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与《明太祖实录》三修本
解缙与《明太祖实录》三修本
邓闳旸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永乐年间, 汉王朱高煦觊觎储位, 意图阴谋夺嫡, 遂罗织解缙一案, 以打击太子朱高炽之东宫势力, 因主犯解缙为《明太祖实录》二修本总裁官, 从犯亦多曾参与二修本之撰修, 《实录》二修本遂受牵连, 卷入汉王夺嫡风波之中。二修本虽属无辜, 但受解缙案之连累, 一代国史沦为罪人笔墨, 国史蒙玷即是国君蒙羞, 成祖视此为奇耻大辱, 盛怒之下, 遂废弃二修本, 下令三修《明太祖实录》, 从而造成《实录》三修本的产生。
作者简介： 邓闳旸 (1991-)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史和明清文献学;
收稿日期：2018-12-24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3&ZD090);
XieJin and the Third Version of Ming TaizuShiLu
DENG HONG-Yang
Received： 2018-12-24
《明太祖实录》位列明代历朝《实录》之首，是明人所撰本朝开国君主之《实录》，起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迄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元末明初近五十年的社会历史变迁。历史上，《明太祖实录》曾先后经历三次撰修：建文元年正月，建文帝下令为其祖父撰“修《太祖实录》”1，此即为《明太祖实录》一修本，是明人所修本朝第一份《实录》，因其成书于建文年间，所以一修本从建文帝的角度叙述历史，对建文帝和懿文太子多有溢美之词。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成祖即皇帝位，2因自身并非为法定继承人，成祖急需宣扬其即位之合理性，难以容忍一修本与新形势不符之政治立场，遂于建文四年十月，下令二“修《太祖高皇帝实录》”3，从而为自己即位张本，此即是《明太祖实录》二修本。永乐元年六月，二修本成书，4《实录》撰修工作本应告一段落，但永乐九年十月，成祖却废弃了二修本，下令三修《明太祖实录》，5造成了《实录》三修本的产生。
成祖此举匪夷所思，传世文献又语焉不详，自民国以来，对于成祖三修《实录》的原因，学者多有论述，皆认为“《太祖实录》的两次重修，无非为'嫡出’与'靖难’二事”6，现代学者杨永康称之为“朱棣篡史”观点7。此种观点萌芽于民国，流行于今世，在学术界长盛不衰。8但一修本和二修本皆已亡佚，“朱棣篡史”观点无法通过文献证实，且学者片面强调成祖对《实录》的篡改，忽视了《明太祖实录》文献本身的撰修过程，而《实录》三修本即是当下通行之《明太祖实录》，是研究明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急需对其撰修初衷进行重新审视，故本文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参考以相关学术论著，对明成祖三修《明太祖实录》的原因进行探讨，以阐明相关问题，如有不正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建文降臣与成祖三修《实录》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王“至金川门，谷王橞、李景隆等开门纳王”9，六月“己巳，王谒孝陵。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呼万岁。王升辇，诣奉天殿即皇帝位”10。成祖之皇位乃是由篡夺而来，为宣扬其皇位之合理性，成祖急需与乃父明太祖发生联系，从而为自己登基张本，但《明太祖实录》一修本成书于建文年间，政治立场与永乐朝不相符，建文四年十月己未，成祖遂下令二“修《太祖高皇帝实录》”11，使其为永乐朝服务。永乐元年六月“辛酉，监修国史·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等，总裁官·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12，二修本仅历时九个月即告完成，成书可谓极速。
《明太祖实录》二修本成书后，成祖心愿已了，《实录》撰修工作本应告一段落，但就在二修本成书九年之后，永乐九年十月，成祖却下令三修《实录》，13废弃了二修本。成祖此举匪夷所思，因建文降臣多曾参与二修本之撰修，传世文献皆猜测建文降臣是罪魁祸首，但此人为谁，传世文献有李景隆说和茹瑺说两种观点，今笔者以相关史料为据，对诸家记载进行辨析，以阐明此建文降臣究竟为何人。
