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悲剧：不贿则身危而功不成，贿则幸成功而受恶名以死
封建政治的游戏规则决定，要想得到“上”与“下”的双重承认，首先就必须搞好与“上”的关系。只要有君主专制，就不会有臣僚完整的人格。血淋淋的事实警示着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官僚不可能既独善其身而又能治国平天下，唯有虚与委蛇，方才可能收到暂时的效果，胡宗宪“气节小贬”而能立大功于外，既比一味依附高洁，也比明哲保身负责，更避免了无畏的牺牲。
本文转自《新余高专学报》
嘉靖年间，倭患日烈。而此时皇帝昏庸怠政、痴迷神仙方术，奸臣严嵩弄权，“官以贿受，政以贿成，”正直的抗倭将帅动辄得罪，导致倭患越演越烈。在此危急关头，胡宗宪厚结赵文华、严嵩等，得以建功立业。
嘉靖皇帝
/ 一、权奸当政，功臣蒙冤/
明世宗朱厚熜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皇帝，“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然而“大礼议”之后却昏庸殆政，躲进深宫，整日忙于斋醮。当时却是“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其时，世宗方宠严嵩，“政事一归嵩”。连大学士徐阶也要“媚事严嵩”，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而史传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不但严嵩与其子世蕃公然卖官鬻爵，甚至“其仆怙势甚横”。言官杨继盛弹劾严嵩，谓：“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者为练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盖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有言官“发严嵩罪状比之李林甫”，还有人说：“方今在外之惟边冦为急，在内之贼惟严嵩。”
严嵩的弄权，导致了官场日益黑暗，朝政日益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但是严嵩却驭君有方，“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故而皇帝对严嵩深信不疑。结果“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辇金贿嵩，贿日以重”，边事遂大坏。
严嵩父子
当是时，倭患日烈，“江南中倭患，妇孺之命悬于矢刃”。尽管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朝政日坏，忠直之士还是舍身于外。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抗倭事业初见成效。但是因为“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而“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所以在朝的福建官员便诬告朱纨，结果朱纨服毒自杀。朱纨之死，士论惜之。从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于是“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嘉靖三十二年，“东南倭患棘”，朝廷派兵部尚书张经负责抗倭。严嵩义子赵文华为邀功与发财，向皇帝“献七事”，“首以祭海神为言”。再加上严嵩在旁帮腔，嘉靖遂“遣文华祭告海神，因察贼情”。张经鄙视严党，心轻赵文华，文华不悦，后来又“数趣经进兵。经虑文华轻浅泄师期，不以告”。文华益怒，“劾经养寇失机”，“糜饷殃民”，“以纾东南大祸”，“谤(巡抚李)天宠嗜酒废事”。)可笑的是，他刚刚上疏，张经就取得了王江泾大捷。但是张经和李天宠还是遭冤致死！功罪颠倒，既使天下冤之，同时也致使军队“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
/ 二、忍辱负重，成就功业/
胡宗宪原是张经、李天宠的同事，张、李二人鄙薄赵文华，而“独宗宪附之”，“文华大悦，因相与力排二人”。随后“超擢宗宪右佥都御史”取代李天宠，再后来“文华还朝，盛毁总督杨宜，而荐宗宪，遂以为兵部右侍郎代宜”。这样，胡宗宪担当起了总督东南沿海抗倭的重任。
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益都、余姚二县，政绩显著，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后来擢御史，巡按宣、大，期间遇到大同左卫军哗变，胡宗宪单骑前去慰谕，终于将事情平息。由此可知其气魄、才华非常人所能比。史载胡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幸运的是历史还真给了他表现的机会。嘉靖三十三年，倭祸方炽，一方面，在王直的煽动下，日本各路倭寇大举入侵；另一方面，徐海、陈东等海盗分别凭借根据地经常出来骚扰。朝廷想起了胡宗宪，遂提为浙江巡按，其真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际。
胡宗宪自任浙江巡按起，到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以严嵩党事革职，始终参与和指挥抗倭战争。此间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倭患最重的时期。
