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留美之旅
在传世影片《音乐之声》中，有一句经典台词——
玛丽亚：院长嬷嬷总是这样说，当主关上一扇门时，他会在别处为你开启一扇窗。
Maria: Reverend Mother always says when the Lord closes a door, somewhere else he opens a window.
当我先后失去了去驻美使馆任职科技秘书以及第二次赴英、法、德考察的机会后，尽管心态还算平和，但总感到有点怏怏然。然而令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上帝在接连两次将我关在门外后，却在意料之外为我开了一扇窗。仿佛中了一次“百万英镑”的头奖，由此使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改变。
1978年8月4日，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在六二八所内引起轰动，文曰：教育部将派一批文革前的大学生出国留学，采取公开报名招考的方式，报名资格仅限于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对这件不啻于天上掉下百万英镑的好事，人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还以为是一个政治玩笑，跃跃欲试却谁都不敢第一个报名。在三室室主任沈昌治的极力鼓动下，我鼓足勇气报了名，成为第一个跃下太平洋的跳水健儿。
第一次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于1978年9月15～16日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内进行，后来听说这次录取率为1/16。考试科目仅限于英语。
考试方式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采用的仿“托福”，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试卷竟多达五六张，每张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一眼看去好像爬满了蚂蚁。许多从未见到过这种美国“蚁巢”的考生，真恨不得自己立时变成食蚁兽，用一条长舌把这么多可恶的蚁群一扫而光。直到考试仅剩下最后五分钟时，许多人看到眼前的蚂蚁还顽固地坚守在阵地上，毫无退让之意，只好无奈地掩上试卷，悻悻离席。
口试题目为“Hot snake”（触电的蛇），“Hot” 似乎是谁都认识的词汇，其解释为“热”或“辣”，但“snake”却难倒了众考生。“snake”这个词汇并不是什么怪癖的英文单词，然而因为它不属科技领域的管辖，许多人学过后就没把它装进自己的脑袋，而是不经意地扫进了盲肠。这次与“snake”狭路相逢，令他们目瞪口呆，似曾相识，却无法从堆积在盲肠的杂物中提取出来，只得挖空心思上天入地去搜索。连蒙带猜的结果，得出了五花八门的错误答案。其实错误的责任不应完全归咎于“snake”，另一半“Hot”同样有份，因为这群科技学子首先就不懂这无人不知的“Hot”，竟还能作“触电”之解。对题目都茫然不知，口试自然变得牛头不对马嘴，在老师面前出洋相是小事，丢了一次大好机会却是难以挽回的损失。从考场出来，已经注定名落孙山的考生们，都怒不可遏地严词斥责那些古怪刁钻、不通人情的出试题者。
——谢善骁·长篇小说《红色工程师》
在经过笔试、口试两关后，我的自我感觉是砸了锅，注定榜上无名了。谁知到发榜时，我的笔试分数为78分（满分100分，40分为及格线），口试4+分（5分制，3分为及格线），名次高居本所二十多名考生中的第二，顺利地把准考证换成了“准留（学）证”。几天后接到三机部教育局通知，说我的留学地点是美国，于是觉得自己已是网中抓鱼，笃笃定定了，只等某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到，随时可以登机赴美。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眼看其他同时考取的访问学者陆续奔赴美欧，我却始终未接到一纸录取通知。焦急的我跑到教育部一问才恍然大悟，原来教育部只负责留学经费却不管联系学校，学校和导师必须自行联系，录取书不会像海鸥一样自动飞来。在对美国大学两眼一抹黑又无资料可查的情况下，我只好求助浙大导师、早年曾留学美国的徐纪楠教授。经他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冶金系主任舒曼（Shewmon）教授联手推荐，该校冶金系的赫斯（Hirth）教授同意我作为他门下的访问学者。听到终于被一所大学的教授所接纳，我根本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兴冲冲地给赫斯寄出了我的申请、简历及有关材料。
西山红叶一天天地凋落，钓鱼台银杏大道也叶落满地，北京已经悄然脱去秋装。我在从秋到冬的焦急期盼中，始终未接到赫斯寄来的IAP-66表（IAP-66表是有效“交换访问学者资格证书”，由美国新闻总署USIA认可的交流机构或主办者签发）。情急之中，我只好向导师写信询问——那是一个无法通过电话与美国联系沟通的年代。赫斯很快来了回信，告诉我他早已给我寄出IAP-66表，寄往的单位是我在简历中填写的“北京航空研究院”。天哪！由于六二八研究所的名义不能直接对外，按三机部教育局要求我将所在单位填写为子虚乌有的“北京航空研究院”，其实我也同时写上了联系地址为北京48号信箱，殊不知赫斯没有看懂其中奥妙，向我的“单位”发出了信。一场误会总算消除了，赫斯重又寄出一份IAP-66表，使我的赴美日期拖延了半年。
一切都像在梦中一样，我与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宠儿，一起进入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学习，同时进行置装和购物准备。做西服的两百元大钞自然是公家发的，而置装的厂家——虹都服装厂也是上面指定的。贴着“虹都”标志的西服，是一种英国绅士礼服加上大清官员朝服的中西合璧款式，本质上是西方“体制”，却又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其特点是宽松肥大，尤其是袖管和裤管这两个部分，足以收藏两只鸽子或一只公鸡，供魔术师变戏法倒是蛮合适的。西服的后摆也被剪裁成不开衩的，从后面看过去好像无缝钢管。不管喜欢不喜欢，一人两套西服都已置备完毕，其他应购物品，从内衣内裤到牙膏手纸，也一应备齐。
——谢善骁·长篇小说《红色工程师》