（一）李景隆说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建文四年十月己未，成祖下令二“修《太祖高皇帝实录》”14，“命曹国公李景隆等监修”15，永乐二年六月成书。但成祖认为“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16，永乐九年十月，成祖“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学士胡广等”三修《明太祖实录》17。
据《明太宗实录》所载之官方说法，成祖三修《实录》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二修本“成于急促，未极精详”，文本本身存在缺陷；二是由于李景隆“心术不正”，成祖因厌恶李景隆，所以废弃了二修本。然《明太宗实录》所言看似有理，实则不然：二修本出于众手，成书极速，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成于急促，未极精详”固为事实，但成祖若认为二修本撰修粗陋，大可命人重加修订，不必在隐忍九年之后，再下令三修《明太祖实录》。至于李景隆“心术不正”等语，则纯属污蔑之词，论述如下：
成祖朱棣为明太祖第四子，李文忠为明太祖外甥，故成祖与李文忠为表兄弟，据徐昌治《昭代芳摹》记载：“（李文忠）子三人，皆上赐名：长景隆，次增枝，次芳英”18，李景隆为李文忠长子，按照辈分，李景隆为成祖表侄，亦即是明朝之宗室。建文四年，“靖难兵次江上，景隆归附，得进太子太师。寻修《太祖实录》，充总裁官”, ，“京师平，大封赏靖难功，以丘福为第一，晋淇国公。当是时，曹国公李景隆以降臣位福上，福鞅鞅不平，见景隆辄欲欧之”-，而“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
由此可见，成祖对李景隆虽外示优容，然内心实忌之，故意命其位在丘福之上，使其遭到靖难功臣之排挤。永乐二年八月癸未，“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同六部、都察院等，劾奏曹国公李景隆潜蓄奸谋，将为不轨”/，成祖“于是夺景隆爵，并增枝及妻子数十人锢私第，没其财产”19。
《明太祖实录》二修本成书于永乐元年，永乐二年，朝廷群臣揭发李景隆诸不轨事，李景隆由此得罪，在其被夺爵之时，成祖并未言其监修之二修本有何不妥，却在七年以后之永乐九年十月，以“景隆等心术不正”为由，下令三修《太祖实录》。现代学者吴琦、朱忠文认为：成祖三修“《明太祖实录》固然有进一步篡改历史真相的目的。而此处（《明太宗实录》）记载对李景隆特别贬斥，这次（三修本）监修又是靖难功臣代表人物姚广孝。因此笔者认为，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抵消掉李景隆的影响力，大力提升靖难功臣集团的地位，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20。
吴、朱二人所言，确有一定道理，但从李景隆得罪夺爵，到成祖下令三修《太祖实录》，其中间隔长达七年，亦即是成祖在隐忍七年之后才发作，此与情理不合，因此，成祖虽然厌恶李景隆，但李景隆得罪夺爵与成祖三修《实录》并无实际关联，《明太宗实录》所载李景隆“心术不正”等语，并非事实。
（二）茹瑺说
《明太宗实录》所载“李景隆等心术不正”等语，虽是对李景隆的污蔑，但李景隆后有一“等”字，表明除李景隆之外，还与其他人“心术不正”，此“等”为谁，《明太宗实录》没有明言，据査继佐《罪惟录》记载：永乐九年“十月，诏重修《太祖实录》，以前监修李景隆、茹瑺心术不正，非信史故”21，则成祖三修《实录》似与茹瑺有关。据焦竑《国朝献徵录》记载：茹瑺“状貌魁奇，雍容凝重，谦和有容，不妄言笑，事必依于宽厚，事太祖十余年，小心无过，太祖尝称瑺贤人君子”22，然“晚不自保，人皆惜之”23。
《国朝献徵录》所言“晚不自保”指的是茹瑺叛投成祖、晚年服毒自尽之事：建文四年，建文帝派遣兵部尚书茹瑺“及曹国公李景隆、都督同知王佐诣燕军议和”24，后来，“成祖入京师，召瑺。瑺首劝进，成祖既即位，下诏言景隆、瑺、佐及陈瑄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瑺忠诚伯，食禄一千石，终其身。仍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选其子鉴为秦府长安郡主仪宾。即命瑺出营郡主府第。还朝，坐不送赵王，遣归里。既而为家人所讼，逮至京，释还。过长沙不谒谷王，王以为言。时方重藩王礼，谷王又开金川门有功，帝意向之。陈瑛遂劾瑺违祖制，逮下锦衣狱。瑺知不免，命子铨市毒药，服之死。时永乐七年二月也”25。
茹瑺虽为建文降臣，但在永乐间小心谨慎，并无大过错，其下狱乃是由于谷王和陈瑛之诬陷，并非成祖有意为之，与成祖有意惩处李景隆之时不同，且茹瑺之死在永乐七年二月，成祖下令三修《实录》是在永乐九年十月，其间相隔两年半，成祖若有意以茹瑺之事而废二修本，应当不会隐忍两年半而后发，所以，茹瑺亦应与成祖三修《实录》无关。
（三）解缙说