嘉靖二十五年，倭寇袭击宁波、台州，“攻掠诸郡邑无算，官民廨舍焚毁在数百千区”。三十三年，进犯浙、直，焚杀无数，仅昆山一县“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倭寇入侵使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激起了沿海人民强烈反抗。胡宗宪顺应历史潮流，“以倜傥非常之才”，抱定“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的雄心壮志，领导抗倭战争七、八年，参加“大小数十百战”，且常“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
后人一说起抗倭名将，首提戚继光，其次俞大猷，很少有人注意胡宗宪。实际上在抗倭斗争最关健的那几年，戚、俞不过是胡宗宪帐下听命的将领，且抗倭的方针大计大多由胡亲手制定，戚、俞往往不能预闻，只是临事但听驱驶而已。威震天下的“戚家军”也是在胡宗宪的大力支持下建立的。且在胡宗宪手下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抗倭名将，如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任环、汤克宽、张四维及尹凤等。
胡宗宪战功赫赫，尤其是贿斩徐海，诱擒王直，剿灭了两大倭寇巨魁。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等，在他倒台后仍然活跃在抗倭前线，并最终消弭倭患。
无疑，胡宗宪为抗倭战争胜利立下卓越功绩。对此，时人和后人都给予了很高赞誉。如张鼎说：“浙、直中倭六、七年，更总督数人，费金钱动巨万，迄无成功。公(胡宗宪)奉公授计遣将，或剿之内陆，或徼之海外，倭生还者少矣。其擒徐海、诱王直，功尤奇……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公可谓社稷臣矣。”王士性推崇胡宗宪“雄行阔略……故论浙中平倭功，当首祠胡公。”沈明臣称赞胡宗宪“慨然志死，誓不遗贼，爰声大义，则张胆明目；迭出奇策，则潜虑密谋；延揽英豪，选锐授甲，劝以赏赐，纤以刑罚……旧吴遂有罂脰、陆霸、横泾之捷；东吴遂有清风、仙居、龛山之捷”。[
/ 三、对胡宗宪的评价/
根据以上的分析，完全可以说在主持抗倭的诸位大员中，胡宗宪的功绩当推第一。只是中国人历来有个传统，就是评价人物时过于注重私德。胡宗宪厚结严嵩、赵文华，并最后因此而丧命，虽说最终没进入《明史·奸臣传》，但也被目为小人，为人们所不齿，自然就把他的功劳有意无意地给埋没了。胡宗宪的确曾厚结严嵩、赵文华。胡宗宪一次贿赂赵文华4000金，并通过文华厚结严嵩、严世蕃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此而抹杀了胡宗宪的功劳，其厚结赵文华、严嵩等人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历史人物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考虑。正所谓“时势造就英雄”，历史人物必须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大环境中，充分考虑客观条件的影响，化解矛盾，利用外物，最终成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颇为黑暗的一个时代。昏君、奸臣、权阉一个个、一批批粉墨登场，络绎不绝，把大明江山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无数正直善良之士与群小作了激烈的抗争，然多以悲壮的结局告终，甚至成为封建专制血淋淋的牺牲品。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只有处理好与黑恶势力的关系，才能于风云诡谲的官场中得以生存，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种先例俯首拾来，远的不说，就说明武宗年间的吧。宦官“八虎”得幸，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内阁首辅李东阳“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而同时的另一阁臣、后来被奉为贤相的杨廷和也是“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甚至以理学闻名于世的王守仁，在平定江西藩王叛乱时，也不得不结交宦官张永，赖其周旋，才得以保全自身并完成事功。
到了嘉靖朝，内臣之势少杀，然朝政并未清明。世宗昏愦，宠信严嵩，而赵文华之辈又为虎作伥，随之而来的是吏治衰败，贪贿公行，民怨沸腾。谁都知道，严嵩该杀。然而，按照封建专制的游戏规则，如何制裁权奸，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而嘉靖偏偏又崇信严嵩。既然除奸无望，又希求建功立业，剩下的只有一条路———调和与权奸的关系，以暂时的妥协甚至依附，使其为我所用，以达到政治目的。况且，官场黑暗，皇帝又刚愎自用，领兵在外者很容易横遭猜忌，于朝中结交宠臣，往往能避开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化险为夷，否极泰来。有了这样的保护伞，将帅方能安心用命。
