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理府文昌信仰探析
摘要：元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后，中原文化沿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深入云南。明清大理府的三十多座文昌祠庙和相关的书院、庙学以及文昌祭祀、洞经谈演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文昌信仰的典例。明清朝廷的官员、士绅、移民和道士共同推动了文昌信仰在大理地区的传播。
关键词：文昌信仰；南方丝绸之路；明清；大理府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原文化传播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大理地处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道的交汇点，西接永昌道延伸至滇西其他地区。文昌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
一、明清大理府文昌祠庙考察
文昌祠庙是供奉和祭祀文昌神的重要宗教场所，按其称谓不同，有文昌宫、文昌阁、文昌祠、文昌庙、梓潼观和桂香阁等。明清时期，大理府各州县修建了大量文昌祠庙。此外，明清大理府辖区内建书院，兴庙学，很多事项与文昌信仰紧密相关。这些文昌祠庙、书院和庙学不仅作为大理府文昌信仰的物化载体，而且成为明清时期大理府文昌信仰的有力佐证。笔者对明清大理府的文昌祠庙、书院和庙学的分布情况和管理组织形式做一定的分析，以期了解明清大理府文昌信仰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文昌祠庙、书院和庙学日常运作情况。
（一）明清大理府的文昌祠庙
明清时期，大理府下辖太和县(府治地)、赵州、邓川州、云龙州、宾川州、云南县和浪穹县，这些地区文昌祠庙的分布如下。
1.太和县的文昌祠庙
太和县有文昌祠庙2处。大理府府学西边有1座文昌祠，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太和·祠庙》载：“文昌祠，在府学之西，正统年间知府贾铨所立，肖文昌之像于其间。”清康熙年间，该文昌祠历经两次修葺，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知县孙世大重修”；另一次是“署府同知傅天祥捐修，至是丹之、垩之、髹之、绘之，焕然一新已。乃造殿庑位主，皆花边朱漆金字，及诸祭器、乐器、工歌、羽钥无不备，具有参议。”大理府治西北角有1座文昌忠孝祠，据清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七《群祀》载：“文昌忠孝祠，在府治西北隅，李元阳建。今康熙三十一年，提督军关诺穆图增修为桂香书院云”，该祠由官至监察御史的大理白族文士李元阳于明嘉靖年间首建，提督军关诺穆图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该祠旁修建桂香书院。
2.赵州的文昌祠庙
迄清乾隆年间，赵州至少有文昌祠庙19座。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赵州·祠庙》记载明代赵州文昌祠的具体位置为：“在州学之右，旧在文庙戟门外，今知州李宁移置于学之右。”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赵州城内新建文昌祠和魁星阁各1座，其位置为：“文昌祠，在庙左，新建。魁星阁，在庙左，新建。”至清乾隆年间，赵州全境文昌祠庙数量猛增，据清康熙《赵州志》卷二《寺观》记载文昌宫：“一在州前，一在东门，一在南门，一在梓潼观，一在北门外，其在弥渡者则有十四。”由此可知清乾隆年间赵州境内至少有19座文昌祠庙，是文昌信仰最为兴盛之地。
