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三十）
当道安接过佛图澄的权杖主持中原佛教工作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佛图澄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的大好发展局面似乎一夜之间忽然就不存在了。
公元三百四十八年，佛图澄最后一次向居摄赵天王石虎建言，想劝阻石虎处死诛杀亲弟弟石韬的亲儿子太子石宣，但没被采纳。也许是已经看到了未来，佛图澄或者是洗了最后一次肠子后安然坐化。次年正月初一，摄政十几年之久的石虎称帝，成为后赵第三位皇帝，但不到四个月就病死了，让他那些儿子自相残杀。接位的石世仅仅在位一个月出头就被他哥哥石遵在石虎养孙冉闵的协助下夺走了皇位，但也就是半年时间，冉闵拥立石鉴登基，再过一百来天，也就是公元三百五十年二月，冉闵废石鉴建立冉魏政权。而冉闵的皇帝生涯则是在同时与羯、羌、鲜卑三个民族对抗的战争中度过的，直到公元三百五十二年，冉闵和前燕作战战败被杀，前燕占据邺城并向河南推进。
大体是在佛图澄死后不久，道安率众离开邺城去的山西临汾（在那里他和同道们完成了格义的许多工作，也开始了他对格义的反思），接着又去河北涿鹿和僧光研究禅定和彻底反思格义；石遵在位的时候把道安请回邺城，可惜很快石遵就被篡位了，冉闵不停的打仗，前燕慕容氏不信佛，道安的人马只能在邺城、恒山、太行、王屋之间流浪（在这期间他收了忻州人慧远做徒弟），中间只有武邑太守卢歆让道安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后来为了躲开前燕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整个就是一个颠沛流离。
公元三百六十五年，慕容恪攻下洛阳，前燕势力席卷河南南部，而习凿齿这时从襄阳致书道安，请他南下弘法，这封信坚定了道安率众南投的决心。
道安一众当时足有五百多人，他们向南的脚步并不快，也许他们一路都在思考和研究佛旗到底要怎么打的问题。终于，在刘备发迹的新野，他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会议决定了佛教的发展命运。道安在会上宣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其中最为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关于传教理论上的法依国主，另一个则是具体行动上的分张徒众。
先说法依国主。这是一个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自我定位社会角色、处理以政教关系为主的各类社会关系的指导性思想。
自从有了政权和宗教，政教关系往往就成为社会焦点，具体情况也五花八门，但早期大抵都有过宗教神权压倒世俗王权的阶段。原因也很简单，君主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往往主张君权神授；而宗教恰恰宣称自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于是从理论上讲，教权应该高于王权，所以在欧洲中世纪，皇帝须由教皇加冕。
具体到佛教，由于印度佛教从初期起特别强调个人的解脱，理论上没有干预政治的内容，但在实践上有“僧不拜俗，俗要拜僧”的自觉。虽然印度佛教并不希求干预政治，但从一开始就自居独立於王化之外的地位，他们认为只要出了家，便是所谓方外之人，也就割断了原有的与俗世的一切社会关系。但他们同时又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公式，认为俗人与僧人的关系实际是财施与法施的关系。俗人将财物布施给僧人，僧人将佛法布施给俗人，僧人可以安心修行，俗人得以积福升天，但由于精神高于物质，法施大于财施，所以，还是僧人要高贵一点。于是，印度佛教认为僧人是社会上最可尊贵的，他不用向任何俗人礼拜，相反，不管是父母还是国王，要向僧人礼拜。
当然，由于早期为数不多的僧人都是国际友人，中国人本着传统的好客、恕道的精神，并不会苛求他们（不苛求外国人可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最宝贵优良传统），所以他们能够保持方外之人的身份，方外与化外得到了统一。也因此，东汉前期只允许外国沙门在鸿胪寺等一类官方招待客人的机构中设像行道，虽然后来允许建造寺院开展宗教活动，但不允许中国人出家。直到后来东汉政权权威弛废，渐渐有中国人出家为僧人，僧人们无法要求俗人拜他们，但他们都遵循印度佛教的传统不拜俗人，形成两不拜的格局。而且这种局面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像佛图澄被石勒、石虎捧着拜的情况绝无仅有。实际上，这既不符合佛教的传统，也不符合儒家的规矩。纵然佛教默认了，正统儒家却不能容忍。
道安认为，佛教要在中国发展，必须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相妥协，必须从王权取得支持。既然中国的王权从来不允许任何社会力量长期居于王化之外，那么接受王化管理是唯一的出路，当然，具体到什么程度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权要拜，方外的旗子也要打。
分张徒众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实施方案改革，所谓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就是让条件成熟的徒众分散到各地，更大范围、更多受众的传法，改变过去所有人都跟着领袖行走江湖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过去就成立了一个公司，业务范围有限，现在要逐步集团化发展，按地域注册了许多的子、分公司，各显神通，全面扩张业务，但各子、分公司和总部之间统一协调，相互呼应。
