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113】丈夫失业后妻子总是会增加劳动供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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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Halla, M., J. Schmieder, and Andrea Weber. 2020. “Job Displacement, Family Dynamics, and Spousal Labor Suppl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2(4), 25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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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家庭中，当丈夫（因为公司倒闭或裁员而）受到失业裁员冲击，妻子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呢？她会增加她的劳动供给吗？她的个人收入会因为增加劳动时间或是重返职场而随之增加吗？结婚的动机有很多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动机是与自己的配偶分担风险，其他动机比如养育儿女，以及合理分配家庭劳动和市场劳动。不同的动机对应着上述问题的不同答案。

如果婚姻的动机是分担风险，当丈夫被裁员，妻子往往会增加劳动供给，以维持家庭内部的收入水平，这即是一种家庭内部的保险机制，它减少了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险的需求。在实证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作增加工人效应（Added Worker Effect，AWE）

本文利用奥地利数据，探讨了当丈夫因为工厂倒闭或大规模裁员而失业时，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及工资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工厂和个人特征下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发现，在奥地利，家庭内部的风险分担机制非常有限，妻子并不会因为丈夫失业就承担起提供家庭收入来源的职责，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是什么导致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

文章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讨论了相关的制度性背景；第二部分介绍了数据来源与“倒闭”和“裁员”的定义；第三部分描述了失业男性的妻子的劳动供给生命周期；第四部分概括了实证估计；第五部分呈现了主要的估计结果以及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做出了结论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制度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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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国情对作者的分析与推论起着重要作用。相关制度性背景如下：

初婚和初育年龄显著增加，绝大部分奥地利女性都会结婚并会生养至少一个孩子。大多女性在婚姻的最初两年内会生育她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二胎的女性占比也非常大。这种生育的时机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发挥着重要影响。

虽然在2018年，奥地利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于80%）仍然低于男性（92.5%），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是大的趋势。相比于男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存在更明显的异质性，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孩子的个数和孩子年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孩子年龄很小的女性参与率最低，没有孩子或孩子已成年的女性参与率最高。

奥地利法律强制女性在生育前后休8周的产假。孩子满一周岁之前可以休带薪假期。

奥地利的儿童保育体系对于3岁以下的儿童和3-6岁的儿童提供不同的机构，分别为托儿所和幼儿园。但这些机构往往人满为患，开放时间短。

在奥地利，失业者可以根据其工龄和年龄收到对应时长的为期20-39周的UI失业保险金。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可以获得为期20-39周的UI，超过该期限后如果仍未找到工作，失业者可以获得UA失业补助，它的金额更低，但无限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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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概况

本文的实证分析是基于多种政府机构的综合数据。奥地利社会保障数据库（ASSD）提供个人的任职天数、总收入、雇主、失业、退休、父母带薪假期等信息。奥地利婚姻登记所及离婚登记所提供雇员的婚姻状况、配偶身份等信息。文章根据ASSD的就业记录整理了按季度的面板数据，得到每个雇主公司每年的2月10日、5月10日、8月10日和11月10日的蓝领与白领雇员数。

（二）关于工厂倒闭和大规模裁员

如何界定“倒闭”和“裁员”呢？

倒闭：当雇主公司的标识符从ASSD数据库中消失时，该工厂被认为倒闭了。“倒闭季度”为该工厂仍在雇佣工人的最后一个季度。样本选择为1990至2007年期间倒闭的公司，且该公司在它存在的最后4季度里要至少有5个雇员。

大规模裁员：在季度时间序列中，工厂规模大幅度减少的被认为发生了大规模裁员，排除大批员工转移到同一雇主公司下的情况。“大规模裁员季度”为工厂雇员数大幅下降的前一个季度。样本选择同样为1990至2007年期间发生的裁员事件。

文章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裁员事件发生时，25-55岁的男性和25-50岁的女性。删去夫妻同时被同一家公司裁员的样本。最终的样本包含18466对丈夫因工厂倒闭失业的夫妻，和30027对丈夫因大规模裁员而失业的夫妻。