3.邓川州的文昌祠庙
邓川州供奉文昌神的场所有2处。明崇祯年间，邓川州城内建有文昌祠1座，“有楼，知州敖浤贞建”。另有三德祠1座，供奉文昌帝君、许真君、诸葛武侯。据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大理府·群祀》载：“三德祠，在邓川州城西门内，因迁州治，惧有龙妖。明崇祯间，知州敖浤贞建。祀文昌帝君、许真君、诸葛武侯镇之。”
4.云龙州的文昌祠庙
雍正六年(1728)，云龙州新建文昌祠庙1座，清雍正《云龙州志》卷十二《艺文志·新建文昌宫碑记》载：
乙己冬，予奉命来牧是邦，下车之日即北向嵩呼，上谢圣恩而万岁，龙亭设于武安王庙，九叩之下局蹐靡宁。越二日，而谒文昌宫，见其卑陋湫偪，是皆边裔士绅，未知尊君敬师之道，致乏彬彬郁郁之风。予既知是州，大惧弗称，乃进师生父老，共谋而振作之。未几，博士以学田进为宫基址，因往观焉，见其西山环翠，东水拖蓝，俯视金泉，如指诸掌，而近廓民居，远峰烟树，无不历历可望，实为祝厘兴贤之所。于是自捐清俸，倡率士民，芟榛辟址，鸠工庀材，前建六角亭，安奉万岁龙牌，翼以两庑，为官绅习仪之处，外树大坊，以肃观瞻。后创桂香殿三楹，肖文昌像，使士知向慕而愤发焉。
由上述碑记内容可知，雍正六年(1728)前云龙州境内有1座文昌宫，因“卑陋湫偪”规模较小，知州陈希芳上任后捐出俸禄，于学田上新建规模较大文昌祠一座，塑文昌神像以供崇祀，以弘尊师之道、扬崇文之风。
5.宾川州的文昌祠庙
宾川州有文昌祠庙2处。清雍正《宾川州志》卷九《祠祀》记载了1座文昌祠庙的具体位置：“文昌祠，在城内东北。”
清雍正《宾川州志》卷十一《寺观》载：“右有文昌宫，乡人士时于此肄业焉。”
6.云南县的文昌祠庙
云南县为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驿站，设有云南驿，云南县有文昌祠庙3座。清康熙《云南县志》之《寺观》载：“文昌宫，在南城下。”清光绪《云南县志》卷六《祀典》载：“文昌宫，旧在城南，乾隆四十一年，邑人移建西街。嘉庆八年，南街绅士又建梓潼观于旧址。咸丰七年，城陷俱毁，今暂祀五云书院。”可知云南县的两座文昌宫虽毁于咸丰七年(1857)杜文秀起义，但乡绅仍然继续在五云书院祭祀文昌神。
7.浪穹县的文昌祠庙
浪穹县有文昌祠庙4处。清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七《寺观》载浪穹县文昌魁阁：“在儒学左，明万历乙卯，知县李在公建；康熙二年，知县罗旹升重修。”清光绪《浪穹县志略》卷六《寺观》记载文昌宫：“旧《云南通志》：一在城内东街，一在城内西街。”清光绪《浪穹县志略》卷五《义学》载城北义学：“在城西北十里凝北文昌宫，康熙二十二年，知县王度昭设。”可知浪穹县城文昌宫的义学，是由知县发起设立的。
现将明清两代大理府文昌祠庙的数量分布情况整理于下表：
据上述考察可知，明代大理府文昌祠庙的地理空间主要散落于太和县、赵州和邓川州；至清光绪年间，大理府的文昌祠庙数量猛增，遍布于辖区内的四州三县。对于文昌祠庙在大理府各州县内具体的分布，大体有这些类型：第一类是独立的文昌祠庙，以文昌为主神，另有从祀神；第二类是位于城内，附于庙学、书院的文昌祠庙，该类祠庙将文昌神与孔孟神像一起供奉，作为学校崇祀文昌和先师之场所；第三类是文昌祠庙与佛寺、道观、民间神祠一起存在于某个区域，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宗教信仰空间，此类较典型的分布方式是文昌祠庙与魁星阁存在于某区域；第四类是将文昌神与道教神灵(真君)、佛教神灵(菩萨)或历史人物(诸葛亮)供奉于同一座庙里。从族群分布上看，这些文昌祠庙不仅分布于汉族地区，也延伸到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成为多民族交流、融合、认同的文化符号。
清代咸丰年间大理府辖区内的很多文昌祠庙因兵燹被毁，其原因为杜文秀起义攻陷大理府州县城，城内的文昌祠庙等建筑被摧毁或改建为清真寺。杜文秀起义之后，各地官绅士绅重新修建文昌祠庙，作为祭祀之所。这说明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和地方需要等因素将影响文昌祠庙的兴废。