新野会议结束之后，道安就安排同辈的法汰和法和各带领几十人分别去扬州和蜀地发展，他自己带着慧远和剩下的四五百号人马去襄阳找习凿齿。
说起来这两件事情似乎都不是太难，实际上，这两件事每件的难度都大得不得了，历史上死在扩张的政治家、企业家不计其数，至今依然是个难以回避的命题；至于法依国主的程度，这问题纠结了整个佛教界一千来年。
道安虽然不是彻底解决，但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是相当成功的。
对于分张徒众，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统一标准和编纂“文件目录”。道安以前，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自天竺姓“竺”，自月支则姓“支”，易生门派分歧，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同时，为使僧尼行有节度，道安参照当时已有的律学，再配合实际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规，将僧尼的活动纳入轨范，这两块均得到整个佛教界的共识，变成统一的规则，代代相沿且不断改进；此外，道安还广泛搜求各种译本，加以筛选整理后，编纂出《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该书对各经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严密考订，严格辨别真伪，评定新旧，收录约两百年间的汉译佛典与注经作品，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
法依国主的问题略复杂一些，道安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办法。
东晋当时玄学流行，司马家势力相对比较弱，王谢等南渡世家主持朝政，风光无限，所以去扬州进而建康的则是风流蕴藉的法汰，走的是骄傲的名士风，摔过桓温的脸子，让王导的儿子侯过他的法驾，在建康深得东晋士族集团和皇室的推崇；至于后来去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更是以独立于王化以外的高冷姿态闻名于世，慧远除了谢灵运和陆修静之外，送客从不过虎溪，还专门写过佛家不必拜王的论文，却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
而在襄阳的道安，并不是天天和习凿齿讨论儒家和玄学的学问，也没有丝毫和东晋政权靠拢的意思，而是在遥控指挥法汰、法和和慧远的同时，系统、富有创新精神地完善佛教的理论，尤其是他不断的把玄学以及儒道的一些东西加到般若理论中，逐步构成他本无宗的学说。这个每年只讲两次经的家伙终于把自己炒作得南北皆有大名，终于被基本统一了北方、信奉佛教的苻坚用十万大军抢回了道安早就计划要经营的长安（他那相貌也就能和外族人比美比帅了）。在长安，他为前秦政权服务，领导着数千人的道场，组织传播佛法和翻译佛经，并经常和苻坚会面，成为前秦的政治顾问，他甚至长期享受和苻坚同辇的待遇。
法和那一支人马去的是相对偏安的巴蜀、汉中一带，虽然他在四川、汉中传教的成绩也很不错，但毕竟离政治中心太远，把以善于研究佛教理论和谦恭闻名的法和放到那里，多少也有一些留后路的意思。但等到道安被“虏”到关中，法和本人便连忙从四川赶到关中，此后一直与道安在一起。道安逝世（奇妙的是，和佛图澄比石虎早死一些一样，道安死后不久，苻坚也被后秦姚苌所害）后，法和坚守法依国主的指导思想，和后秦政权的交往中极为谦恭，维持了他们这一脉在北方的繁衍，甚至和另外一位佛教超级大佬鸠摩罗什有良好的交往。
整个东晋南北朝期间，佛教基本上都是在北方以国家宗教的形态出现，在南方则有较强的独立性。这是因为北方多为少数民族用武力建立的国家，中央统治力量较强，各种势力自然只能依附于中央政权之下；而南方则门阀世族的势力极大，他们矜门第，讲清高，重隐士，所以象慧远、法汰这样的僧人很吃香。
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写过一个绝句：
法依国主能游世，
释到襄阳始近儒。
十万军争同辇客，
二三子绘过溪图。
慧远是中国佛教界最早的顶级明星，他承佛图澄和释道安的余烈，让中国特色的佛教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
实际上，慧远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唯一一次公开露面还是道安派他去荆州（此时的荆州已经侨设到今天的地方了，也就是过去的南郡）探望生病的竺法汰，正好碰上竺法汰的弟子昙一和修“心无义”的道恒（心无义也是六宗七家之一，道恒是鸠摩罗什门下号称什门八骏的著名弟子之一，但此时应该尚未入什门）辩论，慧远看到昙一不能取胜，便接过话头，连番设问直接得胜而归，不仅打出了名头，也为竺法汰的建康之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后，他又回到道安身边做了个安静的美男子。直到苻坚派兵攻打襄阳，他才被道安分张徒众带着几十名僧众南下。他们先在荆州上明寺客居了三年左右，后来准备去罗浮山静修弘教，路经浔阳（九江）见庐山峰林秀丽，即改变主意建造精舍龙泉寺于此。后因高僧名士望风而来者众多，遂在江州刺史桓伊的资助下，在庐山东面新建东林寺集众行道。慧远于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除谢、陆二人外，迎送客友均以虎溪为界，而世人却尊称他为远公。
