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武汉，再说说做书

（按：本文是作者李昕在今年5月14日《今天我们怎样做书》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李  昕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武汉为我的新书举办发布会。首先感谢上海三联书店为我出版这本书，并且安排了今天的活动。武汉对我很熟悉，也很亲切，我虽然不是武汉人，也不会讲武汉话，但我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是从这里走出去，才开始我的出版生涯的。今天回到这里，出版一本实际是总结我的出版生涯的小书，心情自然很是激动。

武汉可以说是我人生成长的转折点。我的大学时期在这里度过，那是1978年到1982年，到今天已经40年了。当时的武汉大学，不像今天这么大，每届只有一千来学生，总共几千人。校园很清静，学生经常可以看到教授在校园里散步。那时学生不要说见教授很容易，就是在校园见到校长刘道玉，也是可以拦住他请教问题的。那时刘校长和学生很亲近，我们一个中文系七八级学生组织的活动，刘校长至少两次被我们请来参加，还到会讲话。我们年级一共60名学生，现在毕业40年了，刘校长还清晰地记得其中十几人的名字。当然，那时我们学习也很努力刻苦，甚至是很拼命，读书是如饥似渴，宿舍晚上10点熄灯，我们常在走廊里甚至在路灯下继续读书。武汉夏天很热，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上课老师手里拿着大蒲扇边扇边教，学生下面拿着小扇子边扇边听，男生在宿舍里常常是光着脊梁读书，只穿一条短裤，动不动就挥汗如雨。一个小时冲一次凉。我怕热，最多时一天冲十几次凉。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就拿张席子到珞珈山上找地方睡觉。夏天考试时时候，卷子总是被胳膊上的汗弄得湿湿的。总之学习条件蛮艰苦的，但我们的学习劲头很高，因为我们是十年动乱耽误的一代人，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至于当时对武汉城市的印象，其实不是很深。因为那时忙于学习，没有多少时间到市区闲逛。记亿中这当然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当时的武汉和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武汉大虽大，但是非常简陋，高楼大厦很少，马路虽然很宽，但是车辆很少。我记得读大学三年级时我们全年级同学集体到汉口剧场看郭沫若的话剧《孔雀胆》，是乘坐大卡车来回的。回到宿舍里面一看一身土。因为那时武汉大街上汽车开过就尘土飞扬，还是脏乱差的水平。

毕业后40年中我也多次来过武汉，每次都有陌生感，因为到处都在变。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太多，街道繁华到了令人眼花缭乱从程度，以至于我现在不敢对别人说我曾经在武汉生活过四年，因为我怕人家谈起武汉的新地标、新建筑，我完全不知道。那时我在珞珈山读书，汉口这边来的次数不多，脑子里面印象深刻的，只有汉正街、六渡桥。那时我们过长江购物，总是直奔这里。今年年初，和上海三联陈总、黄总见面，他们说要在武汉开一间新的书店。我问开在哪里，他们说在江汉路上，我听了当时就一懵，想不起这条路。但是我问他们，离汉正街、六渡桥有多远？他们说，就在附近。我马上说，这肯定是武汉最好的地方。能够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开实体书店，这真是大手笔，也是你们的幸运！我就是这样凭借自己对汉口仅有的一点地理知识，判断他们的书店处在黄金地段。

今天参观了这间新建的上海三联书店，很感慨，很兴奋，很羡慕。上海三联和北京三联、香港三联一样，坚持秉承三联前店后厂的传统，这是邹韬奋先生开创的传统，也是＂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传统，一手编好书，一手卖好书。而上海三联这些年，他们事实上走在三家三联的前面。他们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国内一些城市开办书店，现在已经可谓四面开花。经营模式上也有很多创新，有自营的，有联营的，有开办在闹市区的，也有开办在社区里的，甚至还有100多家开办在酒店里、开办在民宿里的＂阅读空间＂，总之是以千姿百态推广全民阅读。他们在北京十里堡大悦城开办的一间书店，风格、定位、设计和内部装修和武汉这一间有很多相像之处。那是我和我们北京三联的樊总、潘总都经常会去逛逛并且感到赏心悦目的地方。今天，我们在上海三联这一间武汉新店开新书发布会，有一种特别心旷神怡的感觉。

