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我爱画古装人物
抗日战争的最后4年，我的家乡成为沦陷区，无处上学，就近找了一处私塾。第一位老师是位老秀才，教《论语》，每天一小段，只教字音，不做解释，放学前必须背书。但我常背不出，老师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见到他避道而行。一年后，来了一位姓陈的青年老师，他教唐诗、古代散文，全用现代文法解释，用最明白的语言讲课。我好像忽然顿悟了，一下子就爱上古诗与古文。直到考进美术学院，去杭州报到上学，还专门从家中选了一大包古书带走。从此，我与这些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就连“文革”那些年在农村参加劳动，总还是带着它们。也许作为一个中国人，见到或遇到的磨难太多了，我对古诗文中那种苍凉悲慨的意味，不必教就能强烈地体会到：杜陵野老吞声哭，幽州台慷慨悲歌，苏东坡对月起舞……朦胧中，我似乎看到他们的徘徊与叹息。古装人物怎样现代化，怎样重新获得生命力，也还是个难题。如果把古人画成一个现代人，再穿上古装，当然不算好；就是按传统一样去画，也非我的本意。我想，数千年古文化厚积的中国古装人物，应该是既有现代文化的体现，还必须要有古文化的积淀，这样才能有中国现代气派的古装人物画。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往往是很大的，改变画风谈何容易。一个已经形成某种特定表现手法的写实画家，要离开自己去找另一条路，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时期，不少好友来劝我，应该我行我素、坚定不移才是画家骨气；也有朋友说，现成的倒不要了，人老了还要另找出路，会弄成邯郸学步，但更多的阻力是我自己身上的习惯势力。我能离开我自己吗？我有时冥思苦想，有时在纸上乱涂，我体验到一个熟悉某种风格的画家，要走出自己特定的圈子，是多么艰难。我曾画了一幅神仙图，题上一首诗：实际上，我既不相信有神仙来指点迷途，也不相信有神药能开启灵性，这诗只能表现我无可奈何的心境。不过，我仍然相信人的能动性。只有春耕，才有秋收。即使秋获不丰，春耕还须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