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蟋蟀罐谜团及其揭秘 / 开普饭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

一、宣德蟋蟀罐谜团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但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的确形成了一个谜团。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仿汝釉平盖式蟋蟀罐（缺盖）

二、谜团揭密

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也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至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明宣德青花凤凰纹蟋蟀罐

明宣德青花凤纹蟋蟀罐

明宣德青花海怪纹蟋蟀罐

三、争论与传说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极为珍贵已形成共识，究其原因：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二是非常稀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没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没有，任何一个博物馆拥有一件都可定为镇馆之宝。目前有争论的是宣德蟋蟀罐传世的到底有多少？1994年10月，刘新园老师写作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篇论文，1995年5月1日台北艺术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2002年1月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经刘新园修订过的国内版的《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这两个版本书中都提到“传世的宣德蟋蟀罐只有三个”，那就是1989年香港苏富比的坐盖式黄地青花瓜叶纹蟋蟀罐，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中的平盖式缠枝牡丹纹蟋蟀罐（缺盖，现在苏州博物馆），日本户栗美术馆藏的平盖式天马纹蟋蟀罐（盖不是原配）。显然，三个之说下结论有些过早，因为三个之说中就没有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据推测，宣德蟋蟀罐传世品很有可能是宣德黄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由此可以得出，宣德蟋蟀罐传世品是因为当时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宫外得以保存至今。但当时宣德皇帝究竟赏赐出去了几件，现在还没有准确的考证，因此，目前还不能说传世品就是几件。另外据传说，在清代的时候，有位姓王的人家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附近建房挖地基时，挖出了一堆青花瓷片，经拼对都是蟋蟀罐，当时引起很多人找上门去观看和讲价购买，后来这些蟋蟀罐也不知了去向。相信，随着考古的深入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和信息的不断披露，还会发现更多的宣德蟋蟀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