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汉中方志文化研究——“以西学东渐”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摘要：以“西学东渐”为内含的世界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在汉中地域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社会历史文化刻痕。本文以“西学东渐”之视角，结合清末及整个民国时代，通过梳理汉中方志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细节与重大事件，探究汉中方志文化材料的累积状态，旨在揭示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与范式对中国及汉中方志文化理论的深刻影响、中国方志理论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的标志、民国时期汉中方志文化发展、嬗变所呈现出来的多元社会文化生态，及汉中方志文化独特影响与重要地位。
关键词：民国时期; 汉中方志文化; 西学东渐; 黎锦熙; 《方志今议》; 薛祥绥; 续修《城固县志》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出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一，社会性质发生质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与领土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与瓜分;其二，西方近代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渐进式的巨大冲击; 其三，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理论体系与范式开始在中国传播和扎根。前两者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表象，但其负面影响则表现为历史的阶段性出现，即屈辱的百年中国近代史。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理论体系与范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冲击与改造，对于中国科学文化与技术体系的自主性构建以及中国当代崛起，也埋下了历史性伏笔。
以“西学东渐”为内含的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包括中国方志文化，不仅在天汉大地留下了深深的刻痕，更促进了汉中方志文化走向现代的历史嬗变与转型发展，也成就了民国时期汉中方志文化在中国方志文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西学东渐”对汉中方志文化影响的最初痕迹
西方自然科学与技术理论体系、范式开始在中国传播和扎根，在清末就开始逐渐影响着中国方志文化知识体系的变化趋势。舆图乃方志文献必备的有机组成，舆图的绘制技术及方法在清末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清光绪十二年(1886) ，朝廷设立会典馆，专事《大清会典》的编修工作，为重新编制《大清会典舆图》，次年会典馆成立画图处，主持全国《清会典图》测绘工作，要求各省绘出省、府、州、县各行政区域的地图，呈送会典馆。
陕西省于光绪十五年(1889) 接会典馆测绘陕西舆图的通知，“会典馆咨开舆图事宜到司，当即恭刊钦定舆图格式、图说式并原折札发各府、厅、州、县，遵办在案。”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府、县的舆图测绘所用仪器，既有原有设备、自制设备，也有从国外购置的新型测绘仪器设备。光绪十六年(1890) ，陕西舆图馆成立，为陕西省成立最早的专职测绘机构，负有组织领导、专业人员培训、测绘实施与测绘成果校核等职责，成立当年就刊刻了陆桂星、陈德熔编著的《测绘浅说》，还从测绘技术标准层面指导与规范全省的舆图测绘工作。测绘人员经过培训后，“分派到县照张测量，各汇分图。据《测绘浅说》'每邑择明干精细之士子四人，两路分测，每路士子二人，带书同吏二个，土民二人。’即每县12人参加，当时全省91个厅、州、县，共约千人参加这次测图。”制作《大清会典舆图》是清末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朝廷拨付饷银经费至各省，每月拨付陕西的添银500—800两不等，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 ，陕西完成全省测绘任务，总计耗银约3.6万两。