貌似极其高冷的慧远实际上是个大帅哥，性度弘博，风鉴朗拔，而且还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这款帅哥一旦脸一冷确是很酷，自然可以耍耍酷，而慧远耍酷则耍出了新高度。晋安帝自江陵回建康，大臣送信请慧远下山到江边等候召见，远公称疾不行，后来还逼得安帝写信慰问；桓玄篡逆前行军经过庐山，想远公出虎溪一见不成，只得自己入山，并且在清谈中不胜；那个出身名家打仗不太行的叛军首领卢循，在和刘裕对阵间隙来见远公，远公执手叙旧，慈怀平等，等刘裕打胜追击卢循时不光不问罪还得记着送点米粮上东林寺。
这还不是最酷的，慧远大师最酷的是他撰写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直接让当时总揽朝权的桓玄放弃了沙门必须跪拜王者的要求并在南朝成为惯例。然而，这居然是忠实执行了道安法依国主的指导思想，相当的有技术含量。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初就与传统儒家伦理产生冲突，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拜不拜、谁拜谁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是僧侣剃发、入空门等教规，是否违背孝道、悖逆纲常。同时，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资源占有量也急剧增加，佛教的寺庙经济、僧兵与王权、世俗开始产生矛盾。
东晋成帝时期，庾冰、何充辅助皇帝执政，就佛门弟子见君王行不行跪拜之礼产生过争议，等到晋安帝桓玄当政期间，桓玄又旧事重提，要求沙门跪拜王者，而远公此文就是因此而制。
在桓玄上庐山东林寺那次，推崇道家、博综艺术、自负才高的桓玄其实是和慧远以清谈方式交过手的，只是被慧远轻易化解。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远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称善。
（桓玄的问难出于《孝经》中“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非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的行为，置对手于不孝的地位；而远公“立身行道”的答语也出自《孝经》，言简意深，令桓玄无法继续，让这位日后的桓楚皇帝佩服不已，也为慧远日后能够为佛教发声奠定了基础。）
慧远在文章中大体还是沿用了庐山清谈的逻辑，他指出，佛教教义中充分体现了忠孝思想，和儒家不冲突，只是理论形式和实践方法的不同，根本宗旨是相通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更是尊重王权的，是大忠大孝，儒佛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由于佛门修行之人的礼节与世俗之人不同，如强改佛家礼节，佛将不佛，无法起到教化万民、维护王权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认为在家的佛教徒应遵循礼法名教，敬君奉亲，服从教化；而出家的沙门则应高尚其事，不以世法为准则，不敬王侯，以破除世俗的愚暗，超脱贪著的妄惑，从而化导世俗。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里，慧远提出了因果报应的理论，他抛弃印度佛教的虚玄论说，而更多地采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把它付诸“灵魂”，亦即“不灭之神”，说明精神、灵魂是因果报应的承受者、超脱生死而成佛的主体。该文竭力调和佛教与儒家礼教的矛盾，反对无神论，显示出中国佛教思想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文献。而因果报应是慧远对佛教最重要的改造，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和后来的中国佛教能够立足并发展的核心前提。
抛开文字处理的高低不谈，就文中所论观点，如果换个人说，我估计是很难打动东晋朝堂上诸公的，想想就在此时，战无不胜的刘裕还在为希望能够跻身名士行列或者拥有个靠后的豪门身份而苦恼不已，而随便一座庙的和尚就可以享受不交税、养私兵这些靠祖宗荫德、大儒亲传、名士公推等方式才能拿得到的利益，甚至还可以更超脱的不低头跪拜君王，道理上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
实际上，远公是用自己的威望和名士风流保全了僧侣们的不正当得利。
即使在法依国主的指导思想下，后来的佛教为王权还是做出了不菲的贡献，但在跪拜皇帝这件事情上，佛教后来还是妥协了。
当然，最早要求沙门礼拜皇帝得逞的是十六国之一赫连夏的开国君主赫连勃勃，这个性情暴虐的游击战专家玩得比较有创意，他自称人中之佛，将佛像披于背上，沙门礼拜佛像的同时也顺便跪拜了他。由于北方帝王拥有绝对的权威，又崇尚武力，沙门只好屈服于专制王权之下，所以赫连勃勃的这个创意在北魏成为佛门惯例，当时的沙门领袖法果曾带头礼拜没背佛像的皇帝，解释说因为皇帝是佛的化身，沙门跪拜皇帝，其实就是拜佛。后来另外一位也叫道安的北周名僧曾称孔子、老子均不够教主资格，只有“君为教主”，终于给他们的妥协确定了理论依据。至于汉族区域，由于慧远这篇文章的影响，每次皇帝想让沙门跪拜，都要展开讨论，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只有铁腕的宋孝武帝刘骏以不跪就杀头的命令让僧侣们屈服了几年，（这个刘骏，历史上曾记载他与生母乱伦，但仔细分析很不靠谱，这足见他的强势是何等的招人痛恨）。整个南朝期间似乎唯此一例，而以佛教为国教的隋朝虽然没提这事，但到了唐朝佛家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但具体啥时候开始拜的却没有准确记录，可以确认的是王维写下“万国衣冠拜冕”的唐肃宗时代，肯定发生过僧人向皇帝跪拜称臣的事情了，而且这次僧侣们一旦跪了下去，就再无站起来说话的可能了。到了宋代，皇帝连拜佛都懒得拜了，还让和尚开出“现在佛不拜过去佛”的理由，算是把佛教彻底王化了。