（二）明清大理府的书院和庙学
明清时期，大理府各州县有大量书院，书院作为科举制度下儒生学习之所，在文昌祠庙的基础上开书院或在书院旁修建文昌祠庙是书院教育与文昌信仰紧密结合的体现。
明代大理府有桂林书院，在文昌祠的基础上修饰而成，供儒生在文昌祠内书院读书，文昌祠兴学以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明隆庆《云南通志》卷八《学校·书院》载：“故有文昌祠，重加修饰，以观童蒙，俾知俎豆之事。阁前为翼楼，左右共得二十四户牖，以居生儒。穹门长廊，下至庖湢什器之属，纤细毕备。楼前植桂，悉然成林，以某年月日经始某年月讫工。孙公乐观其成，给都养田十二亩，而题其门曰'桂林书院’。”从二十四户牖的学堂教室，可知该书院生员颇具规模。
清朝大理府的桂香书院前身为文昌祠，经官员关诺穆图扩建易名而成，是清代祠庙兴学的典型例证。清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九《艺文·桂香书院记》载大理府桂香书院：“故为文昌祠，祠有楼，曰'桂香’。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提督军关诺公拓之为'桂香书院’云。”
清朝大理府的中溪书院，是以白族大儒李元阳(字仁甫、号中溪)之雅号命名，并在康熙年间桂香书院的基础上修葺而成。清乾隆《大理府志》卷七《学校·书院》载大理府中溪书院：“在府治西北文昌宫后。本朝康熙三十一年提督诺穆图建，原名'桂香’。雍正元年，太和知县龙为霖修，易今名。四年提督郝玉麟复增建。”
清朝大理府的览凤书院设立于文昌楼内，由清雍正年间官员汪邦彦修建。清乾隆《大理府志》卷七《学校·书院》载大理府览凤书院：“在州城内，即文昌楼，本朝雍正四年知州汪邦彦建。”
云南县的九峰书院于明万历间修建于县治南面，清乾隆年间移至文昌宫内。清光绪《云南县志》卷五《书院》载云南县九峰书院：“在县治南，明万历间，兵备道马鸣鸾建，久废。乾隆五十一年，移于文昌宫。”
明清时期，大理府兴办儒学、庙学，修建明伦堂、大成殿、文昌祠庙等建筑，置办祭器、乐器、工歌、羽钥等祭祀所需，为儒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和信仰空间。
清朝大理府设有义学，供寒门子弟学习，有的义学就设在文昌祠庙里。清乾隆《大理府志》卷十一《学校·义学》载宾川州有义学两处说：“一在城中文昌宫，一在周官营大乘寺，知州封国辅延师训课。”
由以上述梳理可知，明清时期大理府辖区内的书院和庙学主要由官员、士绅建办，相关书院、庙学的建办与科举制下文昌信仰的兴盛密切相关。
（三）大理府文祠昌庙、书院和庙学的管理组织形式
明清大理府的文昌祠庙、书院和庙学主要由官员倡导，经政府出资、官员捐俸、地方募捐等形式修建、管理。文昌祠庙的日常管理，由道士、僧人或当地士绅负责，对祠庙里的香灯加以照料，配合文昌祭祀等事宜。文昌祠庙、书院和庙学有特定的产业，收取租税供日常活动所用。
文昌馆是管理书业的公共组织，清朝云南县的文昌馆设立在文昌宫内，每年收取一定数量的租谷作为日常管理所用。清乾隆《云南县志》卷二《义学·文昌馆》载：“文昌馆，在禾甸街文昌宫，知县李家俊置，设有租谷，每年十一石五斗入馆。”清光绪《云南县志》卷五《义学·文昌馆》载：“文昌馆，在禾甸街文昌宫。雍正十年，知县李家俊设，每年束修京斗谷十六石。”
清光绪《浪穹县志略》卷十一《艺文志·文昌宫置田记》记载杜友桐老人倡率捐资置田供文昌庆诞之用的情况：
然神既由人而成，必有降生之辰，二月三日之祭其来已久，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吾滇与蜀连壤，帝君之祀最盛。浪穹城内西街，旧有文昌宫庆诞之会，分四班轮流管理本街经费，临期措办，动辄告窘。杜翁友桐，倡率同人，捐助资财，置田若干亩，收其租息为庆诞之用，四年而一周，可免匮乏之虞。翁虽已逝，其事长留，恐其久而湮也。勒石记之置田之数，具刻其阴。