这一重大的国家文化行动，在汉中方志文化领域也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如位于陕西汉中东南之定远厅( 今镇巴县) ，作为厅级行政建制创设于嘉庆七年(1802) ，光绪五年(1879) 余修凤修撰的初版《定远厅志》正式刊刻面世，但“舆图”部分阙如。光绪十七年(1891) 贺培芬复任定远厅同知，“随即延请程学深、张联辉、刘丕承、王朝梁等设局，潜心研讨朝廷制定的《舆图格式图说式》，上级发的《测绘章程》及仪器，以窥奥义。以针匣测平远，以仪器测高深。凡境内之方隅，四至八到皆分头详审……事经一年 《续刻定远厅志全图》告竣。”这一史实在金恩辉、胡述兆所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得以确认。贺培芬所做工作不仅仅完善了《定远厅志》的结构与内容，舆图之于方志至关重要，“地理，志之本也; 志地理者，首重舆图”，贺培芬还根据清政府会典馆于光绪十五年(1889) 颁布的《钦定舆图格式图说式》，用新颁布的测绘章程及其科学仪器，新绘“定远厅境全图”，并作序文一篇。光绪十八年 (1892) ，贺培芬续刻《定远厅志》将其收录，成为清代汉中地域测绘最为精准、科技含量很高的舆图测绘成果，1980年代著名方志学家高峰先生这样评价“定远厅舆图”道: “这部厅志舆图十二幅，绘刻都十分精细，经纬度又是朱色套印，就其地舆图而言在陕西方志中可以说未见超过它的。”定远厅所绘舆图之所以质量上乘，无疑受益于《大清会典舆图》测绘的社会历史文化之大背景与技术条件。“定远厅舆图”，不仅具备中国方志舆图绘制的特点，且精准性得到大幅提高，这是近代部分新测绘工具与方法运用的结果，故这是一组融传统舆图绘图方法与近代地图绘制的难得县志舆图，更是传统舆图制作向现代地图测绘渐变的珍贵“标本”。
中国传统舆图的绘法与制作，不可否认具备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其精准度相对较差，其价值更多地体现中国独特的人文情怀，故中国大多传统舆图具有“山水画”的视角效果与鉴赏价值，而精准的地图价值较弱。民国十年(1921) 成稿付梓之《续修南郑县志》所测绘之“县辖山脉川道道路津渡图”“县辖村坝图”及“县城池图” 等就完全具备了现代地图的特征与功用。据此，我们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范式在19世纪末期，就对中国以及汉中方志文化开始产生深远影响，这是以“西学东渐”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进程给汉中本土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到民国时期，便开始凸显。
二、民国时期形成的汉中方志文献
方志文化转型有一个嬗变过程。汉中民国时期方志文化之转型发展在我国方志文化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方志数量虽然不多，远不及清代方志文献数量，但方志文化之繁荣与独特性，以及将现代自然科学成果融入方志知识体系方面，走在了全国之前列，尤以20世纪40代初的《城固县志》续修实践及《方志今议》出版为高标。汉中民国时期方志文献，经梳理如下:
民国十年(1921) ，南郑县知事郭凤洲、柴守愚编纂《续修南郑县志》7 卷;
民国十四年(1925) ，南郑蓝培原等发起募捐、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重刻《汉南续修郡志》，更名为 《重刻汉中府志》刊峻;
民国二十年(1931) ，洋县人刘元吉纂修《洋县志备考》，订正补充光绪《洋县志》;
民国二十五年(1936) 三月，陕南旅京同乡会撰( 薛祥绥执笔) 《陕南旅京同乡会与邵主席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书》刊印;
民国二十九年(1940) 七月，黎锦熙撰《方志今议》，商务印书馆出版;
民国二十九年(1940) ，薛祥绥纂修《西乡县志》20卷，抄本;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城固县教育局编《陕西城固教育概况》，陕西城固前驱印刷厂第一厂铅印;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四月，宁羌人黎琴南著《全县经济调查报告书》刊印;
民国三十七年(1948) ，蔡洁丞撰《南郑工商志》刊印;
民国三十八年(1949) 六月，李春和编著《西乡地理志》，陕西西乡永吉祥石印局承印。
这一历史时期，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方志标准，仅《续修南郑县志》与《西乡县志》两部符合，还重刻了《汉中府志》，专志则有《南郑工商志》《城固县教育概况》与《西乡地理志》等付梓存世。
