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我只是个“普通”教员
听闻陈共教授逝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陈共教授耄耋之年荣获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颁授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记者曾专门对他进行了采访，那时陈共教授已9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从容，时见智者的灵光慧花。作为财政学泰斗、财政学理论奠基人，陈共教授从不以“大师”自居，而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教员”，令人可亲、可敬，他将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永远的职责，他严以律己、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的品格更是后辈学者的良好楷模。
“我这一辈子，说实在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教员。在学术方面也不能说没有点成就，但主要还是个教员。”——陈共
“我这一辈子，说实在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个教员。在学术方面也不能说没有点成就，但主要还是个教员。”这段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直白朴实的话语，既是陈共教授谦逊、真诚的表达，同时也让我看到陈老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感情。
“说起从事财政教学研究，我的经历还有些特殊。”陈老的回忆把我们带回了隆隆战火的1948年，当时已是东北大学农学院二年级学生的陈共，同—群热血沸腾的学子一道奔赴华北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一方面，当时华北大学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等完全是新的，这使年轻的陈共充满着新鲜感，精神为之振奋。另一方面，学校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理论等课程，使他眼界大开，从而对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学校采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改造思想的方法，也使陈共深受教益，由此初步建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定地投入了党的怀抱。几个月的学习结束后，陈共被分配留校担任学习班副队长工作。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党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有幸被选为这所新创建的高等学府的第一批教师。从此，他的一生便与新中国的高等财经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前苏联援助下办起来的一所新型大学，课程体系和内容都是新的，学校建校之初即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教师培养制度。一方面邀请了大批苏联专家来给教师讲课，几乎每个专业都有苏联专家指导，教员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边学习边向学生传授。另一方面，学校举办了夜大学，老师们白天讲课，晚上到夜大学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课程，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此外，学校还举办教员研究生班，陈共也有幸脱产在研究生班学习半年,攻读《资本论》第一卷，学后使他感到“受益匪浅”、“获益终身”。正是在这种“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边学边教”培养方式的“逼迫”压力下，使陈共很快由熟悉到熟练地掌握了自己的专业，并逐步成长为教学骨干；也正是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与教学生涯，使陈共衷心于教师的神圣岗位，热爱自己从事的专业，并初心不改，终身坚持财政教学和科研事业。
陈共称自己是一名“光荣而普通的教员”，但同时，他也是一名严谨的理论研究学者。财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范围颇广，其中有许多问题有不同见解，是有争论的，在争论中陈共教授曾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赢得了同辈学人的尊重。这多半缘于他对学术探讨研究的认真执着，缘于他敢于做一时不被理解的“少数”，敢于闯一时还受封闭“禁区”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让陈共教授举几个例子，陈老便打开话匣谈了近2个小时，让记者感觉像在听一堂充盈丰沛的财政理论课，更对上个世纪的一系列财政理论研究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有些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关于财政基础理论的争论。财政基础理论是关于财政的实质及其表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展开争论，到现在仍在继续。上个世纪60年代有几派不同意见，后来“国家分配论”成为主流学派，陈共是赞同“国家分配论”的，但也认为“国家分配论”的理论阐述是不充分不完善的，而且存在瑕疵。最重要的一场讨论，是文化大革命后，王绍飞和何振一两位教授提出“剩余产品论”和“共同需要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财政工作产生唯意志论是和“国家分配论”的观点有直接关系，主张将财政的产生提前到原始公社时期，将财政与国家隔离，就可以避免财政工作中的唯意志论。对这种主张，陈共认为确实触及了“国家分配论”瑕疵，很有启发性，但进一步分析，却很难完全接受。主要因为，即使将财政起源提前到原始社会，将财政与国家隔离了，但社会发展必然出现国家，当国家产生后财政即是国家财政，所以，研究财政问题，是不可能回避财政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为此，陈共发表了一篇《关于财政理论坚持唯物史观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主要从唯物史观理论分析了财政与国家产生的关系和财政规律与财政政策关系，澄清了有关问题，从而坚持并完善了“国家分配论”。
