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萌&范俭：纪录片导演“进化史”
纪录片导演“进化史”
主持人
张新伟（张劳动），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纪录片导演，凹凸镜DOC 联合创始人。创作“老男人三部曲”《老张》、《唐老师》、《嘿，老潘》入围国内外多个影展，是FIRST青年电影展初选评委，广州国际纪录节优秀选片人。
张劳动（凹凸镜DOC）：两位导演是如何走上纪录片创作之路?
韩萌：我之前不是做纪录片的，也没有学过纪录片。我在新京报工作了将近13年后，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我学习了新闻专业，还上过短期的纪录片训练课，回国之后才开始做纪录片。到现在为止有两部长片，还有从长片衍生出来的两部短片。
《江南女儿》片花
范俭：我和韩萌的经历类似，我之前是在央视工作过几年，在央视之前我是在山东电视台工作，我觉得做记者的经历特别好，会让你非常直接且快速地了解当下的社会现实，也积累了你对很多议题或者大事件的一种敏感度。
2003年，我去读北电研究生期间，我开始拍自己的纪录片。那时我还在央视工作，后来离开央视之后，我开始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创作道路。
《摇摇晃晃的人间》片花
张：两位在选择选题和自己的创作方向时，是不是会拍摄跟自己经历有关系的内容？
韩：《江南女儿》讲的是因为政策被遗弃的一群女孩。这个故事起源于我自己和联合导演杜海的经历。杜海是我的丈夫，我们俩一起做了两部片子，他对我有很多帮助。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而且，我们之前也都有过做记者的经历，在我结束记者的生涯之后，我觉得需要把跟这个时代相关的一些故事讲出来。
我和杜海一拍即合，决定做这部纪录片。
我在报社的时候做过很多社会新闻和深度调查的选题。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机会走遍中国大大小小的乡镇。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北京其实不完全是真正的中国，我自己在北京呆上两周，就会觉得很闷，于是，我就向报社申请出差，比如说到湖南山村里面，去做一个采访。
那时候我会觉得中国很多地方的生活很有活力。这两部片子，实际上也可以算是我过去工作经历的一种小小的反思和总结。《江南女儿》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个短片版，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长片版。这部片子一开始也是在互联网发酵的，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聊的。
张：《摇摇晃晃的人间》缘起，它是有网络平台投资的，有点像命题作文，但是后来，您拍出来的影像，感觉有更多的独立性在里面。
范：在拍《摇摇晃晃的人间》之前，我做过两个偏议题方向的影片，一个是《活着》，关于汶川地震。另外一个是《吾土》。
拍了好几年之后，我的创造方向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更多的想拍家庭内部的东西，没有特别着重的想去强调社会议题的，记者类型的话题。
大概在201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优酷的工作人员找到我，想让我拍关于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短片。这个节点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在创作到一定年头之后，我想拍弱化社会议题的影片。
在平台没有找我之前，我也挺想拍一个诗人的，我不想拍那种职业写作的诗人，我想拍一个特别一点的，TA的生活跟诗歌反差越大越好，没有什么社会议题最好。恰好这个机会出现了，我就去看余秀华的诗歌，觉得蛮好的，我就想，一定要去见她。
在2015年的一月，我去了湖北，去她居住的横店村拍了一次之后，我就觉得纪录短片不能够承载这个人的故事和背后的东西。我觉得这一定得是一个长片，我就说服了投资方。我说，也许还可以发展成一个纪录电影，可以在影院里面放，对此，我是有信心的。
当然，这就是一个合作范畴的事情，我和韩萌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去跟人家合作？总而言之，创作有的时候，是你推着你自己在朝某个方向上去走。另外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在那个时刻，我这两种都有。
张：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副标题：“一线导演的分享”，“一线”是说导演是在第一线创作而已，而不是说，因为“最拔尖”而叫“一线”，毕竟文无第一。
现在还在坚持做纪录片导演，可能会慢慢的有些变化，两位的是不是除了在自己创作以外，会有一些比如说来自互联网平台的支持，会让你们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吗？
韩：我在做《江南女儿》这部纪录片之前做了两个图片报道，那也是我的老本行。我第一个合作的国内互联网平台是腾讯的谷雨实验室。他们一直在做非虚构写作和纪实影像，我跟他们合作的非常好。谷雨愿意资助我们来做《江南女儿》，承诺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对内容上也没有干涉，拿到了腾讯的资金支持之后，我就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去做。
我还是挺幸运的，创作的第一部纪录片还算是很任性的完成了自己想做的。当然这个片子发表在网上的版本，是剪掉了很多内容的不到30分钟的短片版，但这也是保留了我自己想做的一个版本。