民国时期，基于中国地质地理科学的发展，汉中境内涌现多种科学考察活动，其中尤以汉中盆地地理考察与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规模最大，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兼具，系统性更强，科学地揭示了汉中地域的地质地理及地形的特征与科学内涵，《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及图集》与《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的文本中，其人文地理考察内容，为汉中地域梳理、积淀和固化了系列具有独特地域文化价值的方志文化材料，进一步丰富了汉中地域方志文化形态。同期，西北联大王钧衡的《小南海地理考察报告: 汉中盆地南部之地形及其土地利用》、郑象铣的《汉中盆地的自然与人生》以及东北大学孙翰文的《陕西城固地方志》《陕省南郑地理志》《沔县地方小志》《宁羌小志》等著作亦促进了汉中方志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三、《续修陕西通志》对汉中方志文化发展的促进
民国初期1916年，陕西省设立陕西通志局，着手《陕西通志》的续修编纂工作，在该文化工程的筹备阶段，还刊印了《陕西续修通志局详定修志采访节略( 附旧志目录) 》，要求全省各县采集方志材料上报，配合《陕西通志》的续修工作，还要求各县实施方志修撰，1931年1月通志局更名为陕西通志馆，出台并颁布了《陕西通志馆组织规程》; 在此之前的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 二十二条) 此“概要”于当月12日以“国民政府指令”( 第2907号) 的形式发布全国，“准予备案， 仰即转饬遵照”用以指导全国各省、县的方志编修。在此历史条件与背景下，汉中南郑于民国十年 (1921) 完成了《续修南郑县志》的编修，此外洋县、城固、沔县、略阳、宁羌等县积极搜集、整理方志材料， 上报陕西通志馆( 局) ，不仅如此，1929至1930年沔县、宁羌、略阳、城固、洋县等上报的方志材料分别以 “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为题陆续刊发于《陕西省政府公报》。这些材料，无疑为民国时期《续修陕西通志》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持。同时，汉中各县的此项工作也为本土积累下了系统的方志文化宝贵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对辛亥革命时期汉中各县的革命情况，如沔县、宁羌、略阳、洋县等县予以了高度重视，并设专栏置于各县“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之首，如沔县之“革命纪略”、宁羌县之“革命事略”略阳县之“建元以来革命史略”与“革命先烈小传”、洋县之“革命史略”等等。这一系列“新志材料”虽然存续着中国传统方志文化的结构、体例与术语，但近现代科学技术门类与术语开始进入了汉中方志文化领域，如地质、气候、工业、金融、邮政、电报、银行、社会教育等，这一文化现象及近现代科学技术对汉中社会事业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积累了宝贵的方志文化材料，尤以“城固县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最为丰富。据此可以推断，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汉中社会事业发展及社会文化思想开始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由此，也不难推断，汉中各县当年应有编修县志的计划与安排，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大多有始无终，唯一且极具价值的方志编修实践活动是1930年代末期，由于西北联大在城固组建，以黎锦熙为代表的西北联大学人与当地文化名流联合开展了规模宏大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但这一修志实践活动却促进了中国方志文化理论的转型发展，无疑，“城固县呈赍遵令采编新志材料”为此奠定了较好的材料基础。这批“新志材料”可视为当时汉中各县筹划方志编修的一个较为成熟的“拟目”性资料文本，体系性较强，框架与结构也算基本完整，但材料本身却很粗朴和简约，可这是体现汉中方志文化与思想渐变、转型的一个重要物证，不容忽略。
