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件宝贝
肖复兴
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父亲有三件宝贝。这三件宝贝都挂在我家的墙上。
一件是一块瑞士英格牌的老怀表。父亲从来没有揣在怀里，却一直挂在墙上当挂钟用。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我们就用它来看时间。我和弟弟小时候，常常会爬在椅子上，踮着脚尖，把老怀表摘下来，放在耳朵边，听它嘀嘀嗒嗒的响声，觉得特别好玩。
一件是一幅陆润庠的字，写的什么内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只是听父亲讲过，陆润庠是清朝的大学士，当过吏部尚书，是皇上溥仪的老师。另一件是郎世宁画的狗，这个人是意大利人，跑到中国来，专门待在宫廷里画画。他画的狗是工笔画，装裱成立轴，有些旧损，画面已经起皱了，颜色也已经发暗，但狗身上的绒毛根根毕现，像真的一样，背景有树，枝叶茂密，画得很精细。
我不知道这两幅字画，父亲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时候得来的，从字画陈旧且保存不好的样子看，再从父亲喜爱又熟悉的样子看，应该年头不短了。
我猜想，父亲并不是为附庸风雅，或真的喜欢字画。他只是喜欢两幅字画的名气。值钱，使得这两幅字画的名气，在父亲的眼睛里，更形象化。父亲就是一个俗人。在一面墙皮暗淡甚至有些脱落的墙上，挂着这样的字画，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过，这种不伦不类，让父亲暗暗自得。在税务局里所有20级每月拿70元工资而且始终也没有增长的同一类职员里，父亲是得意的，起码，他拥有陆润庠、郎世宁，还有另一位，就是他的老乡：纪晓岚。
墙上的这两件宝贝，常常是父亲向我和弟弟炫耀他学问的教材，同时也是父亲借此教育我和弟弟的机会。父亲教育我们的理论就是人生在世要有本事，所谓艺不压身。不管什么本事都行，就是得有本事，陆润庠不当官了，写一手好字，照样可以活得挺好；郎世宁画一手好画，在意大利行，跑到中国来也行。父亲常会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由陆润庠和郎世宁说出好多名人。比如，他会说，同样靠一张嘴，练出本事，陆春龄吹笛子，侯宝林说相声，都成为“雄霸一方”的能人。本事有大有小，小本事有小本事的场地，大本事有大本事的场地，就怕什么本事都没有，只有人家吃肉你喝汤了。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并不像我长大以后那样不怎么爱说话，而是话很多，用我妈的话说是一套一套的，也不怕人家烦。父亲的教育理论中，这种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大一点儿的时候，曾经当面反驳过他，他并不以为然，反而问我：“不是成名成家，而是说本事大，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你说说，到底是一个科学家对国家贡献大，还是一个农民对国家贡献大？”我回答不上来，觉得他讲的这些也有些道理：一个科学家造原子弹成功，对国家的贡献，当然比只种出几百斤几千斤粮食的一个农民要大。但是，在我长大以后，还是把小时候听到的父亲的这些言论，当成了反面材料，写进我入团的思想汇报里，在那些思想汇报里，我对父亲进行了批判。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些言论，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激励了我的学习，一方面又成为我入团进步的绊脚石。父亲的这些话，一方面成为开放在我学习上的花朵，一方面又成为笼罩在我思想上的乌云。在那个年代里，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些分裂的。在这样的分裂中，对父亲的亲情被蚕食；把父亲的教育理论当成批判的靶子，常常冷冰冰地矗立在面前，随时为我所用。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另一个理论，也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那就是他常说的本事是刻苦练出来的。那时他常说的口头语是：“一个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得福中福；一个是小时候吃窝头尖，长大以后做大官。”
如果我的考试得了99分，父亲就会问我，你们班上有考100分的吗？我说有，父亲就会说：“那你就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考了100分，你怎么就没有考100分？一定是哪些地方復习得不够，功夫没下到家！你就得再刻苦！”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方法，就是不厌其烦。父亲的脾气很好，是个慢性子，砸姜磨蒜，一个道理，一句话，反复讲。有时候，我和弟弟都躺下睡觉了，他站在床边，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讲，一直讲到我和弟弟都睡着了，他还在讲，发现了之后，才不得不停下了嘴巴，替我们关上灯，走出屋子。
弟弟不怎么爱学习，就爱踢足球，父亲不像说我一样说他，觉得说也没有用，便由着弟弟的性子，踢他的球。弟弟磨父亲给他买一双回力牌的球鞋，那是那个年代里最好的球鞋，一双鞋的价钱，比一双普通的力士鞋贵好多。父亲咬咬牙，还是给他买了一双。这对父亲来说是不容易的，在我和弟弟的眼里，他从来是以抠门儿著称的，很难让他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我读中学的时候，他每月只给我3元，买公共汽车月票就要2元，我便只剩下可怜巴巴的1元。过春节的时候，弟弟要买鞭炮，他会说：“你买鞭炮，自己拿着香去点鞭炮，还害怕，你放炮，别人在一旁听响，所以傻小子才买鞭炮放。”他有他花钱的逻辑和说辞，我和弟弟常在背后说他是——要饭的打官司，没得吃，总有得说。