——关于财政赤字问题。1979年，我国国家预算出现了170亿元的巨额赤字，这样大的赤字在我国是从未有过的，在经济学界激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传统理论认为，预算赤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预算收支平衡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很多人将如此巨额的赤字视为洪水猛兽，谈虎色变，认为这必将对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危害。然而，陈共凭着自己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当时还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他认为，财政平衡不过是局部平衡，必须放到国民经济总体平衡中来看待财政赤字，不能简单做出财政赤字有害或者无害的结论。应该对财政赤字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认为适度的并且有可靠弥补来源的财政赤字，不仅不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危害，反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具体剖析了1979年发生赤字的原因，认为这一年，国家为了打开改革开放之路，同时采取了对企业减税让利、提高职工工资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大措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预算出现数额较大的赤字是难以避免的。至于财政赤字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也不是绝对的，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陈共还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了财政赤字是一种经济调节杠杆的观点。对这样的观点，在当时被视为奇谈怪论，甚至有人提出这是公开鼓吹凯恩斯主义。当时许多报刊曾开展了一场一边倒的对“赤字无害论”的批判。为此，陈共再没有公开发表探讨财政赤字的文章，但他的研究探讨却从未停止，直至后来经济发展的现实佐证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关于“公共财政”的争论。到了本世纪90年代末在财政基础理论上又发生“公共财政”问题的大争论。1999年国家预算报告在提出“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这里是将公共财政作为经济体制转变阶段的一种财政模式提出的，陈共是完全同意的。但“公共财政论纲”一书的一些观点，陈共是反对的。陈共认为，第一，财政的“公共性”是该书论证的核心，而作者认为封建社会财政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都不具有公共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政的公共性是市场经济另外赋予的。然而，众所周知，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自财政的产生本身就具有“公共性”。第二，该书所说的“公共性”实际是西方经济学的公共性，是没有阶级性的公共性。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统一是财政的一个重要特征。阶级性不等于阶级斗争，其核心是经济利益关系。比如，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只重视公共性而忽视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则寸步难行。第三，“公共财政论纲”一书说来说去，目的是要以“公共财政”一词替代自清朝光绪年间即开始使用的已耳熟能详的“财政”概念，这在理论与实践上是都是说不通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并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论点，为建立财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时又有人将这里“财政”和公共财政混同，认为公共财政制度与现代财政制度没有多大差别，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陈共认为，公共财政与财政、公共财政制度与现代财政制度不是一个档次的概念，这种说法是不确切、不妥当的。其实“财政”一词是最能准确表达财政工作的词汇，“财”是指财政收支，“政”则是指治理，“财政”的确切含义即是指财政收支及其治理。
陈共教授可谓是财政学的“开山师祖”。解放前，我国的财政学教材基本上是西方财政学的翻版，新中国成立后，先是依照苏联专家授课内容的笔记讲稿，后来一段时间使用翻译过来的“半生不熟”的苏联教材，当时的教材建设可以说是一片空白。随着“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许多老师和学界人士都感到，迫切需要编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财政学教材。
编写结合我国实践经验的教材需要一个过程，陈共教授为财政学教材的编写投入了大量精力。由陈共、侯梦蟾主持编写的《财政学》（初稿），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64年3月正式出版，这是结合中国实际，按新体系、新内容编写的全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财政学”教材，的确可谓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教材的“开山之作”。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财政学教材不再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编写适应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的财政学教材就迫在眉睫。为此，在多年从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陈共与侯梦蟾教授于1984年共同编写了《财政学教程》一书，于1985年2月出版。这是一本具有较强适用性的教材，曾荣获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0年，陈共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199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已经明确提出“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有鉴别地借鉴西方财政学、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的编写思想。1998年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改称为“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同时也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自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2017年已经连续修订出版第九版，年发行量约10万册，总发行量已近200万册。一本教材连续修订九版，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新一次，这种与时俱进、笔耕不辍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仰。
《中国财政》记者 李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