别看慧远似乎不那么待见朝廷，可官方却超级待见他，看看他的谥号吧：晋安帝义熙年，谥庐山尊者，鸿胪大卿，白莲社主；唐宣宗大中年，谥辩觉大师；南唐升元年，谥正觉大师；宋太宗太平兴国年，谥圆悟大师；宋孝宗干道年，谥等遍正觉圆悟大法师。
慧远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其中受众最多的就是“阿弥陀佛”四字真经，这是一个几乎妇孺皆知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慧远为了让广大底层信众更好的崇信佛法，降低佛法修行的门槛，依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创建了口念“阿弥陀佛”即可往生阿弥陀佛主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理论。此论一出，四字真经一夜之间广播天下，反正不费啥事的低成本，还可能有未来或者来生的好处，不光僧人，几乎所有人没事都要修行一下的。
慧远在其佛教主业上自然是造诣极高，著作等身，善般若并兼倡阿毗昙、戒律、禅法，和佛图澄之后另外一位“西方大士”鸠摩罗什南北并立，在佛教界有着极深的影响，而因果报应、四字真经的改造则对佛教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广大教化作用。
高冷的慧远，在风流蕴藉的东晋，其副业毫无疑问也极为高雅。
禅茶这个产业的起头，就是从慧远改造庐山野茶为家生，自种自制、话茶吟诗、叙事谈经至通宵达旦来款待那些大名鼎鼎的名流好友（也有一些仅仅因为喝了慧远一味禅茶就变得大名鼎鼎），进而风行于世、流传至今的。
中国山水文学的创始人也极有可能就是慧远这个业余文学家、诗人，东晋隆安四年也就是公元四百年仲夏，慧远率领弟子三十余人游庐山石门涧，慧远写了诗也做了序，这《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也被史学界定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山水游记名篇，对山水散文的发展起到了发端和示范的作用。而他的高徒宗炳（传说中的十八高贤之一），居然从此爱上游山玩水并画山水，还写下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论《画山水序》。这次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文化旅游团一经出现，马上就掀起了全国性的文人组团旅游之风，而风色其实并不那么十分出色的庐山（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更是因此成为著名的名胜风景区。
此外，慧远还有可能是个气功师，至今还有人练的大雁功不是道安就是他创的，也是他传下来的；全世界都知道的民歌《茉莉花》也极有可能是慧远把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带到江南的；佛图澄留下来的神通他似乎也会一些，求过雨，龙泉寺选址，他比慧思更早玩出了锡杖掘泉。
当然，慧远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他在庐山的“白莲”结社。
东晋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四百零二年的七月，慧远与后世被称为庐山十八高贤在内的一百二十三人一起，立了西方往生之誓愿，行持念佛三昧，令刘遗民撰《发愿文》，是为白莲社。之所以被称为白莲社，是由于在山之东边和西边的池塘遍种白莲，当时开得正艳。
关于结白莲社这事，各类典籍记载甚多，存在一些与此相关的误传。首先，慧远他们当时只是结了个社，并不是宣布成立并搞了个净土宗开业大典，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是唐代的道绰和善导，只不过他们把慧远追认为净土宗的初祖，把这次结社活动当做净土宗的起始；其次，传说中的十八高僧并不存在，这十八人中，有慧远、慧永、慧持、道生（就是虎丘讲经的那位生公）、昙顺、僧睿、昙恒、道昞、昙诜、道敬等国内僧人，还有洋和尚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而且有俗人身份的刘遗民、张野、周续之、张诠、宗炳、雷次宗等人参加；当时大名鼎鼎的浔阳三隐中的刘遗民、周续之入选了十八高贤，但另外一隐陶渊明显然都不在这一百多人范围内，所以有一版慧远送陆修静陶渊明聊着就过了虎溪、三人不由大笑的儒释道代表人物三笑故事肯定不实，显然是后来人编造，远公不至于讨厌但也不会另眼相看这位陶侃后人身份的田园诗人；山水诗人谢灵运被慧远高看送过界是没问题的，名将谢玄的这个孙子可是陈郡谢家当时最得意的人物，有一种说法是东林寺那两池白莲花就是谢灵运最早种的，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白莲结社时，谢灵运只有十七岁，尚未入仕，当然后来参加某年的种花活动倒是有可能的，符合谢家的风流家传，净土宗又称莲宗，给这些莲花找个名家的来历符合道绰和善导他们的利益。
在我看来，在法依国主这个问题上，慧远用他的超高智商和情商，以及本质是不越雷池半步的底线操作，（各方心知肚明且心悦诚服），为佛教在六朝时期南方的发展争取了两三百年的时间，曾有诗曰：
七绝—无题
冠盖六朝三笑中。
东林莲色与谁同。
当时法祭雷池步，
江折匡庐谒远公。
除了净土宗和我们前面隆重介绍的白莲教，还有一个重大历史团体和莲社相关，这就是名动一时的东林党。