父亲从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力生体育用品商店买回一双白色高帮回力牌的球鞋，弟弟像得了宝，穿在脚上，到处显摆。父亲对他说：“给你买了这双鞋，是要你好好练习踢足球，不管学什么，既然学，就一定把它学好！”对于我和弟弟，在我们渐渐大了以后，父亲采取的教育策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和改变，他不再说那些大道理和口头语。说得好听一些，他是因材施教；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什么虫就让他爬什么树。他认定了弟弟不是学习的料，既然喜欢踢球，就让他好好踢球吧，兴许也能踢出一片新天地。
初一的时候，弟弟没有辜负父亲给他买的那双回力牌球鞋，终于参加了先农坛业余体校的少年足球队。弟弟从业余体校回来，很兴奋地对父亲说，教练说了，我们练得好的，初中毕业就可以直接升入北京青年二队。父亲听了很高兴，鼓励他：“把足球踢好也是本事，你看人家张宏根、史万春、年维泗，就得好好练出人家一样的本事！”我家墙上的陆润庠和郎世宁，就这样成为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药引子，可以引出无数的说法，编着花儿来说明他的教育理论。
在父亲的心里，有一个小九九，一碗水没有端平，而是偏向我的。他觉得弟弟学习不成，而我的学习不错，把我培养上大学，是他最大的希望。
20世纪60年代，我读初中。父亲突然病了。那正是全国闹天灾人祸的时候，连年的灾荒使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家又有弟弟和我两个正长身体的男孩子，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每个人每月定量，在我家每顿饭都要定量，要不到月底就揭不开锅。因此，每顿都吃不饱肚子。父亲和母亲都尽量省着吃，让我和弟弟吃，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好多豆腐渣，开始用豆腐渣包团子吃。团子，是用棒子面包着馅的一种吃食，类似包子。开始的时候，掺一些菜在豆腐渣里，还好咽进肚子里。后来，包的只是豆腐渣，那东西又粗又发酸，吃一顿两顿还行，天天吃的话真有些受不了。可是父亲却天天在吃豆腐渣，中午带的饭也是这玩意儿，最后吃得浑身浮肿，连脚面都肿得像水泡过的一样。单位给了一些补助，是一点儿黄豆。但是这点儿黄豆远远弥补不了父亲身体的严重欠缺，他开始半休。等他的身体稍稍恢复了以后，他的工作被调整了。
但是父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说，他是怕我们为他担心，也是怕自己的脸面不好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下班回来没骑他的那辆自行车，才发现了问题。原来父亲把这辆自行车推进委托行卖掉了。父亲的那辆自行车，就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老爷车，一直是父亲的坐骑。父亲上班的税务局是在西四牌楼，从我家坐公共汽车，去一趟要五分钱的车票，来回一角钱，父亲的这个坐骑，可以每天为父亲省下这一角钱。现在这个坐骑没有了，他每天要走着上下班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姐姐寄来了一封很长的信，家里一下子平地起了风波。姐姐想把我接到呼和浩特她那里上学，这样家里少了一个人的开销，特别是我读中学之后，又想要买书，花费就更大一些，姐姐想用这样的方法，帮助父亲解决一些困难。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命运会有怎样的变化，我很想念姐姐，能够到呼和浩特去，就可以天天和姐姐在一起了；只是离开北京，离开熟悉的学校和同学，我有些不舍得。而且到一个陌生的新学校去，我又有些担忧，况且我们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是北京市的十大重点中学之一，姐姐帮助我选择的学校是他们铁路的子弟中学，教学质量肯定不如我们学校。我拿不定主意，就看父亲最后是怎么决定了。
父亲没有同意，他没有像我这样的瞻前顾后，以果断的态度给姐姐回了一封信，不容置疑地回绝了姐姐的好意。对于一辈子优柔寡断的父亲而言，这是唯一一次毅然决然的决定。或许，这是父亲性格的另一面，在年轻时军旅生涯中有所体现，只是那时我不知道罢了。父亲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他可以解决眼下的困难，还是希望把我留在北京，以后在北京考大学，各方面的条件都会更好些。
姐姐没再坚持。其实姐姐和父亲都是性格极其固执的人，如果不是固执，姐姐不会主意那么大，那么不听人劝，17岁时就独自一人跑到内蒙古，在风沙弥漫的京包铁路线上奔波一生。我猜想，姐姐一定明白，在父亲的心里，我的分量很重，亲眼看到我考上大学，是父亲一直的期待。姐姐也一定明白父亲的想法，因为她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参加工作了，父亲一直笃信自己的教育水平，不会相信她，更不会放心把我交到她的手里。
在长大以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猜想，除了对姐姐的不信任和希望亲眼看到我上大学之外，他的心里一定在想，已经把一个女儿送到塞外了，不能再把一个儿子也送到塞外。在父亲的眼里和懂得的历史中，尽管呼和浩特是一座城市，但毕竟无法和首都北京相比，那里是昭君出塞的地方。
