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感（史记卷五·《世家上》）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史记·晋世家》
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史记·魏世家》
《本纪》读完后，笔者开始对《世家》进行研读。近四天则主要研读的为各诸侯世家，读完可谓感慨万千。过往常言，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相攻，海内鼎沸，天下无一日太平，百姓罹兵燹之灾。数百年间，战争规模越发扩大，激烈程度越发提高，国家数量越发减少。
《周世家》载：“是时，诸侯不齐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吕氏春秋》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陈杞世家》载：“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政相并。”可见，西周初年，遍布华夏的诸侯国有上千的数量。然而经过二三百年的兼并，春秋初年，有迹可考的诸侯国只剩下一百四十多个。迨至战国，中国大地上就剩下战国七雄和几个中小国家了。正因如此，诸侯国有世家言者不过十六家，其中韩赵魏三分晋国，田氏取代姜齐。这个时代兼并战争之激烈，军事斗争之残酷，单单从诸侯国数量变化就可一目了然。
不过，笔者此番阅读最大的感受还不在于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攻伐、各自变革，更在于各国内部的政治问题。春秋时代，正是一个政治秩序极度失衡的时代，乱臣贼子层出不穷，父子兄弟相互残杀，内部政治的残酷性远非后世大一统王朝所能比拟。究其根源，正是一系列内部政策本末倒置所致。正因如此，太史公在其自序中谈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中国史学的两大先贤可谓千古良史矣！史家两司马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故能明晓中国政治治乱兴衰之道。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王朝政治的早期，既缺乏可资借鉴的历代经验，又无系统完善的官僚政治，可谓庶事草创，漏网吞舟。正因如此，这一时代的诸多政治悲剧才为后代王朝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故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笔者细读这十六国世家之言，大致总结出内乱的三大成因：继承混乱、本末倒置以及滥用名器。
权力继承问题
父死子继家天下、嫡长子继承大统，此两者本是保证政治稳定的最关键因素。任何违背这两点的举措都有可能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荀子曰：“一而治，二而乱。”权力继承方式单一稳定，其政治继承则稳定。一旦有废长立幼或者让位于弟的举措想法，势必会引发众人对最高权力的觊觎与追逐。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只有死亡乃至族灭的命运，这反过来使得政治更为残酷，“君不忍人，人能忍君”（您不忍心诛灭对手，人家可忍心诛灭您呀！）变成了政治上的金科玉律。春秋时代，诸多政治惨剧往往因之而生，父子俱死者有之，国破家亡者有之，有国有家者，可不慎乎？
吴王寿梦爱幼子季札，兄弟相传，更相为王，必将王位让于季札乃至，已有公子光派专诸刺吴王僚之事。（p1767）
鲁国武公废长立幼，周王自诛王命以致于数世不安。（p1846）
燕王哙废太子平，禅让国相子之为王，天下大乱，相互攻杀，齐兵趁机北上，国家因之覆灭。（p1882）
宋宣公背弃父死子继之大义，让位兄弟，希望因此得让弟之名而有子享之实。但此例一开，宋国世世不安，弑君之事层出不穷，国以不宁者十世，诸侯因之侵伐不已。（p1960）
晋献公宠爱骊姬，废太子申生，逐公子夷吾、重耳，立少子奚齐，国家因之大乱：里克弑公子奚齐、悼子；公子夷吾诛里克；公子重耳杀夷吾之子怀公圉。
楚成王已立太子商臣，又爱其庶弟职，犹豫未发；太子商臣与其师傅潘崇先下手为强，逼杀楚成王，自立为穆王。（p2050）
同样是楚国，楚平王（即大名鼎鼎的公子弃疾，军功赫赫，靠诛灭两位兄长而上位）废太子建以有白公胜之乱。（p2071）
在史书记载上，这样地史事不过数行数列，但其背后的残酷性让人从内心感受到极大的震动。父子兄弟本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但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亦或是为了自保，双方就不得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近年来有网络流行语“果断就会白给，犹豫就会败北”，这在现实许多事情上未必合适，但是在历史上的残酷政变中却一再检验其正确性。楚王子比不忍心杀弟弟公子弃疾，反被诈杀；晋厉公不忍“一旦杀三卿”，乐书、中行偃反诛杀厉公。公子光袭杀吴王僚，自立吴王阖闾；太子商臣果断弑父，自立为王。此二人可谓穷凶极恶、残暴不仁，但并未受到任何惩罚。可见在政治斗争中，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如神灵、道德等）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本身具备一定的身份（即拥有王室血脉），下手快、狠、准，事后对民众实行恩惠并避免事变演变成大规模案件以致于上下猜忌、人心惶惶，他就能够长久的掌握政局。对此，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君主论·第八章论以邪恶之道获取君权的人们》）