毫无疑问，后来的主流观点对于东林党是肯定居多的，我在很小时候就知道东林党魁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还被师长们用来作为教育我的素材，后来也被各类文人推崇东林党人品德高洁的文章轰炸过，但读到各类文章时，总还是觉得这帮所谓的“清流”似乎并不如他们自诩的那么伟大，尤其是读到钱谦益和柳如是故事时，总觉得除了柳如是这般眼光略差但其余很强的奇女子之外，和钱谦益这种人志趣相投的队伍绝不会是个啥进步团体。等到我读书比较多了之后，对清流一脉的基本态度是不屑，所以看到偶尔有一些说东林党甚至不如魏忠贤的阉党时，隐隐还有一些赞同的感觉。
明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五百九十四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递了一个入阁建议名单，被神宗皇帝革职了，因为在这份名单里，皇帝居然没有找到哪怕一位他马马虎虎大致可以接受的人选。作为一个向来就不大听招呼还喜欢讽议朝政的低级官员（也就算个司级干部），被革职天经地义，但这也合了顾宪成的意，甚至是蓄谋已久的。
回到家乡无锡的顾宪成开始讲学并宣扬其政治主张，后来他看上了宋朝程门四大弟子之一龟山先生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利用他在士大夫阶层的声望（大半是因为这次藐视皇权的名单）修缮了这座书院，并在他革职十年后在东林书院以结党营公的名义组建了东林党。
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他们标榜气节，提倡读书、讲学、爱国，吸引了一大批朝野人士，硬生生把一个不当不正的学术团体搞成了政治派别，而东林书院也因此成为全国的政治舆论中心。最为疯狂的阶段，东林党人在朝廷上全面出击，从道德品质上对不同政见者进行人身攻击，利用京察（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排除异己，朝廷拖而不决的大小事情，都要派人去无锡听取顾宪成的意见。
因吃相过于难看，东林党人树敌过多，终于让对立面纷纷按照籍贯组了团，浙江人的浙党，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应运而生，加上魏忠贤的所谓阉党，他们各自为战或者相互配合，矛头直指东林党，甚至还给东林党弄出了好几个版本的东林党点将录，（第一个版本是阉党弄出来的，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对号入座，这是后来无数点将录的滥觞和标准格式）。一时间朝廷上乌烟瘴气、乱象丛生，是为明末党争。他们争国本（立谁为太子），争京察，不择手段，整出梃击、红丸、移宫等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终于把个大好江山折腾给了那些满清鞑子。
实际上，东林党人似乎也没有太多了不得的学问，除了议论朝政，他们的讲学内容也仅仅局限于四书，实在对不住东林书院当年伊川先生程颐那句“吾道南矣”的感慨；他们反对王阳明的心学，提倡所谓“实学”，但对实学并没有任何的贡献，大抵还是借着程颐名头喊口号的阶段；他们实质上也从没提出过切实的政治口号，过程中提出的“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东林党三项具体主张，说到底不过还是党争的副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像当今的流量明星，自吹自擂、极力造势以吸引大量粉丝，他们甚至差点把个只在治淮上略有寸功、其余诸般都平平的李三才送进内阁，顾宪成甚至以当世孔子来表扬这位对他忠心耿耿的小弟，（当然，在其他党派的阻击下，这位并不干净的清流人物最终被成功构陷一度削职为民）。
总体上说，明末的党争各方没有一方是值得尊敬的，东林党人可能整体上道德素质稍高于其他党派，但至多也是误国和祸国的区别。
北宋政和元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一百一十一年，无锡官员李夔陪同杨时到无锡南门保安寺游览，杨时见这里前临清流，周围古木森天与庐山东林寺颇为相似，便有意长期在此讲学，李夔定此学社为“东林”。
因为东林党，当我走进无锡（梁溪）这个著名的书院，总觉得这里也许该恢复叫龟山书院这个别名更好一点，也就没走近那枯萎的池莲。
七律—过东林书院
有道梁溪别虎溪。东林一事几回迷。
因怜清气从吴禀，假信遗踪在壁题。
风雨似凭伊洛雪，江山非是渥洼泥。
后来倚马才无据，惮向植莲佳处栖。
慧远在东晋无限风光的日子里，北方也有一位僧人不逞多让，而且在后世的佛教体系里，这位的地位甚至更高一些，这就是位列中国四大译经家之首、后世被称为中国佛教八宗之祖的鸠摩罗什。我经常认为罗什和佛图澄大体就相当于《封神榜》中的西方二圣。
鸠摩罗什的故事并不复杂，但非常传奇，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精通三藏的法师；结过两次婚，娶了十来个媳妇；让三位皇帝专门为了得到他派兵或者带兵去西域打仗；花了十一年，带着据说有三千之数的弟子译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佛教典籍。
我们说到三藏法师，第一反应就是《西游记》主人公之一的唐三藏，也就是玄奘法师，实际上，历史上的第一个三藏法师是鸠摩罗什。佛教把通晓三藏的僧人称做三藏法师。而三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阿育王时期编纂，包括《经藏》、《律藏》和《论藏》。《经藏》记载了释迦牟尼及其最早门徒的教义，总说根本教义；《律藏》规定了佛教僧侣的戒律和佛寺的一般清规，记述戒规威仪；《论藏》为佛教各派学者对佛教教义的论述解说，阐明经义。藏，来自梵语，意谓容器、谷仓、笼等。