我们和互联网平台合作是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因为我们需要生存。现在互联网平台愿意愿意出资来去做这件事，我觉得也挺难得的。因为像《江南女儿》这样的一部片子，我们拍摄的时间是将近两年的时间，在后期剪辑上，花了两年时间，从互联网的投入产出来讲，对他们是不划算的，但是当时，互联网平台还是愿意来做这件事。
张：范导和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是双赢的局面。《摇摇晃晃的人间》在2017年登陆院线，取得近200万的票房，还获得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最近和澎湃新闻合作的《被遗忘的春天》，您去到了武汉，拍到了居民社区珍贵的画面，您可以讲一讲和互联网平台合作一些技巧？
范：分享技巧，哈哈（笑），讨价还价。让他们多出点钱，这是第一个要去争取的。
第二个争取得就是创作自由。我觉得这是需要去打磨的合作过程，刚才韩萌导演也提到了，我们拍片是需要资金的。早年间电视台比较辉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央视拿到资金支持，或者跟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去合作。因为我们自己在国内能找到的资金，很多就是来自于这种机构。后来电视台慢慢在这方面出资减少，几大互联网平台开始出资参与这种纪录片的制作，腾讯、爱奇艺、优酷、现在包括B站，甚至包括澎湃新闻其实都有影像内容的需求。
我一直都不担心在中国，我们做纪录片的生存不下去或者找不到钱。因为我发现，不管近二十年，中国社会发生怎么变化，观众还是需要看纪录片的，只是观看途径变了，包括今天来这的观众，一定是对纪录片内容感兴趣的才会来。
和澎湃新闻的合作是蛮巧的机缘，他们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时长比较长的纪录片。恰好发生了疫情，澎湃新闻希望用纪录片的方式去记录它，但他们的员工都是新闻记者出身的，需要找到一些像我这样的纪录片创作者来合作。
如果没有澎湃新闻，来打通这些程序上的东西，我们想进入武汉都很难。在疫情爆发的很早期，我也想去，但是，第一，是进不去，第二，我也比较忐忑。
在3月初，澎湃新闻的工作人员找到我之后，我问，你们想要什么内容，最开始他们说想希望我拍医院，我说，医院不是我最想拍的内容，我最想拍的是社区，澎湃新闻的工作人员讨论了一下，同意了。我觉得只要创作者能够说服这个平台，让他们知道，某个内容比另一个内容也许更有价值，或者说更符合我的创作预期，大家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内容方面也是，我在武汉拍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就说成片肯定超过半小时了，他们也同意了。你用你的经验，或者说用你拍到的这些东西去说服平台，让平台给到你更多的资源。
刚才我其实想呼应一下韩萌，《江南女儿》播了两个版本，是因为短版本平台是比较早的想要播吗？
韩：因为谷雨是播不了很长的视频，它是一个新闻属性的栏目，所以长片版不是他们关注的。一个运营的朋友也会跟我说，在网上看，一部长纪录片能够看完，是非常少的，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看到短片。
张：我们的主题是纪录片导演的“进化史”，大家在十几二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有些导演因为一些情况就不在创作了，两位这十几年的创作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又有没有什么反思呢？
范：我觉得2009年，是中国纪录片的节点之一，那时候，《归途列车》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得奖，并在全世界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刺激，这个刺激就在于，我们是可以去用一种国际的视角，联合合作的方式，把你的影片推向国际，让全世界关注，去全世界去找钱来参与到你的影片里面来，《归途列车》是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
我们确实很多人算是步其后尘，后面在拍《活着》的时候，我也搞国际联合制作，从2009年我在广州节开始pitch（提案）。第一次上台去跟国际的这些买家去pitch，这是一个不归路了，对于我来说。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的道路走了有10年，我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开放合作是应该的，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包括纪录片创作者跟全世界的机构，同行去合作，我觉得是我愿意接受。
但是10年下来你会发现，我们一直期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背后有一个问题，就在于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论世界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我越来越意识到，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我们那时候拥抱的世界，其实就是北美和欧洲主导的纪录片工业体系，它也是西方电影工业体系的一部分。
你对它是有点仰视的，你会越来越多的被它影响。
包括近些年来，美国的主流的纪录片体系，也进入到我们的纪录片业里面，比如说圣丹斯办的培训班，工作坊等等，包括我们很多人的影片投到国外电影节，甚至去到奥斯卡的大名单里面。你会慢慢的发现，你会被他们影响。
