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这样大尺度的小说，可能不会再有了……
明代号称是一个礼教森严的时代，却可能是中国情色小说最繁荣的一个朝代，我们今天熟知的《金瓶梅》《肉蒲团》，以及在当时流行的《浓情快史》《则天皇后如意君传》《剪灯新话》等，尺度都比今天正规出版的小说要大。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摸女人的小脚、《如意君传》里武则天与冯小瑶、薜怀义、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交媾，以及她与宠男薜敖曹的淫乱行为，都成为当时读书人私下爱看的内容。
尤其是自嘉靖朝以来，情色小说大量刊印，士绅不但读小说，也在房中收藏春宫图，这些春宫图画尽男女艳情之事，不只有夫妻闺中之乐，也有二女挑逗一男、同性恋欢愉的场面。
作家梁文道有一次就谈过，他说明代春宫图善于用隐喻：“比方说：画家会画这个男子在写书法，女人旁边磨墨，为什么这个跟性有关呢？是因为“书”这个字，当时就是说一个人写字，就暗示着男子xing交，然后如果一个女人刺绣，也暗示的是女人淫荡。”
无独有偶，嘉靖到万历年间也是中国世情小说的一个高峰期。这一百年出现或完成了《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列国志传》《北宋志传》等小说，在戏曲上还有汤显祖、沈璟、徐渭这样的创作大家。但有趣的是，嘉靖到万历时期是明代由盛转衰的阶段，也是明代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地步、不得不寻求改革的时期，为什么明代小说乃至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没有出现在盛世，而是出现在嘉隆万时期，就成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谈论明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情色小说，其实是在思考，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出版尺度为何放大？社会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小说创作的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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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出版比元代和清代自由
明代中期（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是产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是一个老派清官海瑞感慨世风日下、文人堕落的时期，更是一个官商合流、奢侈成风的时期，那时候，朝廷对出版的管控其实比较宽松，相比起元代和清代，明代是一个出版相对自由的朝代。
明代统治者设立了很多监察机构，比如东厂、西厂、锦衣卫，它们是皇帝的鹰犬，但主要针对的是官僚群体而非书商、小说写作者。明太祖时期，朝廷政策还有鼓励文化发展的倾向。洪武元年，政府免去了书籍税，同时免税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洪武二十三年冬，朱元璋又“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明会要》）通过官方的力量，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古籍善本。虽然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曾大兴文字狱，但在出版政策上，当时的朝廷总体上还是持鼓励态度。
当然，明代也有文字狱，有封禁图书的记录。比如明代开国时期对功臣集团的清洗，比如大名鼎鼎的李贽就死于万历朝的牢房。但相比起清代，明代的文字狱可谓小巫见大巫。
明代中期，各种情色小说在坊间流传，每年元宵节，宫内会上演一些大型的傀儡戏（木偶戏），“或英国公三败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纵，或三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之类。”（《酌中志》）这些戏大多改编自民间小说。据不完全统计，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在明代至少有十多种刻本，如世德堂本、闽斋堂本等，刊刻者不乏王公贵戚。
世德堂本《西游记》内页。据《世德堂本《西游记》插图艺术特点》
在明代，《西游记》还走出国门，传播到了朝鲜的汉语课本《朴通事谚解》。书中说:“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什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又有简述唐三藏途中所遇灾难：“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
明代政府并非不干预图书市场，但其查抄的一般是涉及官方禁忌的书籍，比如明成祖朱棣曾下诏焚毁有关靖难的史料。另一种政府忌惮的书籍是传播淫邪思想的图书，比如明代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进谏，批评小说《剪灯新话》“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是“邪说异端、惑乱人心”，要求将其禁毁，明英宗朱祁镇随即下旨给礼部，焚毁此书，停止印刷。万历末年，朝廷也颁布过禁止私刻《金瓶梅》的命令。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方官员对禁书逐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金瓶梅》在明代有多个版本，在市场流通广泛，可见官员对这本书的打击并不彻底。
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代政府也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戒备严苛。清代学人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相比之下，元人著述不过3000多种，即便折算立国时间，明代创作的繁荣也选高于元代。在元代，打击出版是被明确写在《刑法》里的。《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而明代的《大明律》并没有类似文字。如《明代版刻述略》所说:“明代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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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阶层崛起推动小说繁荣