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出身天竺望族，弃宰相之位周游列国学道，后来龟兹，与爱好佛教的龟兹王妹结合（另外一个美丽的佛教故事，跟我所讲述的事情关系不大，略去不提）生罗什。罗什七岁随母出家，幼年即名动西域。由于游学龟兹归来的中土僧人向苻坚介绍龟兹佛教盛况和鸠摩罗什风貌倜傥、才智过人、精通大乘佛法，苻坚决定遣吕光出兵西域夺取罗什，（当然，重新为中原帝国夺取西域控制权才是苻坚的首要政治目的，和道安一样，鸠摩罗什不过是苻坚眼中以佛补法治国方略里不可替代的一个工具）。
一代名将、勇力过人的吕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横扫西域，攻陷龟兹，终于完成任务获得了超级帅哥鸠摩罗什。吕光用酒灌醉罗什，将他与他的表妹或者表姐也就是龟兹公主一起关在密室里，恶作剧般地强迫罗什破戒成了亲。后来，因时局变化，吕光把鸠摩罗什送到河西走廊武威那座特地建造的鸠摩罗什寺里待了十七年。
吕光在历史上的名气似乎不够大，但这显然是委屈他了。
吕光是个氐人，他爹是协助苻坚干掉符生得位首功的吕婆楼，王猛也是他爹力邀并推荐给苻坚的。所以吕光二十岁就被王猛推荐当了县官，官声也还不错。两年后，吕光一战成名，他在阵前把著名的万人敌张蚝打落马下，此后多年，吕光屡战屡胜，遂成名将。在征西域一役中，他带领七万步兵和五千骑兵组成的军队，进抵高昌，越过三百里沙漠，攻打焉耆和龟兹，并在淝水之战次年大胜七十万西域联军（不管是否实数都令人神往），威服西域三十余国，使断绝二百多年的西域重新回归中国版图。
吕光回师战胜了意图自立的凉州刺史后，得知苻坚被姚苌所杀，前秦名存实亡之后，不愿投后秦，便起自立之意。公元三百八十六年，吕光自立为王（也有说三年后才称王），国号大凉，史称后凉。说来也是奇怪，之前战无不胜的吕光，一旦自立之后，大凉国却是经常打些败仗，地盘甚至有些越打越小的嫌疑。
吕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上皇，他之前的两个所谓太上皇都不名正言顺。第一个秦庄襄王是死了很多年之后追尊的；第二个刘太公虽然得到太上皇称号时还活着，但一辈子未帝未王的。吕光为了防止诸子侄争权，在临死之前举行传位仪式把王位让给了嫡长子吕绍，自己妥妥的做了几天太上皇的。
只可惜，吕光死后仅仅五天，之前装作老老实实的庶长子吕篡就联合势力最大的嫡子吕弘把吕绍给杀了，成功篡位；又没过两个月，吕弘和吕篡打了起来，吕弘兵败被杀；一年之后，吕篡被其堂兄弟吕隆、吕超等人杀死，吕光在凉州的另一子吕纬（吕光还有一子吕覆则留在西域执政）被骗杀，吕隆即位。经此番战乱，后凉一蹶不振，很快就被后秦灭国了。我却总对于这个明显已经被王猛一家汉化了许多的胡人颇有好感，文明无关种族，只关教化。遂有诗曰：
七律—咏史
秦旗汉节过高昌。七十万军降吕光。
已证符坚经略大，或因王猛荐才良。
回师无计朝君国，知礼何须别氐羌。
太上奇谋终未逞，河西谁肯说诸凉。
鸠摩罗什来到中国时，后秦的姚苌已继苻坚在长安称帝，姚苌、姚兴两代都曾经力邀罗什进关，吕光自是不予放行。直到吕光死后，姚兴派军西伐后凉，吕隆兵败投降，鸠摩罗什才被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在后建的草堂寺里，率群僧译经。他最早译出的是《阿弥陀经》，接著开始翻译《大智度论》、《百论》等大乘经典。在姚兴的支持下，他组织和主持译场，邀请有学问的高僧一起参加翻译、重译《大品般若》，后来又译出了《法华经》、《维摩洁经》等重要的大乘经典。据记载，帮助鸠摩罗什译经的名僧有八百余人，远近而至求学的僧人三千之众，故李世民诗中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句。这些经典的翻译，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他不仅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大乘空宗的理论，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创造出具有兼顾外来语和华语调和之美的新文体，特别为中国佛教徒所乐诵，堪称独步空前。
可能是不让吕光专美，恶作剧般的故事再次发生，姚兴对已经快六十岁的罗什说，为了不让法种断绝，必须继续破戒，并将十名歌妓送给他并强逼娶妻。以至于后来的鸠摩罗什经常用“臭泥中生莲花”自喻。《晋书》中记载，鸠摩罗什被逼娶妻后，众僧人纷纷学样，他曾经当众吃了一钵盂针（这是他唯一有记载的神迹），说非如此不能娶妻。
鸠摩罗什比慧远小十岁，两人从来没见过面，但往来信件极为频繁，（甚至有人专程为他俩传递书信，）相互间极为推崇，以至于后来的著名僧人往往和他俩都过从甚密。和慧远结社不同，鸠摩罗什还是以收徒授学为主，他希望传播的是本原的佛教。所以罗什门下几乎聚集了慧远之外的当世名僧，有不少还是从慧远这边推荐过去求学的，后世有什门、四圣、八骏、十哲之谓，指的就是鸠摩罗什门下的十位高徒：道生、僧肇、道融、僧叡（以上亦称什门四圣）、昙影、慧严、慧观、道恒（以上八位亦称什门八俊）、道标、僧正。
鸠摩罗什比慧远早圆寂三年，留下了佛教史上唯一的舌舍利（真正的三寸不烂之舌），至今犹在鸠摩罗什寺里供奉。只可惜他留下的两颗法种（儿子）在历史上并无记载，想来是没有继承到他们父亲的英俊和智慧（毕竟种得很有点晚），可惜了姚兴的一番美意。既然前有吕光、姚兴的恶作剧，心闲常谤佛的我自然不甘寂寞，不妨也调侃一下这位伟大的僧人：
七绝—戏作
餐针罗什不登霞。
只怨维摩妾入家。
法舌翻经优法种，
荼毗千载尚光华。
捋一下。
按照通常的说法，释迦牟尼看到人间老、病、死等各种苦，发誓要去探求人为什么会苦，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大约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终于大彻大悟，悟到了宇宙人生一切一切的真相：缘起。然后为人演说四圣谛—苦、集、灭和道（又作苦、习、尽、道）。
