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蝶，请等两分钟
他果真在原地等我，而且非常开心地双手叉腰，仿佛是重庆南路这条书店街的把关者，看着一家家的书店兴起，又看着他们一家家没落。
在台北四十年，我基本上很少参加文化圈的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干自己的活儿，久而久之，还真成了“单独行进的人”。这是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替我办的展览名称，参加开幕式后我转往潍坊讲课，回台湾几天后才得知，周梦蝶已于 5月1日过世。由于我也很少看报纸、电视，消息还是大陆友人告知的。
我还真是活在这个都市里的一个小小方寸之间，但知足无缺，也就不觉得孤独是惩罚，反而特别享受这份清净。这个道理周梦蝶一定比我更清楚，因为他这辈子完全活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在《孤独国》里称王。
为了写点回忆，我来到城中区的明星咖啡屋，坐在他最爱的位置上。桌上有本店家印的黄色小册子，翻开来就是明星咖啡的故事：
公元 年，一个 岁的建中毕业生（简锦锥先生）与 5个年纪比他大三轮的俄罗斯人，把“明星咖啡馆”从上海霞飞路七号延续到台北武昌街一段七号，从此开启了明星一甲子的璀璨岁月。美味的俄罗斯餐点与俄国皇室御用糕点，抚慰了无数包括蒋方良女士在内的俄罗斯同乡，也风靡了讲究美食的达官贵人。
而因为诗人周梦蝶在咖啡馆楼下骑楼摆书摊的传奇因缘，明星咖啡更成了台湾近代文学的重要地标，孕育出许多文坛巨擘。白先勇说：“台湾六十年代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馆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地萌芽、开花。”
曾在邻近大楼办杂志的内人与我，有五六年几乎天天都是在明星用过咖啡、煎蛋、土司后，才展开一天的工作。以为一切如旧，到了才知道，如今十点方营业，不供应早餐了。于楼下店面买了从前常吃的小丑面包、奶油清蛋糕、咖喱洋芋酥、俄罗斯软糖，上二楼点了咖啡。一切都变贵了，所幸咖啡依旧香浓，西点也仍是记忆中的好滋味。
高中毕业后，十九岁的我从乡下来到台北，第一个认识的文化界前辈是录用我的《幼狮文艺》主编痖弦，第二个就是周梦蝶。我们办公室在延平南路，到明星咖啡屋走路不到十分钟，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周梦蝶和他的书摊。高三尺七寸、阔二尺五寸的书架，一张矮木凳，看起来就跟主人翁的身子一样单薄。书架上放不了多少书，多半是他自己喜欢的诗刊与其他文学杂志，如《蓝星》、《创世纪》、《文季》、《笔汇》等，或是晚辈自费出版的怪书。记得有一本叫做《我的作品》，打开来，除了一篇短短的前言，其他都是空白页，什么也没。不是笔记本，就是书，还挂有作者姓名。
每回经过书摊，我跟周梦蝶便彼此点点头、笑一笑，很少交谈；再者，就是时间到了我就来拿稿。当时他那珍贵的书信集《闷葫芦居尺牍》刚开始在《幼狮文艺》连载，把写给老友或初识者的信变成极为典雅的散文，而我几乎就是当时这些作品的第一位读者。那时我就知道他的国学底子有多好，一手蝇头小楷更是令人爱不释手。文稿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用毛笔写的，每一页都可当书法作品珍藏；可惜的是，当时还没发明复印机，原稿就那么直接送入印刷厂，被排字工人沾满油墨的手弄得污渍斑斑，惨不忍睹。
在我的印象里，周梦蝶从来没变过。第一次见面他的头发就是这么少，容颜就是这么老；夏天短衫，冬天长袍，无论艳阳直射，寒风冽冽，骑楼矮凳上的他表情永远是那个样子。他跟人讲话要仰视，人跟他讲话得低头，神情淡淡的，除非对方是位美丽女子；那时，他的眼眸会放出温柔的光芒，脸庞会漾出多情的笑意，让我感觉到，他也有隐藏着的青春。