（三）结果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主要结果变量是夫妻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就业”这个变量等于1，如果个人在参考日期（2月10日、5月10日、8月10日和11月10日）是被雇佣的状态。“收入”指参考日期下的来自主要雇主的平均实际月收入（以2000欧元为单位）。对于每个人，收集（因倒闭或大规模裁员）被裁员前后的5年季度数据。个体的“参考季度”被定义为“大规模裁员季度”或“倒闭季度”。

表1展示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1）和（2）列可以看出，倒闭和裁员两组样本的个人特征非常相似，但公司的特征非常不同（Panel D），发生裁员的公司比发生倒闭的公司在参考季度之前，规模更大，地区和行业构成也很不同（Panel D）。同时，发生裁员的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平均工资更高。

样本中丈夫的平均年龄为39岁，妻子大约年轻2.5岁，在失业发生时，平均的已婚时长为12年，平均拥有1.4个孩子。在Panel C中可以看到，在参考季度，大约18%的夫妻有一个3岁以下的孩子，57%的夫妻拥有一个3-15岁的最年轻孩子，大约25%的家庭的最年轻孩子已经大于等于16岁，或者没有孩子。进一步的，在丈夫失业之前，只有50%的妻子在工作，并且妻子的收入大大低于丈夫的收入，前者大约占后者比例为62%，贡献38%的家庭劳动收入。

表 1 丈夫、妻子、家庭与雇主的描述性统计

家庭动力学和控制组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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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图1的Panel B给出了在参考季度，不同结婚时长的群组中，女性的就业情况在丈夫失业前后20个季度的表现，横轴为相对于参考季度的季度数。数据表明，女性的劳动供给在育儿、婚姻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参考季度时已结婚2-4年的夫妻，妻子的就业率在结婚（同时生育）后立即下降，在产假后逐渐缓慢上升。从图中其他线条的模式可看出，对于结婚时长更久的夫妻，妻子的劳动供给周期与2-4年的夫妻是类似的，只是曲线向左平移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生命周期模式让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在不同时期出现差异。

图 1 妻子在参考季度前后的就业率

如前所述，即使在不考虑丈夫就业情况的条件下，女性的劳动力供给也会受到生命周期模式的影响，因此文章引入控制组（没有经历丈夫失业的夫妻），以更好地分离出丈夫失业对妻子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控制组包含其所在公司未经历倒闭或裁员事件的没有失业的丈夫及其妻子，排除在1990-2007年间曾经因裁员或公司倒闭而失业的丈夫。从表1的（3）列可看出，控制组工人的年龄、资历、职业稳定性和收入都与失业工人的不太一样。这让作者担心，工人们可能基于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主动选择了更高或更低风险的公司和职业。为解决这一担心，文章引入了另外两个控制组。第二个控制组由幸存者组成，即在大规模裁员中没有丢失职位的丈夫。第三个控制组选用的是在参考季度还没有失业，但在一段时间后失业了，这中间的时间被用作反事实分析。如果假设员工被动丢掉工作的决定过程不随时间改变，那么后来失业的员工和先前失业的员工在不可观测因素上应该是相同的，于是排除了主动选择这个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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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及结果

上式是本文估计的基本等式。Y_ik是个体或家庭i在k季度（-20<=k<=20)的就业和收入结果，k的值表示相对于参考季度的季度数，D_i为虚拟变量，如果丈夫在k=l季度是失业状态，则D_i=l。I{.}为指示函数，当k=l时，该函数为1，否则为0，v_ik是误差项。参数θ估计了失业组和控制组之间结果的平均差异。

为了控制失业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可观测差异大致相同，作者受Imbens（2004）的启发，采用了一种加权策略，使得控制组和受到失业冲击的家庭的可观测特征是类似的。然后对上式进行加权回归，此时参数的估计值则反映了对处理组的处理效应。

三个控制组的实证结果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文章主要呈现了主要控制组与处理组的对比结果。

