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爱丽丝·门罗：我没有一天停止写作，就像每天坚持散步

我没有一天停止写作，

就像每天坚持散步

问：珍妮·麦克克鲁齐

莫娜·辛普森

答：爱丽丝·门罗

译：梁彦

 摘自《巴黎评论——虚构的艺术》第137期

问：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认真写作了？

答：是的。我没有机会去尝试别的什么事情，因为没有钱。我明白我只能在大学读两年，因为那时候的奖学金只够维持两年的。那是我人生的一段小假期，是段美好的时光。大学时光是我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的日子。我大学第二年结束之后立即就结婚了。二十岁，我们搬到了温哥华。结婚是件大事——还有搬家，也是个巨大的冒险。在加拿大境内，我们搬到了力所能及最远的地方。我们俩一个只有二十岁，另一个二十二岁。我们很快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二十一岁时就有了老大。我在怀孕期间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觉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我要在孩子还没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实际上，我从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

　　问：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用于写作？

答：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的写作时间是在她们上学之后。那些年我非常努力地写作。我丈夫和我拥有一间小书店，甚至我在书店工作的那些年，也可以在家里呆到中午时分。我是应该在家里做家务，可我用来写作。后来，我不用每天都去书店上班了，就写到家里人回家吃午饭，还有他们吃完午饭离开之后。大约写到下午两点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开始做家务，争取在晚饭前把事情做完。

　　问：你在她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

答：是的。从下午一点到三点。我写出好多东西，不怎么好，不过，我还是挺多产的。在我写第二本书《女孩与女人的生活》的时候，创作力非常旺盛。我要照顾四个孩子，因为我女儿的一个小朋友和我们一起住，我还要每周在书店帮两天忙。我曾经试过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然后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这太可怕了，我可能要死了，会心脏病发作。我那时候大概只有三十九岁，可我却想到了这些；然后，我想，就算死了我也写出了那么多页的东西。他们会明白这个故事如何发展。那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

　　问：你在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住过多少年？

答：我在1951年底结婚，然后搬到了温哥华，在那里一直住到1963年。然后，我们搬到了维多利亚市，在那里开了间书店，门罗书店。我应该是在1973年夏天搬回来的。所以，我在维多利亚只住了十年。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二十年。

　　问：你怎么遇到格里的？

答：我在大学的时代就认识格里了。他是高年级生，而我是新生。他是二战后退伍的军人，也意味着我们之间有七岁的差距。那时候我十八岁，极度迷恋他。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他那时候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那个大学很小，所以你会认识每个人。他当时属于一个很小的团体——我们称他们波西米亚人。他们给文学杂志写诗，他们是危险的，醉酒闹事什么的。我觉得他和那个文学杂志社有联系。我在写第一篇故事的时候，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我可以把手稿拿给他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他会爱上我，事情就从那儿开始了。可我把手稿拿给他的时候，他说，约翰·卡尔恩斯是编辑，他在走廊那头儿。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交往。

　　问：这是你在大学两年和他唯一的一次交往？

答：是的。不过，在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之后，我收到格里写来的一封信。他那时已经离开了大学。我呢，在两个学年之间的假期里，到餐馆做伺应。那是非常美的一封信，通篇是关于我的小说的，是我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那就是一封纯粹的文学欣赏的信。我对那封信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因为我对他有更多的幻想；如果那封信是其他任何人写来的，我的反应都会不一样。不过，那的确是一封非常可爱的信。再以后，我搬回了伦敦，在西安大略大学找到了工作，他碰巧听到了我在广播里的声音。我在接受一个采访。我当时一定是谈到了我住在哪里，给人的印象是我又单身一人了，因为之后他就直接来看我了。

　　问：这已经是在二十来年之后了？

答：至少是二十多年之后了，我们那些年也没有见过面。他看上去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我是格里·佛兰米林。我现在在克林顿，我想着我们什么时候能一起吃个午饭。我知道他家是在克林顿，还想着他可能回来看望父母。我那时候知道他是在渥太华工作，有人曾经告诉过我。我想，他的妻子孩子在渥太华，而他在这里看望父母亲，想和旧相识吃个午饭。这就是我想象的情景。等到见了面我才知道，他就住在克林顿，也没有妻子和孩子什么的。我们去了教工俱乐部，一人喝了三杯马提尼，那可是中午啊。我觉得我们都有些紧张。不过，我们很快就变得熟悉起来。我记得到了当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在谈论搬到一起住了。真是够快的。我想我是在西安大略大学教完了那个学期的课程，就搬到克林顿镇。我们开始生活在一起，就住在他搬回来照顾母亲的那幢房子里。