下面我谈一谈我这本书。

这本《今天我们怎样做书》是我的第二本编辑学演讲录，收入了我有关编辑业务的5个讲座，并附录一篇有关读书的讲稿。

其实我讲编辑学，原本是没有一点理论积累的。我以前很少涉猎这方面的专业著作，除了赛尔夫的《我与兰登书屋》和绥青的《为了书籍的一生》等回忆录和传记以外，我没有系统阅读过编辑学的理论著作。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编辑学结下不解之缘。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十几年中做过编辑室主任和社长助理，1996年以后，我被借调到香港三联书店，在那里工作了8年。2005年我从香港三联书店回到北京三联书店任职。和其他一直在内陆工作的编辑相比，我多了一点境外工作的经历，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编辑工作经历。所以，就在当年（2005年）年底，南开大学文学院看中了这一点，就来函邀请我担任他们的传播学系的客座教授，希望我可以从两地出版比较的角度，给他们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讲讲课。我的第一感觉是意外。因为在香港工作8年，我错过了内陆的职称评定，这时我的业务职称，还是1991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评上的副编审。一跃而成为南开的教授，真令我受宠若惊。当然，既然是前往应聘，就要准备讲座，于是我搜索枯肠，勉为其难地准备了一讲，题目叫《创新与增值》，内容是关于编辑的选题策划。这是我的第一个讲座，当时内心很有几分忐忑，但讲完后竟然有不少叫好的声音，使我大受鼓舞。从此以后，我陆续受到全国多所高校和各地出版局、出版集团、出版社的邀请，十几年中做了至少一百多场讲座，讲题多以编辑策划为中心，谈编辑的素质、修养和能力问题。因为我本人是编辑出身，到今天算起来，我已经有39年工作经验，所以我在讲座中所谈的，大多是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联系一些重要的案例，讲述其中的个人感悟和甘苦，以及一些由此生发的出版理念。当然，无论是谈什么编辑学观点，我都是从实战出发的。我的讲座，和大学里传播学教授的讲座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我的讲座重在可操作性上，提供直接的经验和教训，但没有太强的理论色彩。这可能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在我看来，一个编辑能不能成为好编辑，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理念和感悟。理念正确，编辑就算上路了，选择了正路、直路而不是弯路和邪路（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理念包括什么呢？第一是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懂得选择有思想文化价值、学术艺术价值的书来出，不能只为钱出书，第二是一定要在自己编的书中体现自己的策划能力，一本书本身是有价值的，但编辑还要设法给它增加一些附加值，这些附加值当然就是一个编辑价值的体现，它有助于提高书本身的价值，就是说，好书之所以是好书，你作为编辑是要有独到的贡献的；那么我所说的感悟是什么呢？感悟是指编辑对书的悟性，从书的内容到形式，编辑需要有一种感悟力和判断力，这样才可以把书编好，编出品位和特色，令读者喜欢，人见人爱）。我的编辑学讲座，内容差不多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的。2015年，我把自己分别讲解编辑出版流程的5篇讲稿编成一本书，题目就定为《做书：感悟与理念》，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好评很多，在豆辩上，几年来评分一直很高，有不少出版社领导告诉我，他们给本社的编辑批量购买，使大家人手一册，当做案头书或者培训教材。这也使我受到不小的鼓舞。因为这本书有一定影响，所以这些年，有更多的出版社请我去讲课。为了避免照本宣科，不至过分地重复自己，我又试图开发几个新的讲座。当然，基本的观念和编辑思想已经定型，不可能有太多变化，所以我只能变换角度来进行阐述，把演讲变为针对某一类读者需求的讲座，从原先的按出版流程来讲，改变为按出版专题来讲，因而这样形成的五个新的讲座，彼此并不衔接，只是分别讨论或叙述五个问题。当然这五个问题，对于提高编辑的素质结合修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中的五个讲座：

《今天我们怎样做书》，实际是对编辑的素质、修养和能力的集中阐述，告诉读者，一个能够做出精品好书的编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一个编辑的成功人生，应当怎样锻造？这可以说是一个综述性质的讲座，适合对刚刚入职的编辑进行专业培训。这个讲座中的观点，是对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做书：感悟与理念》中的核心观点所做的概括。有些老编辑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个讲座值得每一个青年编辑都听一听。