从上述记载可知，文昌祠庙、书院和庙学有自己的房产和田产，定期向租房者收取一定数目的银两，向租种者收取一定数量的粮食，甚至直接收取租息，这些收入成为维持文昌祠庙、书院和庙学日常运作的经费来源。
二、明清大理府的文昌祭祀和洞经谈演
文昌神领文昌职司，主持文运。祭祀文昌神是文昌信仰的具体表现。明清时期，全国文昌祭祀如火如荼，大理府为南方丝绸之路要道，文昌祭祀也非常兴盛。洞经乐是文昌信仰传播的一大媒介，明清大理府的洞经谈演，是文昌帝君信仰兴盛的重要标志。
（一）明清大理府的文昌祭祀
明清时期，大理府各州县祭祀文昌的日期不定，有的地方春祭和秋祭都举行，而有的州县则只举行春祭或秋祭。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十八《大理府·祀典》载大理府文昌祠的祭祀为：“春秋二丁祭。”清乾隆《赵州志》卷一《风俗》载：“十月，庆文昌诞。”清道光《赵州志》卷一《民俗》载：“二月，庆文昌诞。”
明清时期，大理府在每年春秋二丁日祭祀孔庙的同时附祭文昌祠庙。清乾隆《云南县志》卷一《祀典》载：“每岁春秋，同文庙祭。”清乾隆《大理府志》卷十一《学校》记载文昌祠和魁星阁的祭祀时间为“俱于丁日附祭”。每逢农历二月初三帝君诞辰之日，大理府各州县举行隆重的文昌祭祀活动。
大理府各州县的文昌祭祀对祭祀者、祭品、礼器等也有要求，尤其是文昌升入“中祀”后要求更高，主祭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知府、知州或知县，陪祭官、承祭官、通赞和引赞也由官员担任，其他的文官、武官(县衙、训导署、教谕、典吏署、兵弁署官员)要陪祭，乡里的学子和部分百姓参祭。此外，还有歌童、舞队数十人在祭祀中演唱。祭前，要求管理祠庙的人打扫庙宇，祭品也要按祭祀关帝的规格准备，即除了常用的香花果品，还要加用“太牢”(牛、羊、豕)，对于祭品和礼器的数量、颜色、摆放位置等都有要求。清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一《学校》记载文昌祠和魁星阁所需牲品银数量为：“旧制，牲品银各四钱。”清咸丰《邓川州志》卷四《风俗》载：“余则尊祀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十室之邑，必择地营殿宇，恭值诞期，牺牲虔祭。”清咸丰《邓川州志》卷七《秩祀》载：“岁以春秋仲月，长官躬诣致祭。是日昧爽，庙祝洁扫殿宇，内外具祝版，备器陈，行礼仪节，均与关帝庙同。”文昌祠庙祭品、祭器的陈设，祭祀礼仪的举行与关帝庙相同。
大理府各州县祭祀文昌宫前殿和后殿采用特定的祝文和祭文。清道光《赵州志》卷二《学校·文昌宫祭文》载大理府赵州祭祀文昌宫前殿的祭文为：
维大清道光 年 月 日，大理府赵州知州某，致祭于九天开化七曲文昌宏仁大帝神位曰：惟帝迹著西潼，枢环北极。六匡丽曜，协景运之光华；累代垂灵，为人文之主宰。扶正以彰，夫感召荐馨，宜致其尊崇，兹届仲春(秋)，用昭时祀，尚其歆格，鉴此精虔，尚飨。
据上述地方志的记载可知，大理府各州县的祝文为赞颂文昌主持文运禄籍，忠孝护国和灵迹昭著等内容。将明清时期云南省大理府的文昌祝文与其他省的文昌祝文进行对比，就能发现各地文昌祝文的格式基本一致，内容基本相同，这说明地方的文昌祝文来自朝廷所颁定的文昌祝文蓝本。
（二）明清大理府的洞经谈演
据民间口碑材料，明洪武年间，来自中原地区的官员、士兵、商人、艺匠安家落户于太和县、邓川州、云龙州、云南县等地，将洞经乐也带到大理府各州县。每逢农历二月初三，他们谈演洞经庆祝文昌帝君圣诞。明代四川状元杨升庵于嘉靖三年(1524)被贬至云南永昌后，将四川梓潼七曲山的洞经乐曲《玉律诗章》带入大理。杨升庵谙熟音韵，是一位琵琶演奏高手。
