，我们因苦难的磨砺而坚韧，并在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丰富和完善着自己，从而获得了一种成熟的理想主义。......带着个人的独创性加入传统，加入一代人的创造，是个人实现自身的唯一方式。而诗人是一种加入的最典型的体现，因为诗是人生命存在的最高方式。
接下来作者引用《论语》中的一段著名语录来“勉励和告诫”自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作者是一位八十年代颇有影响的先锋诗人。这段文字摘自他致友人的一封信。指明这一点是为了确认其激情的真实性。然而曾几何时，写下这段文字的激情之手却早已抽身而去；即便它回来，也会认不出以至根本否定当初的激情。这双手现在在做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种今昔对比的巨大反差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无意讲述某个诗人的故事；同样，上述追问也并非针对某一单个的诗人。谁都看到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诗的窘境。它象一辆突然熄了火的机车，不但失去了当初的势头，而且面临着乘客们纷纷罢乘的局面。随着大众媒介和大牌明星互相爆炒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盛事，诗和诗人的社会地位也一路看跌；时至今日，其公开身份竟已沦落到介乎若有若无、似在非在之间。这就足以让一些人忧心如焚，或者幸灾乐祸了。在前些时京城某家报纸组织的有关讨论中，认为诗的现状和前景大大不妙者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其中最耸人听闻、最具现场效果、因而也最能反映此类讨论本质的说法是：诗坛已“风流云散”，诗歌队伍已“全军覆没”。诗和诗人就这样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宣布“集体下课”。
没有一个真正潜心写作的人会把此类说法当回事儿。但不可回避的仍然是：在这种今昔对比的巨大反差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总是为了某种需要（首先是为了实现某种权力），人们发明了一些似乎具有魔力的思想和话语方式。今昔对比即是其中之一。它可以是一碗“忆苦饭”，其中半是沉痛半是甜蜜，半是对从前的指控半是对未来的赞美，而综合效应是对当下心安理得；它也可以是一朵隐藏在既往岁月迷雾中的玫瑰，以其幽缈的暗香引诱你“回归”某一“黄金时代”，而这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它同样可以是一片在头顶聚散不定的乌云，从阵阵威胁性的雷鸣中不断筛下“危机”的阴影，以诱发某种类似受迫害狂式的焦虑，这样的焦虑会使你无意识地倾向于寻求某种庇护。奇怪的是，在主流诗歌界，至少就近十多年而言，与“今”相对的“昔”和终将成“昔”的“今”之间似乎完全不存在界限。事实上，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关于“危机”的警告或抱怨一直不绝于耳，即便在表面看上去最红火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尽管是另一套说法）。所谓“朦胧诗”面世时如此，所谓“第三代诗”当潮时也是如此。只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危机论”持有者们才变得稍稍平和些，以致可以流露出一丝怀旧的温情。这种使危机常态化的、单向度的、几近一成不变的今昔对比又是怎么回事？
让诗和人相互比附是危险的。但诗确实和人一样，有一半是（经由具体的诗人和诗歌舆论）活在记忆里。二十世纪中国诗歌（所谓“新诗”）的特征之一就是切断了与三千年自我记忆的联系，开始新的自我记忆。在这种新的自我记忆中，“革命”的经验无疑是其坚硬的核心部分。新诗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又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时期象二十世纪这样，使诗在大部分时间内和革命如此直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革命”是诗最重要的灵感和活力源头；反过来，诗也是“革命”最忠实的鞍前马后。诗从“革命”那里认取了它崭新的信念和使命；而“革命”也赋予了诗以前所未有的价值和光荣。诗和革命的这种亲密关系同时也决定了诗和大众的亲密关系。因为革命同样是二十世纪大众的上帝。革命－大众－诗，圣父－圣子－圣灵式的三位一体；而既然“革命是千百万人民大众的事业”，诗当然也是千百万人民大众的事业。革命要求诗首先做到的就是－－套用兰波的一句话－－“大众化！必须绝对地大众化”，而诗确实做到了：和５８年大跃进民歌的奇观比起来，白居易问诗于老妪算得了什么呢？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如此深入人心的时刻吗？没有！
诗和革命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这场浪漫史在新诗的自我记忆中留下的自然不仅仅是浪漫；正如这场浪漫史本身一样，其中也充满了龃龉、错位、对抗、冲突、游离、出走、迷失，乃至清算、斗争、苦难、屈辱，如此等等。然而所有这些不但没有削弱、消解，反而强调、凸出了“革命”的经验在新诗自我记忆中的地位－－让我再重复一遍：前者无疑是后者坚硬的核心部分。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必须充分估计这种经验的复杂性。
记忆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事件本身活得更长久；不但如此，它也活得比我们想象的更积极。它既不止是岁月的遗迹，象博物馆里的风景画；也不只是固定的参照，象史家所说的“镜子”；它还作为我们思想、行为、评价的某种内在依据和尺度，有效地参与着当下的生活。更能表明记忆有效性的是它（通过文化教育和集体无意识）具有可遗传和可复制的特质，据此记忆能轻易地穿越时间和观念之墙；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记忆本身也一再变形，成为纳博科夫所说的“关于记忆的记忆”。
在文章开头摘引的那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辨认出三重“关于记忆的记忆”：革命的（在诸如“生命的意义和使命”、“因苦难的磨砺而坚韧”、“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成熟的理想主义”等用语中留下的痕迹）、外国诗论的（Ｔ.Ｓ.艾略特关于传统和个人才能的论述留下的痕迹）和传统士大夫的（由引用的《论语》语录及引用这一行为本身所体现）；但关于革命的“记忆的记忆”无疑起着主导作用。它统摄性地把所有这一切综合成“我们这一代的幸福”。这段话的语气也更象是一位革命前辈的遗言或在某次誓师大会上的发言；除了全景式的语言视野外，还体现了不在场的“大众”所具有的份量。