　　问：你成长的社区对你的写作生涯感到高兴吗？

答：人们知道我在这里或那里发表作品，不过，我的写作风格并不华丽。在我家乡，我的作品也不很受欢迎，性，粗话，还不大好理解——当地一份报纸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我作品的社论：一种刻薄内省的人生观……其扭曲的人格表现在……这文章发表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要是我父亲还活着，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因为镇上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受欢迎也受人尊重，大家对我的小说也保持缄默。

　　问：你父亲喜欢你的作品？

答：他喜欢我的作品，是的，他为我感到骄傲。他读很多的书，可他总是对阅读这事儿感到难为情。后来，在他去世前，他写过一本书，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那是一部关于西南部内陆早期拓荒者家庭的故事，故事设定的时间就在他出生前，小说结尾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很有作家的天分。

　　问：你母亲在去世前看过你的任何作品吗？

答：我母亲不会喜欢我的东西的。我认为她不会喜欢——性和粗话。如果她还健在，为了能发表自己的作品，我会不得不和家里大吵一架，甚至断绝关系。

　　问：你觉得你会那么做吗？

答：我觉得会。我年轻的时候更加冷酷。我现在想到我母亲的时候，感觉很温柔，可我有这种感觉的时间并不长。我不知道如果我女儿写到我，我会有什么感觉。她们现在的年纪，如果是个作家的话，该是出版处女作的时候了，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成为你孩子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这种经历一定让人感到恐怖。有些人的评论很草率，这会伤害到其他人。比如有篇关于我的小说评论说，哦，她父亲是个邋遢的养狐狸的农夫，像这样一些句子，映射我家里的贫穷。一位女性主义作家解读说，在《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里的“我父亲”是完全自传性的。她把我变成一个有悲惨的成长背景的人，因为我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这还是加拿大大学某位学者的言论，我真是太生气了，甚至想要起诉她。我非常愤怒，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觉得，她怎么写对我来说没什么，我已经取得了那么多成功，但对我父亲不公平，他只不过是我父亲而已。他现在已经去世了。难道因为我写的小说，他以后就该被认为是个“没有责任感的父亲”？后来，我意识到，这位学者代表着年轻的一代，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他们生活在一个福利社会，享受全面的医疗保险。他们无法想象一些事情，比如一场疾病能给家庭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从未经历过任何真正的财政困难。看到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想到的是，那是一种选择。我小时候，房子里没有洗手间，这个太令年轻人震惊了，真邋遢。事实上，他们想到的也许不是邋遢，而是：这太有趣了。

　　问：我们还没有问到你每天的写作习惯。你一星期实际上写作几天？

答：我每天早上都写，一星期七天。一般我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上午十一点左右结束。剩下的时间我就做其他的一些事情。除非我正在对作品做最后的润色或什么的，那我会希望持续工作一整天，中间只稍稍休息一下。我每天对自己的写作页数有个定量，我强迫自己完成。这和年龄增长有关。人们变得强迫自己做某些事情。我对自己每天走多远的路程也有规定。

　　问：你每天走多远？

答：我每天走五公里。如果我知道有哪一天我没有办法走那么多，我必须在其他时间把它补回来。我留意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你是在保护自己，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规矩和习惯，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

　　问：你用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故事，你会休息一阵子吗？

　　答：我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下一个故事的写作。以前，我有孩子还有好多其他事情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不过，到了现在，有可能停止写作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惊慌——就好像我一旦停下来，我可能会永远停止写作。我脑子里可是储存了一堆的故事。不过，写作不仅需要你有个故事，也不仅仅是技能或是技巧，还需要有写作的激情和对自己所写的东西的信念，没有它，我无法写下去。
　　我曾经有过全然不知疲倦写作的日子，永远有激情和信念。但现在，我有了些小小的变化，有时候会想到，如果失去它，感觉会怎样，可我甚至无法描述它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对于一个故事究竟如何，它是活生生的。它甚至与这篇故事成功与否没有太大关系。上了年纪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兴致有可能被耗尽了，你无法预见这一点。它甚至在一些曾经对生活充满兴致和责任的人身上也会出现，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你在旅行的时候，可以从许多人的脸上看到这一点——比如，餐馆里的中年人，或者像我这样在中年的尾巴上，步入老年的人。你能看到这一点，或是感觉到它，像只蜗牛，那种眼神里的讪笑。那种感觉就是，某种程度上，人对事情作出反应的能力被关闭了。我现在更加意识到，所有事情都会有失去的可能，包括以前填满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或许，应该坚持下去，做些什么来避免它发生。某些原因导致一篇故事失败——我说的不是这个。故事失败了，但是你对于写这个故事的重要性没有失去信心。这可能才是危险所在。这可能是一头野兽，藏身于老年人心里的最深处——你对于值得做的事情也失去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