洞经社是谈演洞经的组织，明嘉靖九年(1530)下关成立的“三元社”和大理成立的“叶榆社”是云南最早成立的洞经社。三元社的社长为翰林学士赵雪屏，经师为自南京至滇道士真人吴之旻，客席上座为杨升庵；叶榆社的社长为大理白族李元阳。据三元社会友名册《长生录》载：“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大理、下关曾派人到梓潼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三元社的传承机制较好，继第一任社长赵雪屏后，“隆庆戊辰(公元1568年)夏，举隐轲公为二任社长，王真元为上座，梁羽子为经师，谈经十二部，习百曲”；“万历丙午(公元1606年)推举李霄鸿为三元社长，何常弘为上座，玉笛山人为经师”；“崇祯庚辰(公元1640年)何守智升社长，樊天龙为广座，河南龙门弟子赵阳伯道人为经师”。清乾隆三年(1738)，三元社改名为三元会，广泛吸纳名儒雅士、玄门高道成为会员，存有洞经曲谱数百首。除了上述的叶榆社、三元社(三元会)，明清大理府还有洪仁会、尊圣会、感应会、辅世坛、崇圣社、桂香社等洞经社。
文昌洞经会的举办有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仪制，洞经社的社长要在农历二月初三前发帖给新老会员并礼请官绅名流，洞经社的其他成员如执事、保管人等在文昌祠庙贴对联，备祭品，部置坛场。圣诞当日，官绅、民众聚于文昌祠庙，参加文昌洞经会。洞经谈演人员被称作洞经先生，洞经先生身着长衫，戴瓜皮小帽，坐在神位前呈“八”字对称排列的案台之侧。每排分上座与下座两班，上座的先生以演唱诗赞经文为主，兼奏各种打击乐器；下座的先生演奏丝竹乐器。主腔者基本为道士，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场面典雅庄重，具有浓厚的仙道风味。
明清时期，大理府的洞经谈演具有融儒道释三教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于一体的特点。谈演的乐曲不仅有《洞仙赞》《道人歌》《蓬莱阁》等道乐，还吸纳了《梅花引》《大晟乐》等儒乐和《菩萨蛮》《南无腔》等佛乐。洞经乐在白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白族民歌(如《蜜蜂过江》)和白族戏剧(如《大本曲》)的影响。此外，明清大理府不仅有“洞经会”“文昌会”，还有“关圣会”“玉皇会”“孔圣会”“龙华会”和“观音会”等洞经谈演名目。谈演活动的地点不仅在文昌祠庙，还在佛寺、孔庙、道观等地。谈演时供奉、礼赞的神灵不仅包括文昌帝君及其亲属、伺神，还包括关圣帝君、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观音菩萨、大黑天神、玉局持邦灵昭文帝等众多神灵。虽然这些谈演活动在经文和唱词等方面不同，但在乐队形式、乐器配置、乐曲演奏方式等方面则与《文昌大洞仙经》的谈演基本相同，由此说明这些洞经谈演在文昌信仰的推动下得以产生和发展。
经上述探讨可知，明清大理府的洞经社众多，洞经先生们在文昌帝君诞辰之日谈经演教，对文昌信仰的传播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明清大理府的洞经谈演受到儒道释三教和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熏染，逐渐成为融浓厚人文气息与民族民间于一体的音乐形式。
三、推动明清大理府文昌信仰传播的力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清大理府辖区内的三十多座文昌祠庙基本上是由官员、士绅修建，文昌祭祀仪式以官方为主导，洞经会的主要成员有官员、士绅，这说明官员和士绅是推动明清大理府文昌信仰传播的最大动力。
明清统治者重视“道统”，令天下建文昌祠庙，在书院、庙学等地崇祀文昌，使士人知“尊君敬师之礼”，以期达到神道设教之目的。