另一方面，明代情色文学的繁荣也跟国家管理体系的转型有关。明中期白银大量流入社会后，不但改变了整个赋税财政体系的运作机制，也对社会和国家结构产生了影响。具体来说，明代财政体系的变化，导致了皇权对士绅权力的让渡，士绅阶层经过朱元璋残酷打击之后，又重新在明代中期活跃起来，蚕食皇家的权力，而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助推了小说乃至文学的繁荣。
学者刘志伟在研究白银和明代社会转型时曾写道:“（在明代），此前帝国运转的资源是以国家权力对具体人户的控制为基础的，但是这种控制又不是国家基层政权州县对民众个人的直接控制，而是通过里甲制实现的。纳银之后，老百姓与州县的关系转变成为类似纳税人和现代国家的关系，国家可以不控制具体实在的家户，而通过控制一个纳税账户来实现，这就提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各种中介力量的空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交往和组织的新可能性。”
明代士绅的力量在明英宗之前是很薄弱的，经过国初朱元璋对江南士绅的打击后，明代士绅犹如惊弓之鸟，要么乖乖和朝廷合作，入朝为官，要么退居乡野，建起庄园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在土木堡之变后，随着王朝控制地方的能力下降、白银流入对社会管理体系的冲击，朝廷开始寻求中介与自己共同治理地方，于是有了士绅的壮大。到嘉隆万时期，王朝管理地方的手段不再仅仅是王朝官员通过里甲制控制地方户口，而是把士绅、宗族长者作为中介，通过中介和宗族里的长者，维护地方的稳定。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华亭的徐阶家族、南京的王世贞家族、江西的汤显祖家族，分别代表了地方大族和新兴士绅。
徐阶家族是中央的要员与地方宗族集团互动的典型代表。首先，地方宗族推选族内有才之人，通过科举制成为中央要员。随后，中央要员再利用自己的权力反哺自家宗族，从而步步壮大，成为民间豪强；相比之下，王世贞家族是文人世家的典范，家族内依靠世代积累的文名，成为地方的舆论领袖，属于以文化权力为发展核心动力的大家族；而汤显祖家族是中小型家族的一个案例，他的祖辈为耕读世家，汤显祖没当过大官，生前也不是文坛领袖，但依靠清正廉洁的口碑，汤氏家族在地方也有不错威信。
这些士人是当时的意见领袖，也是社会上掌握文化权力的一批人，同时，他们的喜好对书籍的刊印和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像《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这些小说，它们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士绅。这些士绅比如今的知识分子权力要大，他们中了科举可以免除杂役，中了秀才可以免役二人逃避赋税，他们不仅是知识领袖，也是地主，放在今天，相当于教授和房地产巨头的结合。这个背景下，士绅的趣味不仅影响地方的文化，也左右了国家的政策（尤其是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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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之风与市民阶层的扩张
嘉靖朝以来，江南地区重现奢靡之风，地方官员、富商竞相攀比，纵情声色，吴中歌妓徘徊，淮扬天上人间，当海瑞感慨世风日下时，明代也迎来自己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说书人在这个世道，倒是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明代中期，国家稳定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可能。京师、南京、杭州、泉州等城市商贩如云，贸易兴隆，市井里不乏说书人，给百姓有模有样地戏说历史。
嘉靖朝的《建阳县志》记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可见当时已经有了批发图书的生意。明代成化年间的学者陆容的《菽园杂记》也写道：“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商品经济对出版业的刺激，由此可见。
在这个时期，造纸业也迎来了发展。万历时期的《大明会典》记载:宫廷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在明代，仅仅江西上饶县的一个石塘镇，就有“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根据清康熙《上饶县志》）
在纸张类型上，明代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如《明代版刻略述》一文所说:“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纸张数量和质量的发展让大量印刻长篇小说成为可能。所以在明代，章回长篇小说成为市场宠儿。有时，清高的读书人把商业视为洪水猛兽，但我们回顾明代历史，小说的繁荣乃至文学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其实是并行不悖的。文学既需要自由之水的滋润，也离不开金钱这种俗气之物的支持。明代很多小说家没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宏图伟愿，也不指望自己的作品经世致用，他们把自己定位成纯粹的说书人，根据受众的喜好写故事，反而创作出流传至今的上乘小说，反而是当时被认为是上流文学的青词，已经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不复有新的生命力。
小说这门艺术在中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就与市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迎合与自我之间，在对人的欲望的暴露中，开出一朵朵雅俗共赏的瑰丽之花，譬如一部《金瓶梅》，它是明代小说的典范，也是一幅明代的社会长卷，商人从中看到打点生意的套路，官员从中看到明代官场的规矩，美食家看到吃，性学家看到交合……无数普通读者，看到一个人的可恶和可怜。
文学发展，不是看你怎么管，有时候是看你怎么放。不能不管，但不能全管，张弛有度，文学创作才有活力。天才的灵感固然需要承认，但文学的繁荣也是宽松政策结合市场需求所带来的结果。让一个人放心写，他才能写好小说，否则，天天开会，照本宣科，那是搞不好文学的。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全二十八册）》，中华书局，1974-04；
2、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历代纪事本末》第二册（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
3、《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
4、范金民.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J]. 文史知识, 2010(10):134-134；
5、谢国桢. 明季奴变考[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