李景隆和茹瑺皆为建文降臣，又同为《实录》二修本之监修官，故传世文献认为此二人是罪魁祸首，然导致成祖三修《实录》之人，确为建文降臣，亦曾参与二修本之撰修，但并非为二修本之监修官，而是二修本之总裁官解缙。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九年六月，“解缙有罪，征下狱。缙先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甚见宠任，坐廷试读卷不公，出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会有言：缙尝洩建储时密议者，遂改交阯布政司，命专督化州馈饷。时翰林检讨王偁有罪，谪随总兵官在交阯，教缙指言广东化州。二人遂共趋广东，娱嬉山水忘返。缙又上言：请用数万人凿赣江，以便往来。上曰：为臣受事，则引而避去，乃欲劳民如此！并偁皆下狱”26，“狱吏拷治，不胜楚，令逼引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贯、赞善兼翰林编修王汝玉、编修朱絃、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等，亦引及（李）至刚，皆下狱”27。
此即为解缙案，解缙曾为建文帝之翰林待诏，28靖难后，归附成祖，大受宠任，后因言事得罪成祖，被捕下狱。解缙下狱时间为永乐九年六月，成祖下令三修《实录》时间为永乐九年十月，29解缙之被捕，距离成祖下令仅有四个月，若再加上案件审理的时间，则二者发生时间更为接近。需要注意的是，据《殿阁词林记》记载：李至刚、李贯、王汝玉、朱絃30和潘畿等五人，都曾参与二修本之撰修，31而主犯解缙更是《明太祖实录》二修本总裁官，随着解缙案案情的发展，《实录》二修本竟然被牵扯进来，此是成祖所始料未及的。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成祖惊讶的发现，解缙案一干人等竟多曾参与二修本之撰修，一代国史竟是出自罪人之手！成祖之愤怒可想而知，在此种情况下，成祖极有可能因人费事，怒及《实录》二修本，遂下令三修《实录》，废弃二修本，因此，成祖三修《明太祖实录》应是由于解缙案所导致。
综上，解缙为建文降臣，又曾为《明太祖实录》二修本总裁官，因上言得罪成祖，被捕下狱，连累多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意外的将《实录》二修本牵扯进来，一代国史竟沦为罪人笔墨，成祖视此为奇耻大辱，盛怒之下，废弃了二修本，下令三修《明太祖实录》，导致了三修本的产生，因此，成祖三修《实录》乃是由于解缙案所导致，《明太宗实录》所言“李景隆等心术不正”中“等”字所隐藏的人物，就是指《实录》二修本总裁官解缙。
二、解缙案
成祖三修《实录》固然是由于解缙案所导致，但解缙案仅是表象，汉王朱高煦阴谋夺嫡才是一系列事件的根源所在，今本文以相关文献为据，追本溯源，分析解缙案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以阐明相关问题：
成祖嫡长子为朱高炽，其在成祖举兵靖难、南征北讨之际，“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32，稳住了靖难军队的后方大本营，使成祖无后顾之忧，然高炽“肤体充盈”33，身体肥胖，走路时甚至需要旁人搀扶，34不被成祖所喜；次子为朱高煦，“长七尺余，轻趫，挽千钧，两腋若有龙鳞者数片”35，成祖“以类己，爱之”36，靖难中，燕“兵至浦子口，盛庸诸将逆战败之，燕王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胡骑至，大喜，遽起披甲仗，抚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战”37。
高炽和高煦各有千秋，成祖即位后，在立储问题上，颇费踌躇，高煦以军功自负，又有成祖当初的承诺，图谋储位已久，“几夺嫡”38，成祖亦是欲立高煦为太子，但仍有犹豫，遂“密问（解）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颌之”39，永乐二年四月“甲戌，立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汉王”, 。高煦虽荣升亲王，然觊觎储位已久，却因解缙一言而失之，“高煦由是深恨缙”-，而解缙因有建储功，“皇太子立，升缙左春坊大学士”.，成为太子东宫宫僚。
事情至此，本应告一段落，然太子高炽不为成祖所喜，“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踰嫡”/，父子失和，兄弟阋墙。解缙身为太子宫僚，惧怕高炽被废，国本动摇，遂插足帝王家事，干涉成祖父子关系，言事时“往往微及汉王，毋以过宠致生觊觎”40，“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寖衰”1，此后成祖“颇疏缙。高煦益使人谤缙漏泄禁中语。会上欲征交趾，缙争不可，上益怒，出缙为广西右参议”41。