表2的列(1)展示了丈夫失业对他自己的就业和收入带来的影响。Displaced*Post告诉我们丈夫的就业、收入、工作搜寻在参考季度后5年内的情况。相比于控制组，遭受失业的丈夫在失业后的5年内，其就业情况平均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月收入比失业发生之前平均降低了24%（601/2458）。

表2的列（2）展示了妻子对丈夫失业做出的的劳动供给反应，根据Panel A，丈夫经受失业后的5年内，妻子的就业平均增长1个百分点。相比于丈夫的就业损失，妻子的就业增加是微乎其微的。妻子的月收入平均增加2%（Panel B），从妻子和丈夫在收入的绝对值上的变动看，家庭内部的劳动供给转移难以弥补丈夫失业带来的家庭收入损失。Panel C显示，参考季度后工作搜寻率增加了0.7个百分点，与失业前的4%相比，妻子的工作搜寻率增加了17%。

表 2 丈夫失业对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影响

文章接下来分析了丈夫失业导致妻子的劳动供给增加的过程中，是广度效应（Extensive Margin）占主导还是深度效应（Intensive Margin）占主导。前者指在丈夫失业前不再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后者指本来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增加其工作时长或跳槽到工资更高的职位。

表3中妻子的被雇佣与未被雇佣由丈夫发生失业前一年内其雇佣情况定义。列（1）和（4）显示，在这两种家庭中，丈夫因失业而出现的收入损失是相似的，这说明丈夫对其失业的劳动供给反应与妻子在他失业之前的工作状态无关。（2）和（5）表示妻子的就业率，列（2）（3）（5）（6）显示，在丈夫失业前没有工作的妻子会在丈夫失业后提高就业率和收入。这说明，妻子的劳动供给反应是聚焦于广度边际上的，而不是深度边际。

表 3 丈夫失业的影响与妻子婚前就业状态的关系

作用渠道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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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全样本得出的结论虽然检测到了妻子应对丈夫失业时的正向劳动供给反应，但其程度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为了探寻导致奥地利家庭中妻子如此有限的劳动供给反应的原因，作者从异质性的角度尝试找出是什么在阻碍这一家庭内部保险机制的发生。

（1）最小孩子的年龄

由表4可看出，列（1）中，当最年轻孩子的年龄为0-2岁，妻子对丈夫失业所做出的劳动供给反应几乎为0，并且在Panel A-C都不显著。列（2）和（3）Panel B-C中，随着孩子年龄的上升，妻子的劳动供给反应也比（1）中明显增加了，并且大部分是统计显著的。列（4）中，当没有孩子或孩子已大于16周岁，妻子的劳动供给反应几乎为0，并且在Panel A-C均不显著。

表 4 妻子对丈夫失业的反应在最年轻孩子的年龄上的差异

图1中也可以得到一致的结论，在图1中我们已经说明，年轻妻子的劳动供给模式和其生育孩子的时机是高度相关的，尤其是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传统性别观念强烈的国家。此部分研究发现：首先，在丈夫失业后，夫妻极少转换带孩子的角色，妻子仍然是在家照顾孩子的一方。其次，孩子的年龄在3-15岁的妻子，其劳动供给反应最强烈，她们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把孩子交给育儿机构。第三，没有孩子或孩子已大于16岁的家庭中，妻子的劳动力供给反应会更加微弱。

（2）妻子的收入潜力

妻子的收入潜力由三种方式来定义：婚前妻子相对于丈夫的工资(Panel A)；婚前妻子在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年数(Panel B)；妻子的教育水平(Panel C)。结果(表5)显示，对于所有三种定义方式，具有更高收入潜力的妻子在丈夫失业后会更多地增加其就业水平和收入。婚前拥有更高相对工资的妻子在丈夫失业后增加就业的可能性是婚前没有工作或者工资低的妻子的两倍。