《图书策划与出版创新》，这是我历年来讲得最多的主题。这是编辑工作的根本，也是我的心得所在。我总觉得，不谈策划，无法谈做书，所以念兹在兹，情有独钟。这个讲座其实是我第一次在南开讲演《创新与增值》的替代版。因为这个主题年年讲，到处讲，必须跟上出版界情况的变化和发展，所以15年来，所讲的内容在不断更新，分析的案例也频频更换，讲座的题目更是再三更改。今天收入这本集子中的文稿，如果和当年的南开讲稿相比较，它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讲座了，而且它适用的对象，也从编辑专业的学生变成了出版社的业务骨干甚至是社领导。所以有些出版集团举办社领导和业务骨干培训班时，让我去做讲座，我就做这一个。

《图书编辑的版权课》，专门从出版社编辑的角度讨论版权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领域似乎也算是一个交叉地带，过去似乎很少有人涉及。原因在于版权专家关注的是法律问题，而出版专家热心版权事务的不多。我的这个讲座，侧重研究出版社如何防止侵权和保有版权，在我印象中，同类的书和文章比较少见。同时，因为做这样的研究，是需要有案例分析作为支撑的，光讲理论没有说服力。碰巧因为自己在几十年的出版经历中遭遇了至少七八次法律纠纷，其中有一些是非常著名的案例，涉及钱锺书、杨绛、王世襄、李泽厚、李敖、许倬云等等一批文化名人，这中间对于我本人，有经验也有教训，我是将自己的体会与心得与同行分享，所以才有这个讲座。我相信讲座中的大量例证，不仅能给读者带来启发和思考，同时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至于另外两个讲座《中国现代的出版传统》和《翻书以往四十年》，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本在我的编辑系列讲座中没有这两个题目。

事情是这样。2018年，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青年报》要安排一系列读者讲座，编辑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讲一讲“三联”出版的故事？我说行呀。但是光讲“三联”的故事恐怕有些单薄，不如把“三联”“中华”和“商务”这三家老牌出版社的故事连起来讲。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形成了《中国现代出版的传统》一讲。但是演讲开始前，我征求报社的意见，告诉他们我讲座的大致内容，编辑们说，这个稿子太专业化了，内容是讲出版的历史对于今天的启示，这适合出版社的编辑，但不适合他们报社的普通读者。于是我临时决定，将这个讲座放在一边，准备拿到高校和出版社去讲，而同时另起炉灶，写了一个题目叫《翻书忆往四十年----一个编辑经历的改革时代》的讲稿。这个讲稿，谈的内容全部是我自己40年来为作者编书的经历，就是讲我是怎样为杨振宁、李敖、杨绛、刘再复、钱理群、王鼎钧、杨义等等专家学者编书的。一个个都是故事。当然我不可能光是讲故事，我试图通过出版背后的故事，传达一些编辑理念以及自己的人生感悟，也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听众一些启发。这当然更像一个大众讲座了。那天在北京青年报对普通读者讲，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后来，一些编辑出版培训班的组织者听说我有这个讲座，就说，这也适合青年编辑听呀，编辑也可以从这个讲座中了解出版社应该怎样与作者交往与合作，怎么样以文会友，怎么样顾全出版社和作者双方的利益，从而实现双赢。于是他们也邀请我去讲，于是这个大众讲座它也变成了编辑培训的讲座之一。

最后我还是要说几句感谢的话。谢谢上海三联。这本书是我在他们出版社社出版的第三本书了。这一次，他们的总经理陈启甸先生特地在书前作序热情推荐，给我的小书增色不少。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就是上海三联的总编辑黄韬先生，他这是第三次为我担任责编了。一间出版社两位老总双双出马关注一本小书，这种重视程度我相信在他们出版社是少有的。这中间，显示出来的是三联人的兄弟情谊，令我非常感动。当然，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感谢我在北京三联的两个老伙伴樊希安先生和潘振平先生，他们不远千里，特地从北京到武汉来为我站台，也令我内心非常温暖。谢谢你们。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予出版界广大读者一些有益的思想理念和实用的操作技能，最终被他们认可和接受，以不辜负出版社对它的重视和为它所付出的一片辛劳。

谢谢大家。

（注：《今天我们怎样做书》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4月出版，当当、京东等网上书店已经开始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