汉王高煦觊觎太子之位，自争嫡失败后，对解缙恨之入骨，利用解缙失宠之机，向成祖进谗，将其赶出京师。汉王此举，实为一石二鸟之计：解缙为预立太子之人，又为东宫宫僚，是太子高炽的中坚力量，其被贬出京，东宫势力顿遭重创，太子地位已是岌岌可危，而解缙被赶出朝廷之后，仕途被拦腰截断，再也无缘权力中枢，汉王此举一箭双雕，极大的动摇了高炽太子之位。然而汉王高煦并没有就此满足，为进一步打击太子东宫势力，将高炽拉下太子宝座，汉王在成祖北巡期间，“从上北平，数离间太子，诬解缙等于上”42，“永乐八年，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皇太子而还。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43。恰逢此时，解缙又因言事得罪了成祖，遂被捕下狱，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
明捕参议解缙，囚杀之。缙，江西吉安人。缙进士及第，除翰林学士，言事忤旨，出为交趾参议。到司又言：“交趾分置郡县，不如因旧，封建土豪，以相管摄。纵有所得，不偿所失，所利不药所伤。”明帝览奏大怒，以为私於陈氏，不利於国。诏捕，下锦衣卫囚之。44
解缙下狱后，汉王令狱吏严刑拷打，并“令逼引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贯、赞善兼翰林编修王汝玉、编修朱絃、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等，亦引及至刚，皆下狱”45，王“偁与得旸、贯、汝玉、絃、引高皆相继死。缙所逼引，多太子宫僚也”46，此即是解缙案。
汉王高煦罗织解缙案，欲借此打击太子东宫宫僚，从而动摇朱高炽太子之位，伺机阴谋夺嫡。随着解缙案案件的审理，《实录》二修本亦被牵扯进来，成祖惊讶的发现，一代国史竟成于罪人之手，遂在盛怒之下，废弃了二修本，下令三修《明太祖实录》，从而造成了《实录》三修本的产生。
综上，永乐初年，诸子争嫡，高熙落败，高炽得立。汉王高熙因夺嫡失败，对解缙怀恨在心，遂罗织罪名，向成祖进谗，以中伤解缙，并顺势牵连太子东宫宫僚，欲撼动高炽太子之位，从而阴谋夺嫡，此即是解缙案背后复杂之历史背景。
结语
永乐年间，汉王阴谋夺嫡，罗织解缙一案，欲借此打击太子东宫势力，随着案情发展，波澜横生，《明太祖实录》二修本被意外牵连其中，一代国史竟沦为罪人笔墨，遂被成祖所弃，此为二修本之不幸。然《明太祖实录》是明朝开国君主之《实录》，位列明代《实录》之首，意义重大，实难空缺，成祖遂下令三修《明太祖实录》，以补国史之缺。皇子意图夺嫡，机缘巧合之下，竟造成了新一代国史的产生，此为三修本之幸。明乎此，则成祖三修《明太祖实录》乃是由解缙案所造成，而汉王夺嫡则是一系列事件之根源。
注释
1 [清]张廷玉《明史》卷4《恭闵帝本纪》, 建文元年正月条, 中华书局, 1974年, 60页。
2 [清]张廷玉《明史》卷五《成祖本纪第一》,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条, 中华书局, 1974年, 75页。
3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条, 233页。
4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1, 永乐元年六月辛酉条, 386页。
5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0,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条, 1516页。
6 吴士勇《<明太祖实录>的三次修纂》, 《文史知识》, 2004年第8期。
7 杨永康《朱棣篡史述论》, 《社会科学战线》, 2014年第11期。
8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孟森认为:“明初名教, 嫡长之分甚尊, 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 既死则应立嫡孙, 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 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 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 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 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 则己为嫡长, 伦序无以易之矣。” (参见孟森《明史讲义》, 第二章第五节,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114页。) 自孟森以后, 吴晗《记<明实录>》一文亦持此种观点:“盖重修之故, 固一以建文遗臣之指斥, 一以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 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之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最要者, 实为嫡出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 以自解於天下后世也。” (参见吴晗《记<明实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18册, 商务印书馆, 1948年, 412页。) 