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统治制度的溃败——恐怖统治下文人的分裂
上周我们分析了明朝在经济制度上的溃败，本周我们再从政治的角度回望明朝历史，看看明朝在统治手段上有哪些令人深思的史实。
1.官员的噩梦——朱元璋的恐怖政治
朱元璋出身贫寒，获得权力后深知王朝建立的艰难，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轻松地继承皇帝大位，他决心替子孙后代解决掉他认为的两大危机，一个是军功赫赫的武将威胁，一个是出身豪族望族的文臣名儒的舆论胁迫。所以终明太祖一朝，他对待官员及其苛刻。
在其当政的四十年间，仅仅其本人在《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中记录诛杀官员的案件就将近两万件，其中处以凌迟、枭首等极刑的有几千件，处杀头以下刑罚的案件有一万多件。牵涉较大、范围较广的案件有四个，分别为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胡、蓝案件诛杀了官员及其家属达四万人，后两个案件诛杀的人数更多、范围更广，多达七八万人。
特别是胡惟庸之死，使得王朝时代皇帝和官僚在治理天下的角色上，发生了质变。儒家官僚从同皇帝共同管理天下的“主人”，逐步沦为皇家独裁下唯唯诺诺的“奴才”。除了上述的四个大案，为了收拢权力，朱元璋还一手策划了多起案件。如洪武八年，以僭用龙凤不法之罪杀了德庆候廖永忠（奉朱元璋密令谋杀小明王的直接凶手），洪武十三年活活鞭死永嘉侯朱亮父子，十七年诛杀临川候胡美，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暧昧等罪状诛杀了江夏候周德兴，二十七年诛杀定远候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诛杀了宋公冯胜。特别是两个王公，一直兢兢业业，毫无罪过却突然家族遭诛。
不仅功勋卓著的武将被杀，就连手不能缚鸡的文官也不放过，曾经跟随朱元璋，为其出谋划策的宋思颜、夏煜、高见贤等，官居礼部侍郎的朱同、张衡，还有连续几任的户部、吏部、工部、刑部尚书全部遭戮，除此之外还有大理寺卿、少卿和左都御史，以及京都之外的苏州知府、济宁知府等官员及其家族，也都因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被杀。
其中较为知名的是方孝孺的父亲、户部尚书茹太素，其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屡屡因为不懂得顺着朱元璋被廷杖、贬官，甚至戴着镣铐上班。最后朱元璋赐宴茹太素，席上朱元璋吟诗传达杀意：“金杯同汝饮，不刃不相饶”，茹太素老泪纵横吟诗回禀说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感动不已，但还是很快杀了茹太素。
在朱元璋的屠刀下，从开国元勋到功勋卓越的将军，从中央宰相到地方州县官员，从进士儒生到地主富户，从义子到亲侄儿、亲外甥。只要是有任何威胁的非皇族人员，只要想杀，不论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证据一律诛杀。不仅诛杀本人，连直接来求情的也杀，甚至间接求情的也会被杀。叶伯巨利用天象人心来警示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被朱元璋说成是挑衅皇权，全族遭到杀戮。杀人之多，以至于“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
恐怖的氛围下，凡是做官的，不论大官、小官、近臣、远臣，人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每天官员上班前都留下遗书或者遗言，晚上如果活着回家，全家人偷偷地谢天谢地。有的官员实在受不了压抑的环境想辞官，被朱元璋认为是“大不敬，非杀不可”。还没有做官的儒生害怕考试做官，躲到山里乡间，朱元璋就下令强制将这些儒生押送至京。贵溪的儒士夏伯启叔侄发誓不做官，砍掉自己左手的大拇指，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同样被处死的名士还有苏州姚润和王谟，都是忍受不了压抑的氛围拒绝为官被朱元璋灭族。
2.生于皇权私欲下的弊政——卫厂制度
朱元璋杀人无数，仅一人之力断然不能办到，他依靠的是其自己开创的体制——锦衣卫。公元1382年即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作为内廷亲军，由皇帝亲自管辖，不隶属于其他任何部门。锦衣卫可以直接从皇帝这里取得诏书，抛开繁琐的行政流程秘密行事。朱元璋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卫队，在民间以“专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为名，对百官和百姓实时监控。甚至不惜授权锦衣卫屈打成招，大范围制造冤假错案来诛杀官员和地方大地主。等到朱元璋晚年即公元1396年，当他看到天下臣民都对皇帝侧足而立时，认为所谓的胡惟庸和蓝玉的党人已经被屠戮干净了，而朱氏皇帝的地位也已经足够稳固了。于是朱元璋停止了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将其处理的各大案件都移交给了国家司法系统。
可是专权的制度一旦开启，就很难彻底关闭。不到十年，燕王朱棣打败建文帝，以庶子的身份篡夺了江山，为了封堵天下人之口，他重启了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大肆屠杀建文帝一朝不服自己的官员和文人。锦衣卫再次作为皇帝的耳目，成为了猎犬和屠夫。
但内心极度不安、扭曲和变态的朱棣，不满足于锦衣卫这样的机构，甚至担心锦衣卫也会徇私。于是曾经帮助自己登基，并在皇宫内里应外合打败建文帝的太监们，就成了明成祖的新爪牙。于是，东厂设立。朱棣亲选关系最紧密、最可靠的大太监担任东厂内臣提督，直接管理东厂，锦衣卫也要受其监视。