在这种影响下，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是我反思的，他们的美学和他们讲故事的方式，以及背后的文化思考方式会影响我。它会影响到电影语言，影响到你的电影结构，甚至它们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中心模式，我们不自觉地在靠近它，但是渐渐地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语言在消失，我们自己的语言在哪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在哪里？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因为疫情让我们不能够频繁地去国外。我反倒有一个距离感和疏离感，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包括我现在在做的新片《两个星球》，我其实想坚持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文化和语言，这套文化和语言未必见得是能被世界看懂的，或者说未必见得是能够走向世界的，但是我没有以前那么在乎。
如果你愿意看，如果看能看懂，我也很高兴。如果说文化下用这种观念做的影片，你看不太懂或者你接纳不了，我也不会太在意，也不会患得患失。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
韩：我特别喜欢范俭导演的《两个星球》，他给我看个粗剪，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想在西方价值观体系下，那些人或许是看不懂，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追寻过去的一个东西，他们其实活在当下的，但是我觉得你不在乎，是很好的结果。你做一个你自己最想做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张：我跟韩萌导演第一次见是在新鲜提案大会，《遥望繁星》在提案大会上拿到了一等奖，有年轻导演可能想问，做提案，如何迈出去第一步？
韩：我的两部纪录片都是从提案开始的，我和我的丈夫杜海一起去提案，提案的整个过程让我感受非常很深，下面的评委会给你很多的建议，他们各种的建议可能会引导着你创作，每一个建议，也可能会让你的片子走向不同的方向。从《遥望繁星》开始，我这片子要做成什么样子，将来会走成什么样的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知道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提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提案过程中，去写proposal（项目书），去做你的片花，去整理素材，整理思路。可能是你向很多人去展示一个你还没有做完的一个作品。但是我觉得特别需要的是，你自己非常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我其实特别喜欢范俭导演的《吾土》，在中国巨大的变迁下，对个体的影响，我是特别有感受的。《吾土》在讲一个中国的家庭和中国社会家庭它内部的坚韧和张力，我觉得《吾土》是范俭导演（迄今为止）最好看的一部片子。
这部片子很可惜，现在没有地方可以看到，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到底是该产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和我们的观众一起分享。我觉得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事物本身很复杂，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在一个片子里面，去探讨一些，比如说有关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在十年之后，或者是我们下一代还能再看看，再看到的时候还会有所思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野心，但是我觉得，今天拍得当下的东西，是拍给未来看的。让我们下一代或者让十几年以后的观众还能再回来再看这个片子，还能有很多的启发。
张：回头看十几年前制作的纪录片，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恍若隔世。范俭导演，我们讲到进化了，你现在从导演还进化到监制。在这新的纪录片创作者里面，您有没有从TA的镜头里面，感觉到和你们这这一批人不一样的东西。
范：我现在监制的一部纪录影片，是关于一个不一样的rapper（说唱歌手），一个胖胖的rapper。他生活在小地方，但也想要说唱，有很多成长的struggle（挣扎），我很喜欢。导演去西湖纪录片大会作提案的时候，我是评委之一，我非常喜欢主人公的生猛劲，不次于当年的“小武”，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导演一把。导演是个非常年轻的创作者，因为我已经在这行业做了十几年，有一些人脉资源，希望能够让他的影片走得更远，让一个好的种子能够长成一个大树，这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回应韩萌导演，刚才她说到，喜欢我的《吾土》，当时我在柏林电影节参加过青年训练营，还去过一些提案会。有些国外评委，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简单直接的故事，比如说反抗，有蛮大冲突的故事，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家庭内部的一些情感，创作者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自己内心最被打动的那些点，不要太被外界影响。我觉得应该多提一两句。