当时的周梦蝶，了解的人就会特别尊敬他，画家席德进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年，我常到席德进位于新生南路一段的家与画室，在公寓顶楼里，见到那张著名的周梦蝶肖像从半成品变成落款后挂在墙上。盘坐着的周梦蝶两臂相扣，除了头部，全身都被裹在黑色大衣与围巾之中，像国王，也像看破红尘的得道人。画风带着一股锐气，把人物内心深处的孤傲都勾勒出来了。席德进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朋友画过素描及油画，我认为这一幅是他的肖像画巅峰之作，因为他让周梦蝶的形跟神都跃然而出。
在拿起相机之前，我被认为是个画插图的。其实，我在服兵役时还参加过两个诗社，一是“水星”，一是“主流”；两个诗社都出同名刊物，前者是报纸型的刊物，后者是 开本、两张全纸折成 页的薄杂志。社员不但没稿酬，还得分摊每期成本，想多发表几首诗，就得多出一点印刷费。在那段期间，我以阮玺为笔名，发表了近十首不成熟的诗作。刊出后反应两极，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大为激赏，其中两首居然被选入张默、萧萧主编的《新诗 300首》初版。
处女作《手》刊出不久后，在高雄旗津小艇队服役的我趁放假来台北溜达，快要走到书摊时，发现周梦蝶老远就以罕见的笑容在迎接我。面对面时，他突然从矮板凳上站起来与我平视：“你的诗真有意思啊！”那可是个极为慷慨的褒奖，让我一整天都轻飘飘的。
周梦蝶的书摊既是台北文化界的地标，也是他存在的声明，在此 20年，终因身体不好而于 1980年歇业休养，而世人竟好像也遗忘了他。许多年后的某一阵子，我却遇到他好几次。那时明星咖啡屋的面包房还在，二、三楼却租给人经营素食馆，附近早餐店我们几乎吃遍了，其中一家就在我们杂志社那栋大楼的第二层。周梦蝶有时也在那儿写东西，感觉他一次比一次老，而且愈发孤独了。
我没打扰他，觉得欣慰，好像一个特别的时代还没过去。有几回离开时把他的账单也先埋了，没想到有一天去结账，柜台小姐却说“那位老先生已经帮你付了”，完全不知道周梦蝶是谁！
他在座位上看着我们笑，然后走过来递给我一个滚动条：“这是祝贺你们夫妻的。”打开一看，是我最熟悉不过的笔迹，用中楷写的百来字，墨迹虽然很淡，却是笔笔都像锋利的手术刀，深深划入宣纸的纹理。我感激地收下，带回家收好，打算日后想个最佳方式陈列，却因为藏得太好一直没找着，以致现在想现宝都没办法。
又过了许多年，我才在老友陈传兴导演的《化城再来人》首映会观众席上看到周梦蝶。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让我真正理解了周梦蝶，相信有不少人也是通过这部影片明白他的。那是他生命中最灿烂的一天，是全场的焦点，无论认不认识他的人都被感动了。他不仅在台湾独一无二，在古今中外的文坛上也是少见的特例。
我只拍过一张周梦蝶的照片，而且是临时起意。 1987年的某一天，我从武昌街口的马可波罗面包店推门而出，见他从明星咖啡屋的骑楼走过来，彼此打了个照面，眼神相会的那一刻，发现他的表情就像当年夸奖我的诗作时。
我忍不住唤他：“请等两分钟，我去工作室拿相机来帮您拍照！”他果真在原地等我，而且非常开心地双手叉腰，仿佛是重庆南路这条书店街的把关者，看着一家家的书店兴起，又看着他们一家家没落。
那是个阴天的黄昏，从镜头看去，光线已经差了，他却像一支船锚般定在那里，丝毫不受行人与车辆的喧嚣影响。是的，在台湾文化界，在这个价值混淆的世道，周梦蝶就像一个坐标，让后生通过他来了解一个时代，让人们经由他来明白传统的价值，帮助我们分辨并修正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