对待严嵩势力，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处于不同的考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归纳起来，大致四种。
第一种就是以张经、杨继盛为代表，恪守正统道德规范，铮铮铁骨、鄙薄权奸，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来祭奠茫茫黑夜的曙光。
明朝第一硬汉——杨继盛
第二种人则弃官而去，归隐林泉。
第三种就是以赵文华、鄢懋卿为代表，依附权奸，奴颜媚骨、阿谀奉承、鱼肉百姓，抛弃了人格，丧尽了天良，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四种人委曲其间，尽量和恶势力妥协、调和、周旋，以使其能为己所用，避免成为自己事业的绊脚石。胡宗宪就是这种人。
第三种人固然不值一提，第二种人不愿同流合污，尚属“清流”，其实是在消极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麻醉。第一种人竖起了一座座伟岸的道德丰碑，但是光有热血、仅凭原则却难以支撑危局，难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胡宗宪的几位前任就是例子：朱纨触犯了通倭官僚、富商大贾利益，而在朝又缺“内援”，事功虽著，却“愤惋以死”。王忬因“阃外有遥制之忧，中枢失内赞之力”，虽颇有作为，竟以抗倭不力罢去。张经、李天宠得罪赵文华，终“下诏狱，论死”。曹邦辅没有替赵文华虚报战功，结果“谪戌边”。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残酷的事实教训了胡宗宪。胡宗宪被迫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混迹于权奸、佞臣之中，背上了骂名，也最终成就了功名。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胡宗宪由赵文华推荐升任抗倭总督，恃严嵩为内援，“东南帑藏，悉从调取；天下兵勇，便宜征用”，对他放手从事抗倭斗争十分有利。胡宗宪贿严、赵的目的是“豢之令为我用”。他深知，贿结严、赵虽受恶名而终成抗倭大功，否则，自身难保。
事实上，胡宗宪不但厚结权奸，且还企图“厚结”皇帝嘉靖这个“好杀之君”，为了讨皇帝欢心，他除了将俘虏押送至京贡献给嘉靖，还曾经“献白龟二、五色芝五”，《明史记事本末》也记载“上好玄修，宗宪进白鹿称贺”。王直归附，而赵文华倒，此时朝中疑议已起，朝中失援，胡宗宪及时上《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以巧妙的言辞委婉的将功劳归于皇帝，又表达了对谗言的忧惧并希求皇帝的明察：“抑臣过信己心，未调众口，欲加责备，岂乏吹求。将在外则不免于涉嫌，母虽贤而势亦宣于投杼。幸蒙垂照，历三至而勿疑，自念余生，粉百身其莫报。”当时胡宗宪收罗了田汝成、徐文长等饱学之士于帐下，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撰写青词以及报捷献瑞时揣测帝意、写表献文。史传“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以故东南才士，缙绅则田汝成、茅坤辈，诸生则徐渭等，咸集幕下，不灭罗隐之于钱镠”。
田汝成等人以高超的文笔和巧妙的措辞，极尽奉承，力争帝王的喜爱与信任。严嵩倒台后，胡宗宪深感朝不保夕，于“万寿节献秘术十四”。这些当然是投帝所好的荒诞行径，但是对于保护胡宗宪以及延续其行之有效的抗倭事业却起了无法低估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就连在当时以及后世名声颇佳的夏言、徐阶都不能免俗。可见，“厚结”皇帝，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逼上梁山。
令胡宗宪欣慰的是，其忍辱负重还是得到某些人理解的。明人张鼎道出了胡宗宪的处境之难，“不贿则身危而功不成，贿则幸成功而受恶名以死。疆场之臣难言哉，盖千古蹈斯弊也。”谈迁假设如果胡宗宪在严嵩猖獗时“硁硁自好”，则“立罢矣”。他理解胡宗宪所为，也高度赞扬其功绩。“江南中倭患，妇孺之命悬于矢刃，非胡尚书谁为出死力者。献瑞通赂，虽不轨于正，论其功宥以十世可也。”后来胡宗宪被逮而死，沉明臣“作孤愤，走墓下哭，天下闻而悲焉”。谈迁也愤愤不平，“中山之箧再入，而鸟尽弓藏矣，国家酬功类然，所以劳臣为之裹足也。”就连对其贬语颇多的《明史》也说“宗宪以奢黩蒙垢。然令徐海、王直之徒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何乔远说：“世讥宗宪内结严嵩，外比赵文华以自固”，但“身没既久，浙人思之不忘。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道在委蛇矣”。清人谷应泰对胡宗宪的评价是“才望颇隆，气节小贬。侧身严、赵，卵翼成功”。但是他对胡宗宪的处境甚有感叹，“耿秉因窦宪勒勋，杜预事朝贵甚谨。封疆之吏，固应折节乃尔耶？”
胡宗宪的“折节”，完全是适应当时政治环境需要而做出的妥协、调和。封建政治的游戏规则决定，要想得到“上”与“下”的双重承认，首先就必须搞好与“上”的关系。只要有君主专制，就不会有臣僚完整的人格。血淋淋的事实警示着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官僚不可能既独善其身而又能治国平天下，唯有虚与委蛇，方才可能收到暂时的效果，胡宗宪“气节小贬”而能立大功于外，既比一味依附高洁，也比明哲保身负责，更避免了无畏的牺牲。当然，我们但愿今天的政治环境不再滋生出胡宗宪这样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