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为何假设“禹是一条虫”

■杨博

尧、舜之时,天下发生洪水,禹被举荐为治理洪水的总揆,并取得成功。舜遂将联盟首领的位子让给禹,但禹未将权力传给下一位贤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由此产生“家天下”的夏朝。

鲁迅在《理水》中,塑造了一个坚忍不拔、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民族“脊梁”形象——大禹。小说完成于1935年,那时日寇已占领我东北三省,企图蚕食华北,中国正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作者是否想通过大禹这一人物,表达心中对挽救时艰英雄出现的某种期盼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用对比手法描写了一批躲在文化山上,对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麻木冷漠且一味空谈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个“鸟头先生”,着墨不多,却生动传神。他嘴里总是挂着“禹是一条虫”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按《鲁迅全集》的注释,《理水》中“鸟头先生”的形象源于顾颉刚。顾颉刚早年研究中国古代史,怀疑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此说一出,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

面对批评,顾颉刚有过一定程度的退缩。一方面,他对考证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有所检讨,强调“禹是一条虫”只是一种假设;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的观点,而试图对这一观点继续进行更严密的论证。

顾颉刚感言: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

夏朝的信史地位,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认知。从传世文献来讲,除了《史记》的系统叙述之外,在《尚书》《左传》《国语》和《诗经》等先秦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朝的记载。

在出土文献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举出秦公簋、叔夷钟的铭文来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距离夏代尚远,但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

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更容易被想象、被神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不合适的。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大禹的名字可能跟他征服的对象有关。传说,大禹的功绩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逐杀共工及相柳。这两件事情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共工、相柳都是引起洪水的恶神。

《淮南子》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可见,共工正是引发当时这场大洪水的罪魁祸首。共工也通常被视为水神,《左传》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根据《山海经》的描述,相柳所到之处,都会变成一片禽兽不能栖息、人民不能居住的汪洋。可见,相柳是共工的同党,一起兴风作浪、凌虐百姓。

值得注意的是,以洪水为虐的共工、相柳往往是一副蛇的嘴脸。根据《神异经》的记载,共工是一个住在西北蛮荒之地、有人的面孔和蛇的身体的贪恶愚顽之人。根据《山海经》的记载,相柳则是九首人面蛇身。

古籍中多有蛇龙互化的记载,因此蛇便与雨水、洪水有着密切联系。《论衡》曰:“洪水滔天,蛇龙为害。尧使禹治水,驱蛇龙,水治东流,蛇龙潜处。”

《说文》释“禹”的“虺”,本即蛇名。大禹治洪水,也就是征服了蛇神,故以“禹”为名。

20世纪50年代,顾颉刚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高山族以蛇为图腾,由此联想到殷周铜器上的蟠螭、蟠虺纹,可能就是禹图腾的遗留。

从顾颉刚提出“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了。无论是新的史料发现,还是地下文物的发掘,都远远超过了顾颉刚所在的时代——“禹”不是神而是人,已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共识。虽然他的身上带有许多神话传说,但这是远古时代的必然。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去批评顾颉刚。从关于“禹是一条虫”的推测出发,对今天我们了解夏朝会产生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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