本末倒置问题
贾谊在其杰出的《治安策》中总结历史经验谈道：“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贾谊的这些评价自然主要是针对西汉初年政治局势，但是其提出的本末倒置势必引发天下倾覆的观点则是从春秋以来诸多历史事件中总结而来的。重本抑末、强干弱枝本是稳定局势的不二法则，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王室以及大宗的绝对优势。若君主不能明了大局，嫡庶不分，同等对待，便给予了庶子争夺王位的实力与资本。
卫庄公本已立太子完，但又宠爱庶子州吁，予以军权，使其将兵。忠诚的臣子石蜡进谏：“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庄公不听，州吁因之日益骄纵，反杀桓公（即太子完），自立为君，卫国因之大乱，数世不得安宁，诸侯皆来侵伐，失城蹙土，国家顿衰。（p1926）
晋昭侯封自己叔叔成师于曲沃，号为曲沃桓叔，曲沃之地大于晋君都邑翼，本末倒置，晋国由此大乱，曲沃之公与晋国之君分庭抗礼，相互攻伐，六十七年后曲沃武公（桓叔之孙）竟攻灭晋，小宗兼并大宗，周王只能接受既定事实，列其为诸侯，尽有晋国之地。（p1982）
赵武灵王本立太子章，又宠爱吴娃，立少子何，吴娃死后，又怜故太子，反复不定，封长子章于代地，结果，长子章及党徒作乱，杀重臣肥义，李兑、公子成攻杀章及其党徒，并因此围困赵武灵王，主父因之饿死。试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土千里，也是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君主，一朝废长立幼，舍本逐末，父子俱灭。（p2186）
名器滥用问题
《左传》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人主操生杀予夺之大权，握有赏罚之柄，自当慎用名爵，不可滥施于人，尤不可轻给高爵与土地。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然而诸侯内部，同样是权柄下移，名器滥施，以致于陪臣执国命，士大夫反世操大权，公室卑微。正因如此，才有如此诸多强臣弑君之事，才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司马光之所以将《资治通鉴》的开头定在三家分晋之处，也是深感此事重大，以下犯上莫过于此，然周王室不但不能责其行此悖逆之事，反而滥用名器，将三国列为诸侯，是其连最后的名分都不能保有：
“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
《史记》中最早哀叹名器不可滥用的是晋国史官与赵简子之间针对鲁国国政所进行的谈话。（p1864）
鲁国有三桓，即鲁桓公三大后人，仲孙、叔孙、季孙。鲁桓公轻易给予名爵土地，历代国君不趁其弱小之际加以限制，以致三族势力壮大，同进共退。鲁昭公、鲁哀公均不忍威权日去，欲讨灭季氏，反被三家联合击败，公室自此彻底衰微，卑于三桓之家。
鲁国国政落入三桓之手，尚可算是鲁国公室之血脉；而晋国卒分于三家之手，则是社稷为他人所有。晋国之所以困于六卿之手，卒有三家分晋之祸，究其根源，正是晋献公、晋文公父子封赏不当，名器滥用所致。
晋献公十六年，赵夙、毕万攻灭霍、耿、魏，晋献公因此封耿、魏于二人。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
晋献公死后，晋国大乱。公子重耳历经千难万险，流亡十九年才得即位。其跟随者便有赵衰与魏武子。晋文公封赏跟随之士，予以名器，“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更设三军，分六卿，轻易地将国柄分割予以下臣，埋下了三家分晋的最大祸根。以致六卿日益壮大，赵氏因此世代秉持国政，至此子赵盾便有弑君之事。卿大夫日侵公事之权，各自兼并，瓜分晋国早在百年前的吴延陵季子就准确地预见：“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可见，为人主者滥用名器带来的灾难何其大也！
览此史事，我们不得不敬佩司马光的卓越见识：“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后世为人主者，往往是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强干弱枝，重本抑末。为了避免权柄下移，名器为他人所得，开国之主往往因此大开杀戒，诛灭功臣，惟恐重蹈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事，这些残酷之事就不难理解了。春秋诸国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与悲剧便因此永远构成了后世统治者以及诸多臣子反思的史学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