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真的被吹捧过火了吗
陈寅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但要说陈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捧过头了，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层次来看。
首先，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贡献是什么？
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专长在于中古史，也就是魏晋隋唐这段时间的历史，这是他研究比较用功，而且有所成就的领域。而他的贡献是什么，需要和同时代的那些历史学家相比较，才能看出来。
陈寅恪曾经留学德国，又是世家公子出身，所以他的旧学功底和西学功底都是很好的。但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相比，他既不像顾颉刚、傅斯年那些人那样过度疑古，也不像钱穆那样过度的吹捧中国古代，而是能够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这其中，最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大概要数“关陇集团”这个相当普及的说法。如果没有社会科学视野，是很难有这样的眼界，提炼出这个概念的。这和他生前身后的那些人相比，就要高出一大截了。
从这个角度说，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最大的贡献其实就是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让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可以逐步摆脱纯粹的政治史、帝王将相史那种叙述套路，而逐步展开政治之外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这些方面。
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为什么会走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其实是一本非常典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书，写得非常文人化，里面把晚年的陈寅恪描述成了一个精神上始终生活在1949年之前的人。
更进一步的，则是陈寅恪早年为王国维所做的悼词中所说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此同时，则是对陈寅恪早年在魏晋隋唐的专业领域的研究弃之不顾，偏偏把陈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解读为反映他晚年心境的一本主要著作。
对陈寅恪的这种理解用意当然不言自明。这其实只要看看1990年代学术界大力吹捧的胡适和各种角度全方位无死角的黑的郭沫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陈寅恪不过是作为这股潮流中的一颗棋子，被他们挖掘并利用了一下而已。至于陈寅恪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他们其实多数人并不懂，也不屑于懂。
最后，回到原来的问题，陈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过头了？
陈寅恪的贡献和地位，要放在20世纪上半世纪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脉络里来看，才能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和定位。至少可以说，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走出简单的宫廷斗争、帝王将相的狭隘死角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但同时又必须要说，1990年代流行的那种把陈寅恪、胡适吹上神坛，又要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下来，还要同时否定郭沫若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倒退。
总结来说，陈寅恪当然是大师，但他只是他的专业领域的大师，而不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大师，他的文化意义远远没有达到吹捧他的那些人的高度，更加不可能超过鲁迅和郭沫若。
作为学者和文人，陈寅恪先生不但没有被吹捧过火，相反，就他对历史和人文所作的贡献，就他高贵的精神品质来说，对他的宣传似乎还远远不够。
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
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后来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也在有关会议上证明过此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
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不过，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也有人认为：
陈寅恪和钱钟书的确被吹捧得过火了。
陈寅恪的确是史学大师，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范式，这毫无疑问是没有错的。但是，史学大师也毕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局限，也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时代。以现在的观点看，思想难免会有局限性和片面性。
为了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我来分两个方面说。
第一个，陈寅恪的时代局限性。
陈寅恪所在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时期。按照余英时对陈寅恪一生的划分，陈寅恪曾有三个转变，即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再到建国后的“心史”。
陈寅恪的第二阶段，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时期，正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时期。我们熟知的，被封为唐代研究的经典《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完成于1940年。陈寅恪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提出了“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说”。
陈寅恪认为，从魏晋南北朝纷乱格局到隋唐大一统时代，决定统一因素的并不是南方的宋、齐、梁、陈等经济发达的政权，而是处于西北部的，武力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魏—北周政权。陈寅恪在该书中多次提到，经济和武力是否强大固然重要，但是用文化收拢人心更是关键。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
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说”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都成为唐史学界颠扑不破的真理。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唐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唐史学者开始对陈寅恪的这一理论开始反思。
香港学者张树国在《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一书里面认为，陈寅恪之所以提出“关陇集团”的观点，立论的焦点在于唐代初年，整个政坛由出身关陇集团的文臣武将所把控。武则天当政之后，对这一格局进行了破坏。可是，唐代初年之所以用关陇士人，其原因在于隋唐的开国者皆出身于关陇集团，所以他们肯定要选用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关陇集团”直接导致隋唐王朝的建立。学者岑仲勉、雷依群等人也认为，“关陇集团”在隋朝之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宇文泰死后，关陇集团内部就因为权力斗争而土崩瓦解。由此看来，陈寅恪有扩大文化对于政治影响的倾向。
再说第二个，那就是陈寅恪过度重视文化交流，夸大了文化交流的影响。
这一点，龚鹏程曾在《清华国学院传奇》曾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都知道，陈寅恪认为华佗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而是根据印度神话里面的人物虚构出来的。陈寅恪给出的理由是，华佗二字，古音与印度Gada（神药）接近，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与佛教东传有关。
还有，就是有关《西游记》故事的演变。陈寅恪认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印度《顶生王升天因缘》很相似，“孙悟空则来自印度记事诗中巧猿Nala造桥渡海，直抵楞伽之故事。至于猪八戒在高老庄招亲，陈寅恪也疑心那是从牛臣苾刍而惊犯宫女的故事衍变来的”。
有人说，孙悟空源自印度的“哈奴曼”
龚鹏程认为，这其实有一点牵强附会。即使华佗真的子虚乌有，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造出这样的故事呢?而且，假如华佗故事源自印度，那么，当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肯定会非常深的，但是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明显佛教还没有在中国普及开来，只是开始影响士大夫阶层。由此可见，陈寅恪的理由并不成立。
再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其实，它只是与印度故事相似而已，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影响。龚鹏程用了很恰当的比喻：“仿佛是某甲吃饭，我也吃饭，陈先生便出来考证道：原来某甲之吃饭，乃是受我影响使然。”这显然也没有逻辑关系。
不该热的却热了起来
最后，我想稍微谈一下“陈寅恪热”。陈寅恪和钱钟书一样，他们的世俗名声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易中天曾在一篇文章《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电视剧《水木清华》陈寅恪剧照
陈寅恪热的导火索其实是因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这本书。这本书主要写了陈寅恪晚年的经历。其实，人们关注陈寅恪，一个是关注他的才能（比如他究竟会多少种外语，一直到现在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另一个则是关注他的遭遇。人们关注前者，是因为大家没有陈寅恪的水平，所以会有仰慕先贤的姿态。关注后者，其实更多的是猎奇，或者为陈寅恪的遭遇感到扼腕叹息。
相反，陈寅恪人虽然一直热但他的学问却始终热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学术性太强，没有几个人爱看。
大部分人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一面旗帜，一面中国读书人心中最后的尊严旗帜，题目问的太笼统。公允的说在当今中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怎么宣传都不过分。很多人都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或许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的自杀写下那著名挽联的时候，一切在冥冥之中自由定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他最看重的最后却成了他最需要的东西，身处在不自由的时代，用仅有的一点能力维持着读书人最后的尊严。文化名人，从来没有被吹捧的太高，学问从来做不得假，作假的最终也是身败名裂，陈寅恪先生的学识，是经得起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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