1934年《续修陕西通志稿》付梓，总计二百二十卷，三百余万字，真可谓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史料丰富，这应该是陕西在当时的文化工程所收获的重要成果，凝结了不少人多年的心血。但当此典为陕南侨寓京都南京文化人士浏览后，发现该志“违背潮流，纰缪百出，实为吾陕学术界最大污点。”陕南旅京同乡会委托汉中西乡籍学者薛祥绥先生执笔，致信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即《陕南旅京同乡会与邵主席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书》，还刊印成册，在陕西籍乡党中广为散发传播。薛祥绥，陕籍西乡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就职于国民政府审计署，抗战爆发后还曾在西北联大执教，其间也参与了续修城固县志的分志纂修工作，即《乐城艺文志·文征》编撰; 他学养深厚，涉猎广泛，桑梓之情浓郁，一直关注汉中的社会事业发展，并竭力为家乡社会事业发展鼓与呼，其受家乡学人所托，利用业余时间，奔走各地，查阅核实资料，尽心竭力修撰《西乡县志》，乃本土名志，今天西乡人民将其撰修的《西乡县志》亲切地称为 “薛志”，他具有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理论方法及亲身感悟，故陕南旅京同乡会委托他执笔致信邵力子先生，也就顺理成章了。《陕南旅京同乡会与邵主席论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书》，对“辛亥起义略而不书” “修陕志如修清史”“沿袭迂说大张妖妄之风”“妄事牵连而不明其性”“人物列传少详瞻之事且漏略甚众”“采访之疏杂乱而无条贯”“讳言革命而文征多录俗冗之作”“地名错讹且遗漏更难枚举”“全陕无良民”“管窥物产多贻笑柄”“纪事隐晦古迹采俗说而不考载籍”“分纂者各自为谋”等十二最大之纰缪，痛心疾首地一一胪列批驳，并陈情“整理续稿”“重修通志”“新定体例”与“广延专家”四要端，“如蒙采择施行，以彰文献，全陕甚幸。”该文献应该是中国方志文化领域少见的具有相当学术批判力、思想性与革命进步性的宏文，笔锋辛辣，直逼要害，论述缜密，力道不凡，振聋发聩，实属难得。这是民国时期天汉旅京(南京) 儿女在中国方志文化领域书写的绚烂华章，也为汉中方志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之非凡一笔。
四、《方志今议 》：中国方志文化理论之转型发展的标志
汉中民国时期方志领域最重要的活动，无疑是续修城固县志工作和黎锦熙先生《方志今议》的出版，直接促进了中国传统方志学思想、理论、方法与实践向现代的转型发展，在中国方志学术与文化史演进进程中，无疑是一座丰碑，虽然续修《城固县志》以失败告终。
1938年3月，黎锦熙随北平师范大学内迁至陕西城固县，在西北联大工作期间，倡议续修《城固县志》并任“陕西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常委，当年即着手拟定《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后经修订，以 《方志今议》命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此著为标志完成了中国方志理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
这一时期，更由于《城固县志》续修工作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而最终未结集成志的结果，其志稿大多散佚，致使汉中社会文化事业损失重大，这是汉中方志文化的巨大缺憾。黎锦熙在《方志今议》“序”中写道: “本年六月，鞠君奉命调省，继任县长为望都刘君鉴，其时调查工作已大致完成。院系同事所任各篇，如殷君祖英的《气象志》、张君遹骏的《地质》《地形》《水文》三志已陆续成稿; 外如刘君慎谔的《生物志》、胡君庶华的《农矿志》、黄君国璋的《工商》《交通》二志、谌亚达的《人口志》，以及驻会诸员，如龙君文的《合作》《卫生》《祠祀》诸志、张君永宜的《大事年表》《疆域沿革表》、陈君瑾的《财政志》、薛君绥祥的《人物志》《艺文志》及《文征》等亦渐将杀青。”上述引文中的“本年”，即指民国二十八年( 1939) 。由此可见，黎锦熙组织续修《城固县志》人员大多为西北联大时期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教授参与并亲自撰稿，在近代以来的县志编修中能够集结一大批大师级专家学者，可谓空前绝后，如果修成，其质量之高完全可以想象，必为民国时期我国县志之高标。在1940年10月编印的《陕西城固县教育概况》中也有《城固县志》续修进度的材料: “计全志三十篇中，现已有数篇脱稿，但尚待核定。其他各篇，正任继续编辑中，倘中途不发生重大问题，完成之期当在不远也。”是什么“重大问题”导致《城固县志》未能结集付梓? 据汉中本土学者冯岁平先生的考证与研究，提出由于时任城固县县长丁耀中于1940年8月身陷一桩官司而被国民政府处分并解职，加之经费极为拮据等复杂社会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以致于黎锦熙先生多次发出了“为政在人”之感喟。