又黄云眉在《明史考证》中亦言:“太祖、成祖皆多过举, 成祖为亲隐讳, 远不如为己隐讳之甚, 以虚构嫡出之说, 诈兴靖难之师, 不得不于洪武实录中一再篡改删削”。 (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本书内容挈要》, 中华书局, 1979年, 1、2页。) 现代学者如杨永康和吴士勇等人, 亦是皆持此种观点。 (参见吴士勇《<明太祖实录>的三次修纂》, 《文史知识》, 2004年第8期。杨永康《朱棣篡史述论》, 《社会科学战线》, 2014年第11期。)
9 (1) [清]张廷玉《明史》卷5《成祖本纪第一》,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条, 75页。
10 (2) [清]张廷玉《明史》卷5《成祖本纪第一》,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条, 75页。
11 (3)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条, 233页。
12 (4)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21, 永乐元年六月辛酉条, 386页。
13 (5)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0,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条, 1516页。
14 (6)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条, 233页。
15 (7)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0,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条, 1516页。
16 (8)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0,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条, 1516页。
17 (9)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0,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条, 1516页。
18 (10) [明]徐昌治《昭代芳摹》卷10《勋臣传》, 《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 第43册, 北京出版社, 1998年, 146页。
19 (11) [明]徐昌治《昭代芳摹》卷10《勋臣传》, 146页。
20 (12) [清]张岱著、栾保群校点《石匮书》卷75《丘福传》, 故宫出版社, 2017年, 1521页。
21 (13) [清]张廷玉《明史》卷126《李景隆传》, 中华书局, 1974年, 3747页。
22 (14) [明]杨士奇《明太宗实录》卷33, 永乐二年八月癸未条, 586、587页。
23 (15) [清]张廷玉《明史》卷126《李景隆传》, 3747页。
24 (1) 吴琦、朱忠文《论永乐到宣德年间开国功臣家族命运的变化--以巩固新政权合法性为视角的研究》, 《安徽史学》, 2016年第2期, 28、29页。
25 (2) [清]査继佐《罪惟录》帝纪卷之三《太宗纪》, 永乐九年十月条,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87页。
26 (3) [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10《忠诚伯茹瑺传》, 广陵书社, 2013年, 333页。
27 (4) [清]谈迁《国榷》卷14, 永乐七年二月丁亥条, 中华书局, 1958年, 1017页。
28 (5) [清]张廷玉《明史》卷151《茹瑺传》, 中华书局, 1974年, 4173页。
29 (6) [清]张廷玉《明史》卷151《茹瑺传》, 4174页。
30 (7)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16, 永乐九年六月条, 1483页。
31 (8) [明]何乔远著、娄曾泉等点校《名山藏》卷60《解缙传》,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年, 935页。
32 (9) [明]何乔远著、娄曾泉等点校《名山藏》卷60《解缙传》, 934页。