明清时期，大批内陆居民移入大理府各州县，这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移民成为文昌信仰在云南传播的忠实信众。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命傅友德为统帅，沐英、蓝玉为副帅，调集30万军队征讨云南，先后攻取了昆明、临安、楚雄、大理、鹤庆、丽江、金齿、车里和平缅等地。洪武十五年(1382)，基本平定云南全境，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等行政机构。洪武十九年(1386)，沐英指出“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垦，以备储待”。明朝下发诏书，将从征的兵士留戍云南成为“军户”，受到所属卫所的管制，他们事实上是被强制遣发的移民。民国《大理县志稿》卷六《社交部》载：“逮明初削平段氏总管，迁中土大姓以实云南，而吴越间汉族来者，纷纭踵至。”上述移入大理府各州县的军户、方技、商旅、戍卒等，不仅给大理府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带来儒道释典籍等。
在文昌信仰传播的过程中，道教的作用也需要特别注意。洪武十五年(1382 年)四月，明朝中央改制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隶属礼部。“道录司设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职，分左右设置，一职一人，即：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 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名，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名，从八品。在地方，府设道纪司，置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未入流。州设道正司，置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置道会一人。全未入流。州、府、县的道教事，均由道录司管辖”。宣德年间 (1426 年—1435 年)， 刘渊然 “奏请立云南、 大理、 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大理府·寺观》载道教栖霞观：“在府治之西北。宣德七年，刘渊然之徒芮道材授都纪，遂创之。今为道纪司，去栖霞之西二里许，有古灵观，为朵兮薄道纪司，其玉枢雷院、玄真观，则在府之前。”芮道材为大理府太和县人， “少业儒，后从长春真人刘渊然受栖神炼气之术，殓峨崀孽龙，除蒙化妖怪。宣德初入觐，特赐都纪，给驿以还。”
明清大理府道教的兴盛，道士人数众多，大量道教宫观纷纷建立，道教宫观供奉祭祀文昌帝君，弘扬帝君尽忠孝亲和恤孤荐贤等优秀品格，体现道教济世度人的情怀，而类似吴之旻、赵阳伯等精通音律的高道，更是明清文昌信仰在大理府传播的中坚力量。
明清大理府的文昌信仰与明清大理府的历史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官方的支持、移民的涌入、道教的兴盛使明清大理府的文昌信仰呈现独特的面貌。明清时期，大理府的文昌祠庙遍布于各州县，书院、庙学中很多事项与文昌信仰密切相关；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官绅和民众都要祭祀文昌神；杨升庵、李元阳、赵雪屏、吴之旻、玉笛山人和赵阳伯等人对洞经乐传播于大理府做出了巨大贡献，洞经谈演活动的开展是文昌帝君信仰兴盛的重要标志。通过以上探讨可知，元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后，中原文化进一步深入云南各地，考察南方丝绸之路上文昌信仰的传播发展，明清大理府的文昌信仰具有典型性。
作者简介：杨荣涛，男，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刊于《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