苦：生就是苦的业因，生命就是受苦，从生到死要经历一个个痛苦的阶段，这是苦谛，讲的大致就是人生皆苦，是病情；
集：促成生的原因是对生命的渴求，生后的肉欲、视欲和对生命的骄傲促使人们从一生转向另一生，这就是集谛，讲的是为什么苦，找病因；
灭：根治这种生就得消除对生命的渴求，办法是，彻底绝除一切邪欲，不让它们占据头脑，或是把它们清除出去，不使自己的头脑里有一点装进邪念的余地，这就是灭谛，讲的是灭苦入涅槃，定目标；
道：八正道，即道谛，讲的是通过修行达到涅槃境界的八种办法和途径，给药方。
（到这里，有人说佛祖怎么像个蹩脚的心理医生。也许这种感觉是对的，所以我们得继续。）
佛祖在菩提树下想出来的道理也就是宇宙人生的道理就是因缘法，佛教称之为“十二因缘”（刚才谈到安系小乘佛教时就提到过），也叫“缘起说”。按照他的说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现象，也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现象，一切现象的产生和变化都因一定的条件，叫做“缘起”。
很难想象，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一位伟大的智者，他抛弃创世主、天命论和宿命论，提出众生平等的因缘法，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主宰者，没有神，没有作者，也没有受者，没有起始，也没有末日，只有用十二因缘的生灭和相续流转来解释人生现象。
所谓十二因缘，其各支分别为：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支，每一支都是下一支生起的缘，即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同时，这十二支又都是可以被灭的，因为每一支都是下一支生起的缘，当上一支被灭，下一支也就不会生起。从无明到老死，是世间有情的不断轮回；倒过来往前，是修行人逆流而上的止断修证。
实际上，在根本就不重视历史的印度或者尼泊尔找寻并不强悍的早期佛教的历史是个艰难的事情，他们所有的遗留都是从汉化为主的地方回流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佛教理论及其解读都是在汉化过程中被加工处理过的，关于十二因缘，我认为慧远和鸠摩罗什持续不断的通信交流中一定采取了某些共同行动，所有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个三世轮回二重因果的因缘法解读。
好吧，纵然知道这不是原貌，但我们也只能依靠它了。
按照时间和因果关系，十二支可以划归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相信早先是没有三世这个提法，仅仅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或者三种状态也或者三种境界）。
“无明”，别译为痴，就是指众生的痴迷无知，处于颠倒的状态，对于真理无所明。“行”，是由无明产生的行为和意念，这些行为和意念，有善有恶，从形式上可分为身行、口行和意行，在缘起法中专指染污行，能引发将来的染污业。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两支属于过去世。
关于第三支“识”的解释，一直以来就纠缠不清，《缘起经》中把识定义为“六识身”，意思是染污行会使众生的前六识贪爱六尘境界，受到六识影响不随六识断灭的第七识还想识别各种境界，进而影响到第八识如来藏（很玄乎吧）；《大般涅槃经》则要简要得多，定义识为“入胎识”，是第八识如来藏中含藏由过去世的染污行积聚起来的前七识染污种子，所以它造作出了这一世的名色。虽然意思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但到底属于哪一世就犯难了，从六识身的定义上讲自然是过去世的情况，而入胎识显然是现在世的开头。（如来藏这一段是佛教最重要也最难解的地方。人间众生八识具足，可分成三类，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又称前六识，以外境为对象各自识别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第七识意根，大体就是个内在的自我思量中心，依六识净而净，依六识染而染，同时还是个传输器，不加拣择分别把前六识得到的“消息”传送到第八识；而第八识如来藏，基本就是个储存器，记录众生的心行和业种，是前七识的总结和世间万法的根本，是含藏着能令人成就佛果的唯一载体—请原谅，我说不下去了，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释迦摩尼的原本思辨过程，而是慧远和鸠摩罗什来回通信商议确定的成果以及后来高僧大德们的演化。）
第四支“名色”，名指受、想、行、识四蕴，色指色蕴，合称为名色，其实大体就是五蕴，指构成人体和其身心现象的要素。接下来，第五支“六入”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觉器官对外境六尘相的涉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六入完成，即是六识接触到六尘境界，则是第六支“触”。然后，六识接触外界事物产生的苦乐和不苦不乐等感受，是第七支“受”。六识依于乐受，对外界事物产生贪爱等诸多欲望，是第八支“爱”。被欲望所支配，而主动地追逐诸如色、香、味等，是第九支“取”。第十支“有”，是指执著渴求将来有更多东西，因执著而产生将来的“业有”。流行说法到此是现在世的结束。
而相应未来世的“生”与“老死”二支，指下一期生命的诞生、衰老和死亡。生，是指这期生命败坏后，依着业力进入下一轮。老死，是指生命的终结。