之后的皇帝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稳固，东厂虽然屡次被废除，但东厂的模式却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只不过有时候名字由东厂变成西厂，有时候名称是内厂或外厂，有时候东厂、西厂并存或者内厂、外厂并存。
厂和卫作为皇帝的特权侦探机关，独立于国家行政系统之外，可以任意逮捕官吏平民，有着自己的司法和监狱系统。他们抓人，先不论青红皂白一顿暴揍，再投入诏狱，十八般刑具轮流上身，往往一天下来，“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在这样的办案手段下，不愁“证据”不足，只患“无词”定罪。明朝末年东林党人魏大忠在《自记年谱》中记录了自己在诏狱中的遭遇，可谓生不如死。他说同魏忠贤对抗的“六君子”，因承受不了东厂和锦衣卫的毒打和刑罚，被迫承认收受贿赂，只为了能够回到刑部大牢。在魏大忠的眼里，刑部大牢相比诏狱好比天堂与地狱。
厂卫制度的存在严重扰乱了国家司法的正常秩序，这一点明朝当事人就有人提出，但效果犹如石如大海，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激起。原因就是皇帝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即便是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杀死了，厂卫制度仍然横行于大明。厂卫的形象经过多年的固化，成为了凶险恐怖的象征，以至于民间许多奸诈大胆之徒，打着厂卫的名义在现实生活中对官员和百姓敲诈勒索。公元1631年给事中徐国荣在《论厂卫疏》中记载，名为赵瞎子的混混召集一伙人自称厂卫，堵截过路商人说他们偷税漏税，敲诈两千两白银；还有的混混自称厂卫闯进县官衙门索要钱财，竟然轻而易举获得五百两白银；甚至有混混自称厂卫，假装侦查边庭，串游各个军营，骗吃骗喝骗白银，一路上将军和官府都不敢问他们是真是假。
3.东林党争
高压之下，官员们不再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但文人官场却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们斗争的主场。万历年间，江苏无锡的顾宪成和顾允成辞官归田，在东林书院中讲学，他们为人相对正派，吸引了周边一批意气相投的文人以他们为中心聚集起来。这些文人集团以讲学为名，发表对朝政的意见，久而久之在明朝政治上形成了所谓的“东林党”。而与之相对的，是山东、湖北和浙江三地出身的文官形成的“非东林党”。
公元1594年，两个群体第一次交锋是围绕“京察”展开。京察是对各地官员执政业绩、任免、升降、转调、俸给、奖恤等考核的制度。负责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礼部侍郎，而负责对各个官员进行京察的具体办事人员多是刚刚考上的进士，称为“言官”，吏部尚书和侍郎就根据言官提供的叙述或者材料判定官员们称职与否。但有的进士是东林党人，也就是江苏人，对东林党的官员就额外照顾，对非东林党人就恶意诽谤。而非来自于江苏的进士就对东林党的官员进行不公正评判。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口舌之争。
这一争就持续了五十年，历经“国本之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明朝那些事儿》《万历十五年》《明朝大历史》等书籍都有详细的讲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的针锋相对，凡是东林党提出的，不论对与不对，非东林党一律反对，凡是东林党反对的，不论错与不错，非东林党一律支持。反之，东林党人对待非东林党人也是如此。直到明朝灭亡，在建立的南明小朝廷上还在争吵，官员们整天专门盯着一些细枝末节争吵不已，完全不顾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这或许算是明朝高压政策的自作自受吧。
除了文官内部东林党和非东林党相互辗轧，东林党还同大太监魏忠贤斗得不亦乐乎。而在对待“阉党”问题上，部分非东林党人也站在了东林党人的一边，这使得文人内部的矛盾得以外化成“东林党”同“阉党”的斗争。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人貌似总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历史剧当中的原因。
同“阉党”的斗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皇帝和朝廷，但本质上只不过是文人抒发自己内心戾气的途径。等到崇祯皇帝上吊死了，南京的阉党和东林党、东林党和非东林党再次开战，朝廷上下不团结、不统一，在清军南下的途中，不思考如何发动军民抵抗，而是为了党争而自相攻伐，阉党的人有军队，东林党人有舆论，最终控制军队的阉党马士英和阮大铖在东林党人引导的学生运动中被迫害得死的死、逃的逃，以致于清军一路南下，很快攻占了南京，小幅王政权迅速灭亡。
从公元1594年至1645年间党争从未中断，从最初的东林党人同山东、湖北、浙江人等“非东林党”的矛盾开始，演变成东林党人同阉党人的矛盾。虽然相对于非东林党人和阉党人，东林党人的提议有很多有利于社会生产和发展，但当党争成为了官场的习惯和日常时，明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轰然消散了。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朱元璋对官员服从力的塑造和高压统治，来自于皇帝对私人权力的无限欲望。可以说正是他在明朝之初设立的官僚制度、弊政和明成祖时期对宦官的滥用，以及历代皇帝对权力支配快感的享受，造就了明朝末年分崩离析的政治败局。
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51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