这样的结果，不仅仅只是汉中方志文化的重大缺憾，也是中国方志事业的巨大损失，其一，由一个大学联合体的众多知名学者续修一县之方志， 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志文化奇观;其二，黎锦熙作为我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作为首倡者并担当县志续修工作总纂，在“国破山河在”的特殊历史时期，其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情怀，尤为让人感佩;其三，参与续修县志工作研究与撰稿的学者，如黄国璋、殷祖英、张伯声、刘慎谔、胡庶华等皆为当时国内顶尖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冶金学家等相关学科专家，本土方志学家薛祥绥负责本志“艺文志”等部分，他们各自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与学科专业视野，不仅确保了撰稿质量，还将科学知识观念、方法与中国传统方志文化予以很好地融合，赋予中国方志新的文化生命;其四，尤以张伯声先生创修《城固地质志》，于汉中及中国方志文化具有鼎新之功，“由此开创了地质立志的先河”，同时，该分志还从现代科学角度赋予了城固县与秦巴山地之地质生命，“总观全书，叙述清晰，论列得当，实乃一部重要地质文献……此书叙述极为周详，论列尤甚透辟，可视为区域地质之珍品，而为同行之良好参考书也。”其五，如果《续修城固县志》集结付梓，其文本价值，当为中国近现代方志文本之高标。
黎锦熙主持纂修之《城固县志》虽未付梓而文稿散佚，但他的《方志今议》在国内多次出版，在学界影响甚钜，该著保留了陕南城固县在民国时期的大量文史资料，从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城固县志》的完整概貌，不难看出，该志编纂对自然科学知识入志及相应研究方法运用的高度重视，如《气象志》《地质志》《卫生志》等，故《城固县志》续修实践与《方志今议》出版，标志着近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范式促进了中国方志文化的转型发展，这也与“西学东渐”之历史大趋势，以及在民国时期中国自然科学技术体系在完成初期的自主构建与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相吻合。
《城固县志》虽未成稿，但之后不久，黎锦熙还依据其独创之方志理论，主持编纂了《洛川县志》《同官县志》《中部县志》与《宜川县志》等四部有影响的民国方志。黎锦熙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如果不是特殊之历史机缘，他的学术活动恐难以进入方志文化领域，他在民国时期所取得的方志理论研究成果及志乘编纂实践，使他屹然位列于中国近现代方志文化大家，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在《方志学两种》“序”中这样评价了《方志今议》: “从表面看，《方志今议》是专为编写《城固县志》而作，但它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已概括、上升为理论，而这种理论既是那么精湛，又有说服力，所以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省志、市志和县志，仍有现实的参考意义。”黎锦熙先生领衔续修《城固县志》，不仅是汉中区域历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也是中国方志文化嬗变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尤以《方志今议》的出版发行，标志着中国方志理论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成型，黎锦熙先生是完成这一转型发展的关键性人物。我们考察了黎锦熙先生的学术生涯，发现在1938年以前、1946年以后，他的著述与文章都与方志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但在1938年至1945年在汉中城固的八年时间里，他在西北联大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工作时期，除继续开拓语言学研究的同时，还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城固续修县志》的编撰工作中，亲自草拟了《城固续修县志工作方案》，并担任总纂; 他将《城固续修县志工作方案》进行了精细修改，最后定名为《方志今议》，并出版发行。1943年和1944年他分别完成了《洛川县志》《同官县志》《宜川县志》与《中部( 黄陵) 县志》的总纂，以及还为《洛川财政志》 《洛川教育志》与《洛川方言谣谚志》作序，以上这些文稿都形成于1944年。同时，如果我们把黎锦熙的 《方志今议》放到“西学东渐”漫长而艰难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其方志理论的产生符合历史的必然性。