或许一段话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偶然的特例。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大得多的范围内作某种整体性的回顾。例如，关于革命的“记忆的记忆”在所谓“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显然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第三代”这一意味深长的命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即以一种看似谐谑的方式，自我确认了它与革命的血缘关系。说“自我确认”是因为缺少称职的洗礼牧师。但这非但不影响，反而有助于证明其革命血缘的纯粹性。确实，在经典的社会－文化革命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革命”也早已被从内部耗尽了生机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这场诗歌运动更能反映“革命”在二十世纪所具有的特殊魔力呢？开天辟地的宣言、惊世骇俗的壮举、反传统、对权威不屑一顾、密谋、串联、审时度势、唯我独尊、（在纸上）拉山头、搞飞行集会，诸如此类，举凡人们熟悉的种种革命的常规意识、方式和手段，这里大多不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场运动象是一面记忆的凹镜，容涵着形形式式的革命风云并把它们混而为一：农民起义的、城市暴动的、红卫兵的；达达主义的、“拉普”的、“波普”的，如此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心理学－审美范围内，既尽可能按其本义去理解，又充分考虑到新的历史语境；换句话说，这里关于革命的“记忆的记忆”与对革命的戏拟和表演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
一位青年诗人把他撰写的回忆录命名为《左边：毛 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他至少表现出了对自我经验的洞察力。另一位相比之下则似乎尚未摆脱自发阶段：出于对他的一部长诗未能受到他所认为的公正评价的不满，他警告说：“不要用以前所有关于诗的成见来阅读这部作品”。他的振振有词体现了众多“先锋”诗人乐于暗中遵循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关于革命的“记忆的记忆”可以被私下兑换成绝对的艺术独创性。
我无法指望通过这样一篇杂感式的文字厘清诗和革命之间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复杂纠结，而只想提示人们注意，这一纠结并没有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自行消失；我的提示与其说意在回答文章开头所提的问题，不如说意在对所提问题的经验和逻辑前提进行必要的追问。事实上，对这一前提的觉察一直是当代诗歌焦虑的根源之一。早在七十年代末，北岛就曾面对“大海”和“落日”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想静静地航行”；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刘翔仍然不得不沮丧多于激愤地质问：“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风暴来保证/这地狱般的庄严与安宁？”
刘翔的质问对阅读也同样适用。不过这一质问很可能最终还是会落实到诗人头上。在这一具有讽刺性的情境中，当代诗歌的经验读者、标准读者和隐涵读者（按艾柯的区分）似乎各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审美时空；在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不得不自己同时兼任标准读者和隐涵读者；结果反而是占阅读人口绝大多数的经验读者（也包括这一意义上的批评家）显得更为超然。说“超然”是因为他们的阅读期待受制于另一条中枢神经，其最敏感的部分奇妙地混合着对“革命”的模模糊糊的记忆、怀旧的需要和文化－审美主体的幻觉。由于有那么多被压抑的内在激情需要被占有、被煽动、被挥霍，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源源不断地出现具有“轰动效应”的诗，或诗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轰动效应”。遗憾的是诗一直没有满足、以至越来越远离他们的美好心愿。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类似恋情一再受挫的悲伤，或被迫长期使用代用品的屈辱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为了排遣和平衡这种消极的心理，不失时机地将其转化成诗的“危机”的渊薮大概是最有效的做法。当然他们随时准备与诗和解，条件是还给他们一场迹近“天 安 门诗歌”那样的盛举，或让他们看到新的郭沫若、马凡陀、郭小川和贺敬之。
诗歌在公众舆论中的衰败构成了世纪末一个小小的文化景观；然而，立足诗歌自身的立场看，情况也可能相反：正在衰败的不是诗，而恰恰是那种认为诗每况愈下的公众舆论，是这种舆论看待诗的一贯眼光，是形成这种眼光的内在逻辑以及将其与诗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记忆。
这里的“衰败”并不相对于“新生”。它仅仅意味着无效和言不及义。
我无意据此为诗当前所面临的窘境强作辨护：一方面，这种窘境是由诗的本性与一个越来越受制于赤裸裸的利益原则的权力－商业现实关系不适以至格格不入所决定的，除非将其视为一种挑战，否则既不值得、也无从进行辨护；另一方面，真正自主自律的诗歌写作多年来已成熟到不需要任何辨护的程度。从七十年代末的“回到诗本身”，到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的“多元化”追求，再到九十年代的“个人写作”，当代诗歌对其独特依据、独特价值、独特使命的逐步意识和深入过程，同时也是应对和超越自身的持续困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诗人们早已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经验。事情很简单：除非放弃写作，否则诸如“非中心”、“边缘化”等等，所有这些被公众舆论和某些批评家看作诗之不幸的，对真正自主自律的诗歌写作来说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是说诗人们必须忍受并习惯于这种“不幸”，而是说它恰好是恪守本义的写作或写作的本义之所在，恰好为诗保持其内在的活力、难度和不可消解性之所需。作为反证，我注意到八十年代热衷于诗歌运动的诗人后来大多陆续停止了写作。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诗歌运动在九十年代的终结并不仅仅如其看上去的那样，是一种被强行遏止的现象，它还体现了诗歌自身发展的某种趋势。它在现代诗歌运动似乎已经接近尾声时重申了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吉姆费雷尔所说的“少数派的坚强意志”。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诗的“窘境”正是它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