33 (10)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120,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条, 1516页。
34 (1) “朱絃”, 《殿阁词林记》作“朱纮”。 (参见:[明]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17“纂修”条,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史部, 第452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352页。)
35 (2) [明]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17“纂修”条记载:“永乐初, 重修《太祖实录》, 纂修为:学士王景, 礼部尚书李至刚, 侍读胡靖、曾日章、王灌、胡俨, 侍讲邹缉、杨荣、金幼孜、杨士奇, 修撰李贯、吴溥, 编修吴节、郑好义, 检讨王洪, 博士张伯颖、王汝玉, 典籍沈度、潘畿, 待诏王延龄, 给事中朱纮, 吏部郎中徐旭, 礼部郎中胡远, 太常寺博士钱仲益, 国子助教王达, 博士金玉铉, 行人蒋骥, 晋府伴读苏伯厚, 佥事李煜、叶砥, 知府刘辰, 靖江府教授张显, 楚府教授吴勤, 知府邹济, 知县杨觏、梁潜、王褒、沈瑜、赵季通、唐云, 教谕解荣、刘宗平, 训导富贵清、罗师程, 儒士端礼、王孟易、朱逢吉、莫士安。” (参见:[明]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七“纂修”条,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史部, 第452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352、353页。)
36 (3) [清]张廷玉《明史》卷8《仁宗本纪》, 中华书局, 1974年, 107页。
37 (4) [清]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4《汉王高煦传》,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 1257页。
38 (5) [明]叶盛撰、魏中平校点《水东日记》卷7“后人把滑”条, 中华书局, 1980年, 72页。
39 (6) [清]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4《汉王高煦传》, 1257页。
40 (7) [清]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4《汉王高煦传》, 1257页。
41 (8)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2, 学生书局, 1965年, 93页。
42 (9) [清]张廷玉《明史》卷118《汉王高煦传》, 3616页。
43 (10) [清]张廷玉《明史》卷147《解缙传》, 中华书局, 1974年, 4121页。
44 (11) [清]张廷玉《明史》卷6《成祖本纪第二》, 永乐二年四月甲戌条, 中华书局, 1974年, 81页。
45 (12) [清]张廷玉《明史》卷147《解缙传》, 4121页。
46 (13) [清]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20《解缙传》,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 2415页。
47 (14) [清]张廷玉《明史》卷147《解缙传》, 4121页。
48 (15) [清]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20《解缙传》, 2415页。
49 (16) [清]张廷玉《明史》卷147《解缙传》, 4121页。
50 (1) [清]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20《解缙传》, 2415页。
51 (2) [清]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4《汉王高煦传》, 1257页。
52 (3) [清]张廷玉《明史》卷147《解缙传》, 4121页。
53 (4) [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卷9《重光帝本纪》, 永乐九年九月条,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5年, 447、448页。
54 (5) [明]何乔远著、娄曾泉等点校《名山藏》卷60《解缙传》, 935页。
55 (6) [明]何乔远著、娄曾泉等点校《名山藏》卷60《解缙传》, 9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