张：在创作中你们孤单吗？韩萌导演的爱人杜海导演也在现场。范俭导演和韩萌导演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夫妻档。范俭导演跟臧妮也是一对。
范：我太太是剪辑师，她叫臧妮，十年前我们就在一起拍片，那个时候她从摄影助理开始做起，扛三角架，后来又做录音师，也做制片人，《吾土》制片人是她。因为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制片人，我说，就你了。
当然，我估计很多时候也面对这种吵架的局面，但其实，我觉得要有很好的心态来去解决，需要很好的沟通，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相互尊重最重要。
韩：我和杜海会因为很多事情吵架，比如说，我们会因为拍摄选题，会因为养育孩子，但是我很喜欢跟他吵架。杜海比较内向，心里有数，喜欢思考，我和他所谓的“吵架”实际上是一种交流。他需要被激发，激发出他的想法，要不然，他一般不会主动表达出来。
张：韩萌导演有了孩子后，养育孩子会不会占用你的创作时间？
韩：带娃和拍摄兼顾真得很难，真是说来话长，几声叹息。
这个母职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职业。
这段时间因为你不得不去养孩子，而且前三年基本上孩子都是我来带，就经历了非常难的三年。这三年其实不仅考验了我们杜海之间的婚姻生活，我也在其中彻底沉到了生活的最里面。
我想出去拍摄，但是没办法，我的周围全都是生活，全都是柴米油盐，孩子哭声，他的饮食、纸尿裤全都在我周围。跟家里所有人的交流，也要进行。所以真的非常难，属于你的生活，除了生活还是生活，我很享受的是，从两岁半之后，孩子可以自己跟别人沟通，自己玩了，我就可以出去拍摄了，那时候出去工作才有真正的休息日，因为我在家里面基本上24小时待命，真的是非常辛苦，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脆弱。
我也在想，这可能是我做纪录片的一个方向。我其实非常想探讨母职，就是母亲的职业在家里面该怎么样去存在，母亲该怎么去确立自己？你既想工作，又想去带娃，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很感谢这段经历，我以前是一个思想上特别自由、自在的人，我感觉像飘在天上的，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沉到了底下，感受到很多以前感受不了的，还是很感谢这段经历的。
范：我认为生育是一个对女性创作者很有影响的一件事。
我一直觉得我们纪录片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还是少，甚至包括电影行业，总体来说，尤其是前期创作的女性从业的相对少，以前认识一位女性剪辑师，一开始我是很想找她合作的，后来她生小孩之后，有两年基本上，我不太能够知道她在干什么，我们也不太好意思打扰人家，我就觉得她的职业一定会被这个影响了。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剪辑师。我们去到欧洲或者美国又发现大量的女性从业人员，尤其是我在欧洲看见大量的女性摄影师，还有还有大量的女性纪录片导演，尤其是在丹麦、瑞典一大堆这样的。我觉得欧洲女性创作者没有被家庭所羁绊。
韩：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在公园里面，好多爸爸在带孩子，在国内，如果一个男人带孩子很奇怪，很多人会来围观。
张：希望让女性可以去做自己想做事。我觉得女性导演在慢慢地增加，或者是很多女性创作者在想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一个趋势。
范：要迈出第一步，我不知道跟性别有没有一些关系。主要是组建家庭成为母亲之后，这一定是对职业影响很大。
韩：我怀孕了之后，就把工作给辞掉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少了一部分工作，我可以带孩子和创作，如果再有一份工作就没办法三者平衡。但是就像你说的，在北欧很多女性也可以出去拍摄，但实际上是孩子爸爸可以在家里带孩子。
张：说到平衡，其实我觉得导演进化到现在，很多时候都在找平衡关系，伴侣之间、甲方和自己创作的独立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两位导演有什么一些关于平衡的技巧，怎么去谈合作呢？
范：我觉得任何合作都需要平衡。包括任何你去你跟一个摄影师或者跟一个剪辑师合作，也存在很多的平衡。我跟臧妮一起剪片子也存在很多的平衡，她想往这个方向上剪辑，但我可能会提反对意见。这一类情况发生时，确实有所妥协，都是要理解对方，都要有让步。很难概括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一条特别可行的办法。
韩：跟别人之间的沟通，也是一个很永恒的东西。我做片子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在我看来是，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尽可能建立一种共情，我们尽可能去理解对方，但实际上我知道理解很难的，就是人是很孤独的，为什么我会跟杜海去吵架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也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彼此实际上有的时候会觉得彼此很陌生，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会如此的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去沟通去交流。