终于等到一天早上，三辆大轿车把百余名留学生送到首都机场候机大厅。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空旷、冷清而落后，实在不值得恭维，而在一群土里土气即将赴洋留学的学子中，居然还引起了不少赞叹声。不过走进厅内，想到即将就要奔赴人地两生的大洋彼岸，踏上一片没有被共产主义阳光照耀的黑暗大陆，大家的心境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严峻的细胞也聚集到脸上，描绘着凝重惶恐的表情。当随着登机的长队缓缓行进到安检口时，我甚至感受到一种“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悲壮气氛。
中美之间还没有直通航线，破冰之旅就成了一条斗折蛇行的曲折路程。承担着破冰重任的留学生们要去美国，需从北京经由卡拉奇国际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和纽约肯尼迪机场三度转机。在百余人的留美学者中，唯我一人是曾在此前去西方取过经的唐僧，到过卡拉奇、巴黎机场，因此语言学院指定我作为这一“破冰旅行团”的带队。殊不知我从旅途第二站卡拉奇机场起，就开始晕机并且愈来愈严重，带队人成了被照顾的老弱病残，只好无奈地退居二线。
一行留学生最终晕乎乎地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在这里需要停留个把小时，使我的晕机效应有所好转。一群显得十分显眼的黑头发、黄皮肤，引起了候机厅内老外们的注意，一对美国老夫妇蹒跚地走到我们面前。当了解我们是一批中国留学生时，爱管闲事的老头子又逐一询问去哪所大学，在五位将前往俄亥俄州的访问学者中，听到四个人答复“俄亥俄大学”时，老头子翘起了令人失望的小拇指，而当问到我时，我一脸茫然地答道：“Ohio stat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没想到他立即翘起大拇指，引来了其余四位旅伴的羡慕目光。
又一次转机后，终于在傍晚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大家立即被带领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中国使馆大巴上，在中国大使馆招待所的领地上度过了第一个美利坚之夜。华盛顿休整三天，在使馆办妥了一切手续后，旅伴各行其道，群雁分飞各地。我终于成了独行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孑身一人乘机前往目的地哥伦布市。对目的地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将要从事研究的课题心中无数，对导师的态度、要求无从了解，而到达人地两疏的哥伦布后是否有人准时来接，更成为迫在眉睫的悬念……此行对于我来说，尽管不能跟哥伦布远航的探险精神和胆略相提并论，却也堪称一次大胆冒险的举动了。
还有一件让我深感尴尬狼狈的事：当登上航机后，我发现乘客差不多都是西装革履，穿着庄重得像去赴宴，唯有自己却是一套寒酸的蓝布工装，很是不入时宜。事已至此，也只好红着脸低头坐下了，好在从眼角的余光中，并未看到有人在注视我。让我怎么也不明白的是，记得前天我们一群中国留学生去参观白宫时，人们身上穿的是清一色的京制西服，站在众多穿着随意、休闲的欧美游客中，我们显得分外醒目刺眼。我也因此从中取得了经验——原来外国人在公众场合中并不注重穿着礼节，但想不到第一次尝试入乡随俗，却又出了洋相。
傍晚时分，航班徐徐降落在哥伦布机场。下机以后，我怯生生地随着黑白相间的人群流到出口处，伫立在灯光明亮的陌生世界中，惶恐地左右顾盼，按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约定，将有两位中国学者会前来迎接。不一会，果然发现两位同样穿着肥大西服的“同志”微笑着走过来，使我顿时心花怒放了。
“你是老谢吗？”其中一位身材较矮小的人礼貌地问道。
“我就是，你是老潘吧？”我猜测，此人就是教育处告诉我的潘秋元，老潘是第一个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
“我是潘秋元，使馆已经把你到达的消息通知我了。”老潘又指着身边那位较胖的人说：“他叫余宗森，是你们冶金系的访问学者。”
“欢迎你！你让我们冶金系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老余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我们走吧，小马一定等急了。”老潘一边说，一边提起我的一只箱子，老余提起了另一只。
“你们有车吗？”我问。
“我们哪有钱买车，再说大使馆也不允许我们买车，但给每个留学生配了一辆自行车，你到后也会给你一辆。”老潘笑着说，我发现他说话时总带着一副乐呵呵的表情，“听说你来，我们特地约了一位香港好朋友小马开车来接机的。”
小马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学生，友善而有礼貌，看大家就座后，就稳稳地驾着她那辆不大的车驶往城里。路上老潘告诉我，他们在前两天就接到华盛顿教育处的通知，要求他们前来接机并安排好临时住处。对于大使馆细心而周密的安排，使我深受感动。
“我住哪里？能暂时与你们住在一起吗？”我关心地问。
“美国房子的租金很贵，我们都是两个人合租一套公寓，一人一个房间。你就先住在我的公寓里，与我合住的另一个人是台湾来的博士后。”老潘说，“哥伦布的生活水平比美东和美西便宜多了，据说在纽约、洛杉矶的留学生都是几个人合租一套公寓，生活很不方便。”
“与台湾人住在一起合适吗？”我疑惑地问。
“你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警惕性都是特别高！”在前座开车的小马忍不住插嘴说。
“他是十分爱国而且特别热情的台胞，你一见面就知道了。”老潘说。
“老谢，你是我们冶金系第五位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七个走进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的中国留学生。”老余说。
第七个？在文革后期国内风行过一部叫做《第八个是铜像》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七个游击队员的七段回忆，便构成了这一部电影，而第八个人却不能回忆了，因为他已经牺牲，成了一尊铜像。因此，我暗自为好歹赶在“铜像”之前到达学校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