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侯教授主攻中国艺术，但又堪称汉学大家，因为他深喑中国文化，将整个中国文化作为中国艺术研究的直接背景，尽管他并不习惯于对经学、子学、儒学的反复引用，不属于“掉书袋”一类。雷教授非常熟悉中国艺术史，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其中而止于历数史实，而是以居高临下的理论视野把握对象，在历史“万象”中发现中国艺术共通、普遍的东西。所谓“模件”，就是他在《万象》一书中的独特发现。雷教授这样回溯“模件”理论的源起：60年代，叶利塞耶夫企图将古代中国青铜器那无尽变化的饰纹区分并界定为数百种独特的母题，以便设计出一种电脑程序将其进行排列，由此发现中国人有一种规定基本要素的情结，而后才通过摆弄、拼合这些小部件而创造了艺术；70年代，铃木敬的学生在分析中国卷轴画时发现，这些绘画的作者使用了固定不变的成分拼合了种种构图。由于雷教授亲历上述两位先生的研究，所以深受启发，于是将其概括为“模件”生产方式，认为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的各个领域：“中国人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且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万象·鸣谢》）在《万象》这本书中，这些“标准化的零件”被雷教授命名为“模件”。雷教授一直钟情于中国书法研究，这在现代西方汉学学者中可谓独具特色。早在1969年，他就以《清代的篆书》获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此后又有《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出版。所以，他的《万象》也就从汉字的构形说起：“汉字可以说是人类在前现代发明的最复杂的形式系统，而且也是模件体系的完善典范。汉字的五万个单字全部通过选择并组合少数模件构成，而这些模件则出自相对而言并不算庞杂的两百多个偏旁部首。”试想，如果不是以这些偏旁部首为“模件”，使几万个汉字迥然不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通的成份，这是绝无可能的。雷教授发现，这样一种“模件体系”，在青铜器、兵马俑、建筑、陶瓷、漆器、丝绸、绘画等其它中国艺术中普遍存在。他对此进行了逐一分析，言之有理，自成一说，恰如译者张总《跋语》所言：《万象》这本书“不仅探及了中国造型艺术的方方面面，还归纳出了其中具根本性的特质——模件化与大规模生产……穿透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提出了其中共同的特征。”进一步说，《周易》中的阴阳二爻及其卦象，传统的诗词格律，明清小说叙事的板块结构，乃至整个古典戏曲的脚本、角色、脸谱、程式等，无不可以印证雷教授的“模件”理论，尽管《万象》没能涉及。
就此而言，与其说《万象》是一本中国艺术史著作，不如说是一本中国艺术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里，雷教授打通了不同的艺术门类，发现了它们之间共同或共通的东西——模件化及其规模化生产的奥秘。这就使我们联想到我国“艺术理论”的现代建构问题，至少可以获得如下启示：一、任何理论建构，不外乎“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西方艺术理论侧重前者，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侧重后者。雷教授虽是西方学者，但是，由于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艺术，所以也就放弃了西学之所长而屈就了中国传统，即在大量的艺术现象中发现、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看来，“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者身份”，是选择理论建构路径的决定性因素。二、“艺术理论”与“文学理论”不同，尽管都是对“一般性”“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其中最显著的不同在于艺术门类众多，各门类均有自己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语言”往往是“门类划分”的基本参照。于是，一旦触及这一层面，或者触及受制于这一层面的问题，所谓“一般性”“普遍性”探讨也就会戛然而止，这是一堵墙，无能为力。文学尽管也有不少门类（文体），但是不存在这一问题，道理很简单，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曲本等，都是“语言的艺术”。也就是说，所谓“艺术概论”会有许多“概”不起来、“盖”不住的方面，但是，如果放弃“形而上”改用“形而下”，就像雷教授那样，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之所长，则可以避免这一窘境。雷教授的“模件”理论就是“形而下”的产物。三、文学理论的首要问题是“文学是什么”；同理，艺术理论的首要问题是“艺术是什么”，此类置问和阐发无可非议。可非议的是讨论这一问题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首先为“文学”或“艺术”下一个独断论定义，然后由此出发论及文学或艺术的方方面面。就形式逻辑而言，此类方法貌似严密，但却是不可靠、不可信的，因为此类“定义”远离了文学或艺术的经验，远离了理论之为理论的要义——任何“理论”都是对成规的质疑（卡勒语大意），真理只在对话中生成；理论是对真理的探讨但不独霸真理。雷教授的“模件”理论就是这样，他的《万象》只是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角度，同时又为读者的质疑预留了更多的角度，并非一锤定音式的独断论。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1942年生于慕尼黑。1961-1969年在科隆、波恩、巴黎、台北、海德堡等地学习东亚艺术、欧洲艺术、汉学、日本学。1969年以《清代的篆书》论文获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随后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修学。1975-1976年供职于柏林国立博物馆、东亚艺术博物馆，1976年在科隆大学任教授，同年执教于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任系主任兼艺术史研究所所长，1978年任哲学历史学院院长。
雷德侯还是德国东方学会会长、柏林学术院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员、海德堡学术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曾任剑桥、芝加哥、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或特约研究员。其主持的展览有紫禁城的珍宝、兵马俑大军，日本与欧洲，中国明清绘画等。著有《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兰与石——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万物》于2002年获列文森图书奖。2005年9月7日，雷德侯因对亚洲艺术史的贡献荣获巴尔赞奖。2005年以来，雷德侯重点研究中国的佛教石经，主编《中国佛教石经》系列书籍。
· 人文学术之中外镜鉴 ·
· 文艺理论之铄古成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