我觉得做纪录片其实也是。比如说我在做第二个片子的时候，我有很大程度上我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我们普通人，普通的阶层，对于官员，对他们的一种理解和去建立这种共情。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做。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永恒的东西，是我做纪录片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做纪录片的一种动力，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一种连接去建立一种沟通方式的。
观众A：刚才有提到说中外的纪录片，它可能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角度。因为我本身之前的工作是跟国际关系相关，也会看到一些国外的纪录片。现在有很多国内的纪录片导演，大家还是会走一种投影节和影展的思路，还是会希望世界会比较认可的记录片，不知道二位怎么看。
韩：做东西除了你放在平台上，如果走一些电影节，可能他的受众会特别不一样，它可能会被大家讨论，你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里面涉及到一些人物可能会被另外一个群体来被讨论和看到。我还是觉得做片子还是希望能够被人看到的。你做一个东西，如果只是放在互联网上看的话，它其实是另外一种传播方式，甚至可能都是有不同的剪辑方式。
我觉得要看导演本身，创作者本身他希望这个片子会做成什么样子，他希望这个片子的受众在哪，他希望这个片子是给谁看的。
范：我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是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首映的，欧洲女性观众的反馈很直接，其实也让我很意外，让我惊讶的，她们完全理解了于秀华这个女人的内心的东西，她们也落泪，也感同身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
您的问题意思是可能会有一些创作者会迎合，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有，但实际上至少对我而言，不是我要迎合它，电影节是一个发行的环节，这个环节肯定是要走的，我们不仅送国外电影节，我们也送国内的电影节，只要这个电影节足够优秀，我们就去送。
我也不知道评审的口味到底在那里，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太在意评委的口味，因为我更在意的是我自己，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个多大的问题。
观众B：我在拍摄过程中，发现生活很平淡，冲突也很少，需要怎么主观介入吗？
范：其实平淡并不等于不好看，这是我的一个观点。第二，故事并不等于冲突，我们总以为有冲突的故事才叫有故事。有的时候就是静若止水的生活细节，他也是有故事，只是你看不看得到和感受到与否，所以我们对于故事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生活本身是大于故事，纪录片要呈现的是生活的本质，我们对生活的本质性的思考，而不是对于故事的概括。用一个故事来概括生活，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生活比故事要复杂很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恰恰不是故事，故事实际上是把生活给变得简单了，我们有的时候要对故事有一些警惕。
韩：我反而觉得平淡就是一种需要被记录的。你可以不开摄像机，你看到他们可能不是你想拍的，可以不拍，可以这样跟他们聊天，去沟通，去做什么都可以。我真的不觉得我们所谓平平淡淡的东西是不值得去拍的，那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可能说不定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我也会觉得纪录片里面其实可以去冲突化。我们为什么要去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我也一直在想，我今年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难》，很家庭的日常，拍的特别好，我看的时候可能我都在想，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去展现一个家庭内部的东西？
我拍《江南女儿》，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挺感谢，他们有那么长一段时间，把他们生活经历分享给我们。那段时间对他们来讲可能也不算什么，但是从心里面我特别感谢他们把生活内部的很多东西分享在我面前。
观众C：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跟这个纪录片当中的角色之间建立关系的?怎么处理这种关系?当拍摄或者整个纪录片的工作已经完成之后，又是怎么从这种关系中抽离的呢？
韩：我很担心这片子可能会对我拍摄对象现在的工作有一些影响。拍摄的两年当中，我跟他的关系还是不能说是像朋友一样，但是他真的是把他愿意展现给摄影机的全都展现给我了。所以我一直都在想，大家问我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探讨的。
你觉得他是在相信我还是相信摄影机？他是想展现出来的一部分，其实是想通过摄影机，来告诉观众的。他真正内心想的是什么？这个片子做完了之后，到现在我们还是维持着像以前一样的关系。
范：我跟很多拍摄对象都会有非常长时间的交往，一辈子的交往，可以这么说。我和《活着》里面的这一家人，还有包括他们的朋友，都有来往。我每年都会去都江堰。在不拍片的时候，大家经常来往，它更像是两家人的来往，他们的儿子有的时候他想买一本书，但是妈妈不给他买，他会来找我们，我们的关系很亲密。
余秀华也是，我跟她一直都有来往，只要有机会就一起喝点酒。我觉得这个关系会持续很久，我挺享受拍纪录片建立的这种漫长而持久的这样一种关系，不是拍完就完了，这种是很好。