表 5 妻子对丈夫失业的反应：基于妻子的收入潜力

（3）收入冲击的大小

此部分研究丈夫在失业前工作的公司所支付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否与妻子的劳动供给反应有关。根据Lachowska, Mas, and Woodbury (2018)的研究，在平均工资更高的公司工作的工人对失业感知到的冲击更大。结果与预期一致，对于丈夫所在公司支付更高平均薪水 (表6：Column 5-6 in Panel A)的家庭，妻子的劳动供给反应更强烈。

表 6 妻子对丈夫失业的反应：基于冲击的大小和当地劳动力市场条件

（4）当地劳动力市场条件

不明显的妻子劳动供给反应，还可能是因为丈夫的失业发生时，该事件由于影响了整个当地劳动力市场，因而也对妻子的工作造成了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丈夫失业前所在公司的所在地区的男性失业率越高(表6：Column 5-6 in Panel B)，妻子就更难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的就业反应是微弱且不显著的，而男性失业率低的地区，女性的就业和收入增加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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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起到多大作用

丈夫失业后，家庭的收入损失有多大比例可以被税收和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所弥补呢？图2的纵坐标表示了丈夫失业对家庭收入带来的冲击，红线表示家庭的税后净收入，绿线表示家庭的税后净收入加上UI和UA等失业保障。由绿线和红线之间的差异我们看出，公共社会保障主要弥补了家庭在受失业冲击初期的收入损失，但在长期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绿线和红线在长期是几乎重叠的。此部分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于家庭内部的保险机制，奥地利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受到失业冲击的家庭弥补了更大比例的收入损失，尤其是在短期。

图2丈夫失业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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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失业对一个家庭的影响不仅限于劳动供给方面，还可能对婚姻状态和生育决定产生影响。图3的Panel A对比了失业组和控制组在参考季度后的离婚率变化，Panel B对比了失业组和控制组在参考季度前后5年间的新生儿数量。

Panel A的样本只包括在参考季度已婚2年以上的夫妻。在Panel A中，参考季度5年后，失业组的离婚率只比控制组高了约0.5个百分点，因此不认为丈夫失业会让婚姻变得更不稳定。Panel B中，在参考季度，每100个女性中有大约1个人会生育1个孩子，同时，红线和蓝线互相贴近，说明奥地利家庭不会因为丈夫失业就调整其生育决策。后续统计性检验也证实：丈夫失业对生育的影响为0。

图3失业对离婚和生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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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调查了不同的婚姻动机怎样影响家庭内部劳动力供给对失业冲击的反应。文章的假设是，如果保险动机占主导地位，妻子则会在丈夫失业后增加她的劳动供给。然而，如果婚姻的动机更多是为了养育子女或者家庭生活，且家庭分工的性别角色比较固定，那么妻子的劳动供给反应只会是温和的。

作者以奥地利的已婚夫妇为背景检验了上述假设。检验结果发现，丈夫的失业会带来他收入和就业上的长期损失。虽然在家庭内部保险动机下，妻子会增加她的劳动供给，但她的收入增加只能弥补整个家庭收入损失的一小部分。税收转移和政府支付比家庭内部保险机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类似检验结果，奥地利的家庭内部保险机制微弱到难以察觉，这可能和当地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有关（Bertrand et al., 2016）。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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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后给出了关于奥地利如何可以加强家庭内部保险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强产假后的工作保障，为休产假后的女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并发展政府资助的育儿服务。第二，加强父亲在家庭育儿中的贡献，比如设置部分产后假期给父亲。第三，针对失业工人的政策应该将工人的整个家庭状况考虑在内，提供更多工作搜寻咨询服务给失业男性的妻子。

 Abstract 

We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rahousehold insurance among married couples when the husband loses his job due to a mass layoff or plant closure. Empirical results based on Austrian administrative data show that husbands suffer persistent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losses, while wives’ labor supply increases moderately due to extensive margin responses. Wives’ earnings gains recover only a tiny fraction of the household income loss, and in the short-term, public transfers and taxes are a more important form of insurance. We show that the presence of children in the household is a crucial determinant of the wives’ labor suppl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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