民国时期，我国的方志学理论获得了重要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方志学大家及其相关著述，如李泰棻的《方志学》、寿鹏飞的《方志通义》、甘鹏云的《方志商》、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等，但大多未能脱离中国传统方志理论之窠臼，唯《方志今议》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方志理论的基础上，敏锐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尤其倡导方志编修须重视近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有机地注入中国方志文化，此乃黎氏方志理论的突出创新之处。无疑，陕西城固县是黎锦熙先生进行方志理论创新的重要“试验田”，他在陕西城固的八年时间里，为汉中地域文化及中国方志文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方志文化实践。黎锦熙先生与汉中城固有着深厚的历史机缘，汉中城固这片土地成就了他作为方志学大家的历史地位。他没有辜负这片土地和汉中人民，这是历史之必然与黎锦熙先生个人人生际遇之偶然的耦合，更是中国方志学理论创新与事业发展的幸事。无疑，陕西城固乃民国时代最耀眼的中国方志文化重镇。
1938年春，国立东北大学亦南迁四川绵阳的三台县，该校教师孙翰文在南迁过程中，曾在陕南各县进行了长时间的社会考察，完成系列著述，包括: 《陕南考察纪实》《陕南城固地方志》《陕省南郑地理志》《沔县地方小志》《宁羌小志》等，分别刊发于1939、1940年度的《西北论衡》《西北角半月刊》等学术期刊。
五、民国时期汉中区域地理科学考察与汉中方志文化
民国时期，中国地学科学发展日臻成熟，国内著名科学团体与科学家颇为重视汉中区域内的地质、地理考察活动，尤以汉中盆地与嘉陵江流域地理科学考察成果最丰。1940年8月初，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北碚正式成立，国立西北联大黄国璋教授受邀担任该所第一任所长，他将川陕一带的区域地理考察列为工作重点，汉中盆地及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分别同期展开，王德基、薛贻源、李承三、林超等科学家分别深入汉中盆地与嘉陵江流域各县区，深入实地，展开大规模的地质、地形、地理科学考察活动，还对考察区域的人文地理进行了缜密调查与研究，诸如: 人口、地名、交通、商贸、集镇、聚落、物产、民居建筑等，考察过程中绘制了各类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多类地图，包括地形图、地貌图、重要集镇与聚落示意图、县城图、商贸物品输入输出路线图等。1946年中国地理研究《地理专刊》杂志分别刊发了《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与《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皆为民国时期中国地理科学研究标志性重大研究成果。这批科学成果的获取，除科学家实地踏访、勘察、调查外，在研究过程中，报告的形成与充分利用这些区域的方志文献、地方文献及谱牒资料密不可分，同时这两份极具科学价值的考察报告文本固化并蕴含了涉及汉中区域丰富的方志材料与地域文化史料，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汉中方志文化生态与汉中地域文化品质。
西北联大汉中办学期间，该校教师持续对汉中区域进行各类调查与考察，并形成了系列成果，于汉中区域科学研究事业及方志文化贡献甚钜。1942年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王钧衡带领史地系学生，以南郑小南海为核心区域，对汉中盆地南部之地形及其土地利用情况展开地质地理考察，完成《小南海地理考察报告: 汉中盆地南部地形及其土地利用》。此外还有张伯声的《城固地质志》与《陕西汉中区之前震旦纪地质》、郁士元的《城固地理》与《汉中盆地地质》、殷祖英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郑象铣的 《汉中盆地的自然与人生》、黄绍鸣的《南郑商业地理》、以及陆懋德的《沔县考古记》《汉中各县诸葛武 侯遗迹考》《汉中区的史前文化》黄文弼的《西汉通西域线路之变迁》与《张骞出使西域线路考》等系列考察成果问世“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汉中盆地地理考察基本以汉中盆地为中心展开，也涉及了与盆地地理单元紧密衔接的秦巴山地之自然与人文，而对于汉江流域之外的嘉陵江流域未曾关注与涉及，从汉中所辖行政区域角度观之，宁羌考察及文本呈现内容相对薄弱，略阳县更是阙如。通过翻阅《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与《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文本内容，可以发现后者对前者在汉中所辖区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个大的学科门类的地方性知识内容梳理与积累等方面予以了极具地域文化价值的补充。