韩：和做新闻特别不一样，我有特别深的感受，做这个片让我真的是能够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做完了之后，我们之后持续的交往其实还在继续。
观众D：我现在是一名影视专业的本科生，我发现我们班大部分人是女性，好像女性创作者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张：韩萌导演会强调自己女性导演的身份吗？
韩：我只想说女性视角，我是觉得有越来越多人想去关注，想去做纪录片，想去创作，比如说，有女性想去拿一些摄像机出去拍摄，为什么90年代那个时候的女性导演非常少，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很多女性都被困在家里面做，她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家务。现在这个年代其实有一部分已经解放出来了，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
女性视角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跟我的一些朋友在聊什么叫女性视角，我做了两部，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女性视角。
我觉得国外女性导演她是不会被特殊的被讨论的。我也去参加过国外一些电影节，女性导演是非常多的，反正女性带着孩子在世界各地去拍摄，还是很正常的，只不过因为我们以前没那么多，所以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女性所谓的崛起这种现象，没什么问题。
范：崛起是好事。对这个我觉得我想打破的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所谓女性视角，男性也可以有男性可以有女性视角，女性也可以男性视角。
我记得以前有个哲学家写过一本书，大概一个人的不同的器官都有不同的性别倾向性，某些人的某些器官是一个男性向的，某些器官又是女性向的，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跨越的、交叉的，我认为是一个融合的状态，或者是这种视角还是性别，可以是一个融合跨越的状态。
观众E：导演在拍摄时触及到社会的一些现实，自己怎么处理这种真实呢？
韩：真实世界实际上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力的。有时候我觉得做纪录片，它能承载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有限的，真实的生活，或者实际上真正的人所承受的那种痛苦，他所经历的那种磨难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觉得纪录片它能够讲多少，我始终抱有敬畏的这种心态。我不认为纪录片的够把真实世界的所有东西，或者是我们认为所有东西讲完，因为痛苦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只能是尽力。
范：我觉得现实一多半都是灰色的存在，包括人性的部分，一般都是有灰色的地带。当你触及到那些灰色的部分，我一点都不奇怪，如果说我放在二十年前，我会稍微有一些震惊的部分，但是时间越久，你会越理解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人性本来并不都是光亮，还有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你越来越发现那才是正常的人性。我觉得还好。
观众F：我想问一下两位导演，可能在纪录片制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一些社会热点或者社会痛点去做的纪录片，怎么样能够把它和新闻当中的深度报道区分开来?
韩：新闻报道的深度报道，它实际上需要一个时效性的。以前我工作的新京报它现在也在做视频类的深度报道。它要赶紧产出东西，很多与拍摄对象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和互动是没有的。而这一部分又是最好看的一些。
观众G：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往这个影视行业挤，他们可能是怀着一种梦想冲进这个行业里面的，很理想化的对待这个事情。
我们新入行的一些年轻的人，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个行业，对待这份事业？
韩：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在跟现实不断的妥协，你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生活真相之后，你仍然能够去找到你热爱的源头，找到你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现实还蛮残酷的。
真相其实有时候真是超乎人想象，但是知道所有的一切之后，你还是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做了，不要被外界做束缚。
比如说你想去学习你就去国外学习，你不要想着，我要在国外哪个学校里面去学到很多具体的东西，其实你走出去的时候，就是你打开眼界的一个过程，你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你见识到一个更开阔的世界，实际上是更丰富你的人生。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帮助你将来进行创作的。
我觉得，我有时候需要放下一些功利性的目的，把很多的目标放得更长远，更往前走一步，其实你可能会更自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