可以看出，现在世其实就是过去世的细化：到“取”为止是“无明”，“有”就是“行”。随着凡夫不断轮回，现在世是过去世的果，未来世成为现在世的果，这样的缘起顺序始终不变，又称“三世两重因果”。所谓十二因缘三世二重因果。第一重，过去因到现在果：过去因，为“无明”和“行”；现在果，为“识、名色、六入、触、受”。第二重，现在因到未来果：现在因，“爱、取、有”；未来果：“生”和“老死”。
在十二因缘法之中，众生首先因为无明产生行的颠倒造作，因而入胎，产生六识、六根，六根圆满后，出胎来到尘世之中与外界接触，产生触、受，就会引发出过去世所贪爱的业习，此生中不断依业习执取，又种下了未来这种业习的种子，如此这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不断周期轮转，难以出离。而修行人顺观、逆观这十二支，并知道这十二支的流转都必须以第八识为根本因，从而转“无明”为“明”，用这个知见渐渐止息六识，最终使未来世不再生起，顺入无余涅槃（不再堕入轮回），这就是缘觉法的修证原理。
我们对佛教所有的不理解都因为涅槃这个词。涅槃是佛教用语，旧译泥亘、泥洹，又译为般涅槃、波利昵缚男、涅槃那等，也意译为“灭”、“灭度”、“寂灭”、“圆寂”等。涅槃大致指无为、自在、不生不灭等意思，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所谓正觉的境界，在此境界，贪、嗔、痴与以经验为根据的我亦已灭尽，达到寂静、安稳和常在，也就是指熄灭生死轮回后的境界，所以涅槃中永远没有生命中的种种烦恼、痛苦、苦行和轮回。佛陀降生示现成佛转法轮，教导弟子们才渐渐有人实证涅槃，也就是声闻四果阿罗汉、辟支佛舍寿时取证有余涅槃（无因有果，尚有惑业苦三道之残余，故云有余），而证得佛果的人，是取证无余涅槃。后来，当有佛教持戒清净的修行者离开人世时，许多人会尊称他（她）们进入涅槃或圆寂。时间久了，和尚死了都称为涅槃或者圆寂，以至于这两个词的意思几乎变成和尚死亡或者死亡的专用名词了。
这一段显然不是我精通的功课，我也曾假想过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想通十二因缘原貌的各种可能性，但最终也是没有找到自觉靠谱的方案，（于是我很佩服也可能是怀疑释迦的哲学功底）。当然，追究释迦最早的思辨细节只是为了好玩，不能说明我想对现在流行理论的否定，慧远的轮回报应理论从实际推广效果上看高明得一塌糊涂，完全不逊色于后来毛公对马列理论的改革和发展，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鸠摩罗什一拍即合）。不仅仅是宗教，其他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最终与最早之间，旗子打得一样，基本口号差不多，而其他的方式和细节早就面目全非甚至南辕北辙了。相比较而言，慧远对十二因缘的理论发展因其改动的地方少而显得事半功倍，但我总是喜欢在这些我无法深入的问题上开开玩笑：
七绝—戏作
十二因缘起释门。
两重三世说尘根。
涅槃佛入无余境，
难与远公争立言。
说到八正道，这又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基本理论。包括:正见、正欲、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些胡僧讲佛，往往就要讲这个正八道，这极有可能就是“胡说八道”这个词的来历。
实际上，八正道又分为三个方面：戒、定、慧，我们通常把这个分法叫做三无漏学，也就是三项训练，修戒的目的是完善道德品行，修定则致力于内心平静，而修慧就是培育智慧。其中：正欲、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戒的内容，正勤、正念、正定属于定的内容，而正见则是慧的内容。
不管干啥都是聪明人吃香，八正道的根本是树立正见，也就是树立正确的佛教世界观，即正确认知实践佛陀所体证的理论与意义。佛教并不反对其他的宗教，凡是能有助于个人修行的都可以融汇于佛教中。因而把正见当作最重要的一道，而其余七道则都是在正见的基础上进行精进不懈的修行。
戒方面，大体是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正欲也称正思维或者正志，大体就是抑制冲动和欲望，遵守正确的佛教逻辑和价值取向，树立远大的涅槃理想，在没有贪嗔等烦恼情况下，依正见观察、思维，合理地作出决定；正语则是杜绝妄语欺骗、搬弄是非、恶语毒讽和花言巧语等四种口舌之恶业，真善美修口德；正业则是断除一切邪妄之行，清净修身；正命则是离邪命利养，以乞食等不损害他人的谋生方式来维持生命。
定方面，大体算是境界提高的层次。正勤也叫正精进，通过禅定精进努力离恶向善，勤修戒定慧之道，一心专精，无有间歇；正念则是修行中保持法境，做到心不随境而动；而正定则是摄诸散乱，身心寂静，正住真空之理，决定不移，其又分“止”、“观”两种，止即入定，心一境性，保持在单一之定境中，而观更高级，能于定中起智慧，用佛法观察实相。
这大致就是胡说八道的主要内容了。
相比较而言，道说八道显然要弱许多。他们对自己“八道”的解释，常常被描述为修行得道的八个阶段：一入道，进入道门；二学道，学习修道的理论和方法；三访道，向前辈先贤请教修道的法门；四修道，理论结合实践；五得道，通过修炼使自己道行日益加深；六传道，除了个人修行外还要有普渡众生之心；七了道，脱胎换骨，完成修道过程；八成道，飞升成仙。
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打过油的：
七绝—戏作
张陵飞举示颛愚。
法箓私囊宝诰臞。
正藉函关说八道，
立坛布化不如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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