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知识方案的巅峰最后，我想说，我们目前的形势背后有个更深层次的一次性问题。我相信，所有这些其他趋势和周期在当代专业致知中引起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它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在历史经历转折的时候威胁了我们。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目睹了此前现代世界中支撑专业知识体制的策略达到了巅峰。我将这个巅峰称之为“20世纪知识方案”（20th Century Knowledge Project）。这个伟大的知识方案酝酿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接着在整个20世纪都与大学共同发展。我认为这个方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在数以万计的杰出著作中看到了其成功，这些著作由全世界学者在这个知识体制下创作而成，惊人爆发的基础科学打开了众多领域的大门，而这些领域需要足够的阐述和保持足够的实际应用才能使我们大家在后来几十年里全神贯注于此。麻烦的是它结束了。在我们已经拥有的致知体制下，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一切。而聪明的年轻人转向应用领域、Google研究、商业领域，这表明我们已不再有足够吸引力去指引新一代最优秀的人才。因此，我们自己方案的巅峰反而让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现在外部世界已经威胁到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的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已经很好地支持了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主要适用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虽然我认为它稍作修改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一些变化。我基本上将其作为一个美国故事来讲述，因为我认为毫无疑问美国大学整个20世纪都统治着学术界。让我提醒你美国现代学术的起源。美国内战结束后，许多美国人前往德国和法国高等学府深造，就像今天中国人前往美国一样。当他们回来时，他们意识到，无论是培养牧师或贵族的小型私立大学，还是为了促进普通民众的高等教育的崭新的州立大学，都需要彻底转型才能成为严肃的学术机构。他们把德国的高端学术机构嫁接到英国式的高等教育体系根基上，把研究生的专业教育与大学生的通才教育结合在一起，从而创立了这一新体制。在此过程中，他们把德国的研究所平等化，成为平等的“系”，并把当时新的英国专业荣誉课程放宽，成为通识教育和分系专业培养的结合。这个本科课程围绕类似英国风格的正典（canon）教材松散地组织。但是，美国大学移植的德国高端学术研究，要求未来的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意味着，新的年轻学者一方面转向对人文正典的研习，另一方面转向创造与之分量相当、但更偏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正典，而且主要围绕政治和社会理论、分国别和分时期的历史、跨文化比较等正典领域或可正典化的领域来组织。美国大学从1890年到1975年几乎呈指数级增长，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萧条期间，有过短暂休息。像所有呈指数增长的人口一样，教职员工的平均年龄都很年轻。因此，这个体系富有创造性、充满希望、乐观向上。然而，1975年之后，人口危机开始了。系统的扩展停滞了，教职员工快速老化，新系统中资深学者和助理教授一样多。正如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展示的，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引发了学术界阅读量的普遍下降和写作量的增加，而这种增长一般在很大程度上被错误地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管理。但更重要的是，扩张的结束使学术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重要的出版物爆炸性扩张，这反过来又使系统地阅读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剧了致知本身的衰落。这就是今天美国学术界被认为处于大危机之中的许多情况之一，实际上它源于美国学术扩张不可避免的结束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就此危机而言，更重要的是，指数增长比野火烧毁森林更快地消耗掉了博士论文的课题。到1963年为止，关于简·奥斯汀的博士论文已有40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博士论文有几百篇。的确，身份政治作为正当博士论文课题的兴起，很可能只是为了试图找到新的博士论文课题。通过指认所有先期研究为带有偏见，从而拒绝它们，人们可以重新开始，从零开始重新创造一切。这次你要认真对待妇女、黑人、拉丁裔、同性恋或者任何你感兴趣的人。这也许为美国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带来了又30年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但是这种身份政治策略的问题有几个。一方面，它使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非累积性质在科学日益强大的时候变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它允许激烈地政治化，使基于个人偏好的（ad hominem）论证以及时代错乱的论证具有正当性，从而削弱了智识生活的核心正当性。第三，它分散了学者们注意力，不去思考如何发明新的致知形式，而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旧方案达到了其巅峰。更广义地说，这种策略使美国学者看不到20世纪成功的本质和付出的代价。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个非凡的组织，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不断增长。当这种增长不可避免地停止时，整个系统也随之停止，美国学术界其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此外，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变得如此成功，以至于社会开始依赖它作为一个机器来评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这必然将不利于学术生活的标准强加于大学。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精英学术教育普遍存在的学生成绩的虚高。但是，如果说成功的代价是社会期望大学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情，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在内部。到2000年，学术界已经穷尽了这个知识方案，它基于正典性思维、掌握基础知识、以及与正典性主题相关并与学科组织相联系的研究。它已经完成了它计划要做的事情，而且它记录了20世纪美国大学的集体成果，它的确是一个令人惊叹且具有支配力的整体。但是它已成过去式。每个人只能读其中一小部分的内容，那些能够组织学术界围绕某个共同知识方案进行工作的综合工具和问题意识如今都消失了。原本维持各学科之松散整体性的正典与文摘的混合，最终瓦解。经济学在其大炮周边围上了一圈大篷车，由此堕落成了某种形式的工程学。人类学拒绝了它的创始人，并发现它实际上与任何东西都无关。历史堕落成了攀比谁比谁更受压迫的争论。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事实是，到2000年，20世纪的知识方案已经全部玩完了，1980年后延长其寿命达20多年的策略实际上最终扼杀了它。简单地说，此刻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成为学术知识分子的新方式。现在我们还不清楚那会是什么样的，只不过旧方式已经日暮途穷。我们的学术交流主要由不重要的作品组成。我们的管理者奖励的是出风头的事，而不是实质性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具已经下降到毫无价值的关键词搜索的水平。我们的同行评议制度被削弱到仅止于草草应付。我们的许多学科协会退化为软性政治组织。这些学科本身正受到管理者和某些同事的系统攻击，那些同事希望放弃学科去从事「跨学科」研究、组建各种研究“中心”。自助出版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甚至被认可的做法。本科生以相关性和开放性的名义引诱我们从事既懒惰又无效的教学。现在，这其中许多东西与其说是衰退的迹象，不如说是成功的迹象。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多世纪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的方案：我们对西方正典进行了细致的学术研究。我们对日常社会生活、比较政治、象征实践等等做了数千项研究。我们还没有做的是重新思考这一切，消化它，并利用它来形成一种新的致知，这种致知能够向前发展，并指引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的思想。毫无疑问，在当前学术就业的不稳定条件下，他们自己可能无法承担这项任务。只有非常勇敢的头脑才会反抗追求时尚和出风头。鉴于这种情况，要由我们这些已经在这个系统中的人，找出新的方式来为未来的致知方式提供条件。有鉴于学术界在未来40年内将需要适应印度和中国庞大的新的大学体系，眼下肯定还挺令人兴奋。更广义地说，随着知识世界的发展，知识将传播到远离西方思想观念的社会。我所列举的知识趋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智识挑战。我自己试图将人文知识的本质理论化的许多工作，都来自于我与我们大学图书馆就新型研究等议题而开展的各种斗争。事实上，也许未来的学术致知者需要像我一样成为一个非专家（non-specialist），套用马克思的话，早上研究数学社会学，中午做民族志研究，下午做档案分析，晚上写评论。这种多重技能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智识秩序的基础。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在胡说八道，但确实有可能。主要的事实是，我们一直在从事的方案可能结束了，它正是在我们面临外部严重威胁时结束的。因此，现在是进行深刻反思和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发挥想象力的时刻。否则，我们中许多人为之献身的那种致知方式，将在未来30或40年内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