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讲述　　我的妈妈

童年

　　人的一生，都有童年。中年忙忙碌碌，把童年忘了。年老了，退休得悠闲，童年又回来了。

　　1932年，妈妈怀胎9月，把我带到了人世间。我的生命是妈妈给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根深蒂固。每当我无理哭闹，妈妈把我抱在怀里，那是我最舒适、最安全的天堂。妈妈一边走着，一边唱着她自编的安眠曲，安眠曲的曲调，至今我仍然记得。

　　我的大哥和二姐都在3岁那年患急腹症死了。我童年得了猩红热，妈妈第一次敢于违抗奶奶的旨意，请了西医，进行抗血清治疗（那时没有青霉素）。我活下来了。

　　7岁那年，我考进中法学校。一天，妈妈发现我双侧颈淋巴结肿大成串，那时没有链霉素，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形成“冷脓肿”，溃破后流脓，经久不愈。如果真如此，我很可能被中法学校开除。妈妈陪我去诊所，定期接受X线治疗，每天按时接送我上学。

　　妈妈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她在我二姐死后，辞去家教工作，专心做家庭妇女。我在双语学校读书，重点是法语。每天晚上，待我做完学校规定的家庭作业，妈妈就坐下来教我古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文本上，先学习断句，然后讲解文章的内容。她的教学方法近乎苛刻，一篇文章必须背诵下来，否则不准睡觉，从来不妥协。我那时常想，我真不应该长大。

冷暖

　　我家原来住在上海虹口区的大宅院，与下海庙一条街之隔。我的童年经历过“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战事起，家宅被日军炮弹击中，全家只能迁居法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上海，进入英法租界。爸爸失业，分文不入。日子久了，妈妈改变了生活方式。在寒冷的冬天，妈妈和姐姐去米店，排上长队，领取户口米。

　　家庭生活和周围环境完全变了。邻居的亲戚屡次怀疑我家偷了他家的东西，妈妈保持克制和沉默。为维持生计，妈妈和姐姐多次穿过楼道，抱着大包袱，把皮袄、皮大衣、纱罗蚊帐以及非必需用品等，分批去变卖了，可以当即拿到现金回家。

　　终于有一天，一位亲戚正式向妈妈提出，不让我们一家人使用公共的大楼梯，要我们在房间正面另开一扇门，爬小扶梯，下天井，直接出入大门。按理说，这所石库门楼房是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之前，我妈妈租下的。而亲戚们则是因为无处租房被妈妈好心召唤着挤进来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咄咄逼人的局面。但我妈妈从不吵架、不屈服，清贫而不失自尊。从此，我对人间世态炎凉有了切身的感受。

　　待太平洋战争结束，日军撤出上海，爸爸恢复了工作，妈妈终于带着全家撑过了难关。

　　我爸爸是个善良的人，烟酒不沾，一生不做坏事。他为人苟且求安，不求进取，没有朋友，对我们这个家，也没有负起该有的责任。爸爸青年时代，错失良机，没有上大学。妈妈记住这个教训，全家节衣缩食，却坚持把我和姐姐送入大学。

　　古有“孟母三迁”之说。我妈妈被战火所迫，多次搬家。她能“择居”，而至于“择校”，确实颇费一番周折。她为姐姐选择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清心女子中学，为我选择了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中法学校。此举决非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这两家学校，教学质量好，男女分校，管教严。

　　因家境拮据，姐姐上高中时一直勤工俭学。课余时间在学校图书馆工作，领取学校的助学金。放学回家，拿只小凳子，在楼梯拐弯处，坐在烧饭的煤球炉前，一边用扇子扇火，一边朗读课文。听着她读，我也把鲁迅写的《孔乙己》记住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姐姐高中毕业，选择了金陵女子大学。妈妈高高兴兴地乘坐火车，陪同女儿去南京。淮海战役打响，姐姐果断地只身挤上火车，回到自己的家。妈妈舒了一口气。不多久，妈妈跑到圣约翰大学，想求助于校长，让姐姐继续她的学业。可她哪里知道校长是谁。在校园里，她拦住了迎面驶来的一辆汽车。而坐在车厢里的正是校长倪葆春先生。就这样，我姐姐获得了在上海继续接受大学教育的资格。

身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祖孙三代挤在不足8平方米的陋室里。1971年，医院党委书记约我面谈，说要派我去西藏阿里。他坦诚地说，阿里是高寒缺氧地区，他也知道我左肺上叶肺不张，有呼吸功能障碍，但援藏医疗队需要我来当这个队长。

　　妈妈知道后对我说：“你应该去，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照顾好你的女儿。”当时，我的妻子在黄山，为架设高压电线的施工队服务。因此，我懂得妈妈说话的分量。

　　临行那天，我挂上两大包衣服和被褥，告别爸爸和妈妈。两位古稀老人和我5岁的女儿就站在门外。我头也不回，直奔车站。到达阿里两个月后，收到妈妈的第一封来信。方知离家那天，她一直跟在我们身后，隔着马路看我们上车，流着眼泪独自一人回家。

　　1979年，我被批准赴法国学习，回国后，遵照曾宪九老师的授意，忙着开拓危重病医学的新领域，创建我国第一家综合性重症监护病房。回家少了，我和妈妈的交谈也少了。我们家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改善，我很知足。在医院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妈妈始终把我记挂在心里，这一点我能感觉到。妈妈需要儿子的爱，但我却把妈妈疏远了，妈妈似乎感到儿子不再需要她。

　　有几次，我下了班，很累，躺在床上休息。妈妈一个人走来，坐在我的床边，似乎想和我谈上几句。我并没有理睬她，妈妈坐了一会，默默地走了。妈妈对我的爱是终生的，是无私的。她坐在床边的身影成为我心头的烙印。

　　1995年中秋节的上午，姐姐和姐夫都来看望92岁的妈妈。她老人家躺在床上，对着我们讲了一段简短的话，条理清晰。她在追思自己的一生。

　　姐姐和姐夫走后，她要我给她一片安眠药，她想睡一会。不记得过了多少时间，妈妈安详地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上午她说的话成了她诀别的遗言。我把妈妈生前亲笔写的两句话，刻在她的墓碑上：“历经坎坷·含辛茹苦育后代”“绝处逢生·发奋自强建家业”。妈妈的生命结束了，我也失去了我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