尤以后者汉中略阳及宁强两县的考察材料，不仅具备两县之考察结果的科学文献材料内容，其上卷的《地形·图集》中的“黑水与沔水上游之抢水现象”“大安驿之河谷地景”“略阳白水江镇南玉皇观地形图”“玉皇观之素描”“略阳骆驼梁地形图”“骆驼梁之素描”“阳平关北嘉陵江之峡谷地形”“阳平关之河谷地形”“阳平关嘉陵江河道之变迁”“大巴山地质构造略图”，下卷之“宁羌( 县城) ”测绘图、“略阳”“岳池”等珍贵且极具科学价值与地域文化价值的测绘图为《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图集》所缺，这一缺憾在同期展开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及《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文献中予以了很好的弥补。以此观之，《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于汉中地域文化研究亦属不容忽视的重要科学文献。
六、民国报刊与汉中方志文化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步伐，报刊作为一类全新的文献形制大量涌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汉中区域在国家中的战略地位凸显，1932年由陇海铁路局组织，由多位科学家、实业家与新闻媒体记者参与的考察团展开了陕西实业考察活动，其中陕南考察组考察了汉中多个县域，形成了何庆云之《陕西实业考察记》与陕西实业考察团编著的《陕西实业考察》重要文献，其间主流媒体予以了系列重点报道。从历史纵向视之，陕西实业考察活动叩开了汉中区域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大门。
自此以后，汉中为全国所瞩目，“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汉中成为了抗战大后方，尤以西部开发、陕西实业考察、西北联大汉中办学、汉中公路建设、汉中水利设施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汉中密集发生，且作为战略大后方，人口剧增，社会事业空前发展，许多报刊对汉中的新闻报道与涉及汉中的学术研究成果数量激增，这些文献对于研究汉中民国史及复原民国时期汉中发展变化的社会图景，具有重大文献价值，值得深入予以挖掘、整理和研究。如《西京日报》与《西京日报》( 南郑版) 、《社会日报》《陕西省政府公报》《陕西水利季报》《陕西教育周刊》《陕西教育月刊》《西北联大校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刊》《国立西北医学院校刊》《水利月刊》《农业推广通讯》《陕农月报》《工业合作》《西北工合》《申报周刊》《陕行汇刊》《民航空运队半月刊》《城固青年》《旅行杂志》《地理教学》《西北学术》 《西北论衡》等等，内容涉及汉中经济、县域或区域经济资源调查、域内古物遗存调查、矿产资源调查、地质地理科学考察，以及农业、林业、水利建设、交通建设、各类教育、其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饥荒灾害、个人旅行游记与观感等。随着现代报刊的出现，汉中地方文献生成与汉中方志文化材料累积的格局发生实质性变化，尤其在1930年至1946年这段时间内，各类有关汉中报道的文献量急剧增长，涉及了汉中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消息报道、专题报道与基础研究大量涌现，既有宏观走笔，也不乏颇具汉中地域文化价值的微观刻写。
八、结语
综上所述，自明末清初法籍传教士方德望( Stephanus Faber，1598—1659) 来到汉中并以汉中为基地传播天主教，足迹遍及陕西、山西、甘肃三省，客观上标志着汉中地域开始步入世界历史进程。清末及民国时期，为“西学东渐”世界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中国大历史走向的一个承前启后转换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进程对汉中与汉中方志文化的嬗变亦留下了深深的刻痕。这一时期，汉中地域的方志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格局，异彩纷呈，硕果累累，这既有汉中地域社会文化内在发展的动力与规律性，更得益于中国科学文化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外在助推; 既有薛祥绥、张叔亮、龙文等本土文化学者方志文化素养的深厚积淀和乡土文化情怀与文化自觉意识，还得益于黎锦熙、胡庶华、殷祖英、张伯声、黄国璋、陆懋德、黄文弼、孙翰文等一大批寓居学者与科学家群体的鼎力支持，故自清末至整个民国这一时期，汉中方志文化走在了全国前列，在中国方志文化领域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