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对于横折笔法的创新之处,即“翻折”的大量运用。
孙过庭言:“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加以趁变适时,行书为要。”兹他将“转折”视为同颗树下分生出的各类枝条,其中行书一类则尤其适用于变体之法。
圭角上挑
如“慕”、“墓”、“即”、“虽”等单字,在转折处变为上挑的未角,提按顿挫也颇为明显。
“夫作右边折角,疾牵下微开”,书右上折角时,迅速向下带过而使得笔毫微铺,此时横向多露锋起笔,折角处强化笔毫的上下提按动作。且角度不再是使转笔法中的直、钝角,大都呈向左下侧入的锐角,这也是完成翻折动作后笔锋由中转侧的常见表现。正是王羲之对于翻折笔法的大量使用,再加上中侧锋的灵活转换,从而改变了“势”的方向性,使转之势大多为向右侧外拓顺势而下,此时转变为向左侧内擫倾斜的翻折之势。在处于新旧体更迭交替的魏晋时期,王羲之正逐步脱离草书的连绵体势,加速了行书面貌的发展与成熟。顿挫、方折感的加入实现了王字行书节奏的多样化,但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连绵草书的书写性。王羲之自评:“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这其实是王右军对于技法“精熟”的强调。他认为自己与张芝草书有差距的原因还是在于笔画和结构的精熟程度。这种“工巧”的价值观也促使王羲之在翻折笔法上继以丰富变化。《平复帖》由于是秃笔所书,人笔多圆头藏锋,虽不见锋芒但天真自然,而《丧乱帖》用笔更为精炼,多用细微至极的露锋人笔,正所谓“用尖笔须落锋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举新笔爽爽若神,即不求于点画瑕站也”。羲之认为此类尖笔处应显浑然天成,毫端虽细却不露漂浮怯弱之意,“爽爽若神”而不过于苛求点画的瑕疵。在此“精熟”基础上方可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真趣。翻折用笔可以看作由不同角度的两条直线搭接或相交组成。不同于“圭角上挑”类,在《丧乱帖》“顿”、“酷”、“肝”等字中还存在着直接下顿的横折用笔。此时的横向运笔省去上挑动作,按笔稍顿而下,相比“圭角上挑”更为含蓄稳健。书写翻折用笔时,速度虽快但不可入笔太远,以免造成下笔后较长的一段粗肥笔画,即横向上的“长腰”;同时折笔动作不能过小,避免入笔与行笔的脱节,即”短项”。而“圭角下顿”的翻笔恰将速度与大小幅度处理得当。且此类多出现在纵向笔画稍长的横折处,无“长腰短项”之弊。结合右军其他行书手札中,如《平安帖》中的“明”、《孔侍中帖》中的“领”、《频有哀祸帖》的“频”等字,可见“圭角下顿”类横折角度多呈九十度左右,在竖画上趋于水平线垂直,也可与前文“圭角上挑”类的锐角翻折用笔作明显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