我留在了北京。父亲继续步行从前门到西四上班。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粮食依然不够吃，每月月底，是最紧张的时候，面对两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父亲和母亲常常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没有过多久，我发现墙上的那块英格牌的怀表也没有了。又没过多久，墙上的陆润庠的字和郎世宁的狗，也都没有了。我知道，它们都被父亲卖给了委托行。那时，我妈吐血，为给我妈治病，也为治他自己的浮肿，要买一些黑市上的高价食品，父亲不得不卖掉了他仅有的三件宝贝。
我知道，父亲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给我妈补补身体，更为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身体，希望能尽快恢复原来的工作。
可是这三件宝贝没有挽救得了父亲的身体。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他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而且又患上了高血压。税务局让他提前退休了。那一年，他57岁，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
退休那一天，我去税务局接父亲，顺便帮助他拿一些东西。我才发现，他被调整后的工作，不再是税务，而是税务局下属的第三产业，生产胶木产品的一个小工厂。在税务局旁边胡同里一个昏暗的车间里，我找到了父亲，他正系着围裙，戴着一副白线手套挑胶木做的什么电源开关。听见同事叫他的名字，他抬起头来看见了我，站了起来，和同事打过招呼之后，和我一起走出车间。我能感到，车间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和父亲的身上。我不清楚那些目光的含义，是替父亲惋惜、悲伤，还是有些幸灾乐祸？
那一天，我和父亲从西四一直走到前门，一路上，我和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这么默默地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想象着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是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来往在这条大街上的。现在，工作没有了，自行车也没有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很痛苦，他一定没有想到他自己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别了工作，提前进入了拿国家养老金的人的行列里。他一定不甘心，又一定很无奈。
我一直在想，按照父亲的教育理论，他这一辈子算是有本事的呢，还是没有本事的呢？如果说没有本事，父亲是凭着初小的文化水平，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担当得起这一份工作的。如果说有本事，他最后却沦落到做胶木电源开关的地步，和他原来的工作相去甚远。他是被身体打敗的呢，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被单位借此顺坡赶驴一样赶下了山？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而在那个年代，我也没有能力思考这一切，反而觉得让父亲提前退休，是组织对他的格外照顾。
很久以后，也就是父亲去世之后，税务局工会派来一位老人来家里进行慰问。因为这个老人在税务局工作的年头很长，曾经和父亲一起共事，对父亲有所了解。他对我说起父亲，说父亲脾气倔，工作认死理，他去人家单位收税的时候，据理力争，虽然得罪人，但是总能把税给收上来。
父亲退休以后，开始练习气功和太极拳。他做事有定力和恒心。那时候，因为父亲提前退休，每月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42元钱，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加拮据，便把原来的三间住房让出一间，节省一些房租。家里就剩下两间屋子，清晨，是父亲练太极拳的时候；晚上，是父亲练气功的时候。雷打不动，无论什么情况，他都能坚持，特别是晚上，不论我和弟弟在外屋复习功课或说笑打闹有多吵多乱，他都会一个人在里屋练气功，站桩一动不动。
父亲的举动让我很受触动，不仅是他的耐性和坚持。由于他的提前退休，让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我本想读高中将来考大学的，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想考一所中专或师范学校，不仅可以免去学费，还能解决吃住，帮助家里减轻一点儿负担。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你弟弟不爱读书也就算了，你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绝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你！”我姐姐知道了这事后，每月寄来30元，说是补齐父亲退休前的工资，一定要我读高中，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