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

啬，也是无为之治或闷闷之政的最好说明。治人，不就是统治天下吗？事天，也是统治天下的意思，因为古人认为为天子者，是天命所在，是按天命为天下之主。啬，不仅仅是爱惜民力、财力、物力即所谓俭德的问题，从清静无为和闷闷之政的角度看，它包含更多更深的内容。啬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不做多余的事，应是啬的本义。而这正是无为的要义。作为帝王来说，啬就是重积德，这种德比所有的事功都重要。

明太祖注：治人苛以法，事天祈乃福，苛则人变，祈迭祸生。若能治人省苛，事天祀以理，广德以安民，则其德厚矣。虽不祈于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根，则国稳矣。即有国早复。

宋徽宗的治人事天，一要省思虑之累，二要不极聪明之力。这两句话，并不错，但从宋徽宗的实际行动来看，却有误解。他不想用心思去治国安民，但却用心思讲究享乐，如大兴土木，兴建延福宫、艮岳，搜括江南奇花异石，诸如此类，都非治人事天的啬。他退位去当太上皇，不问国事，这似乎是无为，其实也是不懂老子思想的表现。老子的无为，根本不是啥都不干，而是不做多余的事。宋徽宗的让位，表明他误解了老子。明太祖的治人省苛，事天以理，就比宋徽宗的让位更接近老子的无为。苛政，是多余之政，省苛并不是不治人，而是在适当的限度内有为，这才是真正的无为。

清世祖理解的以啬治人事天，说得最明白的几句话，是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则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又说啬其精神而不侈费，若费之则神敝精劳，等等。中心思想是不要费精神，而要守神，如此则人可治，天可事，甚至有物不能胜的效果。由此看来，他对老子无为之治的理解，也有不到之处。帝王一人只知守神，与神为一，天下就能治理，这岂非天大的笑话?从历史上看，哪一个王朝是靠这种方法治人事天而获成功的呢?没有。作为个人的修身养性，这也许还是一个办法，但要以此治理天下，只能是自欺欺人。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人君治国，是靠德，还是靠别的什么?值得研究。唐玄宗说有国而茂养百姓，则其国福祚可以长久矣，积德有国，则根深花蒂固矣。这就把德具体化为茂养百姓了。这一思想十分重要，君主治理天下，不是一心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贪欲，而是努力茂养百姓，这是帝王最大的德。这种茂养，是一种为，但只要茂养适度，仍是无为。茂养百姓，实际上是孟子倡导的仁政，而仁政则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支柱。在这里，唐玄宗把儒家与道家的思想融合起来了。

明太祖注：又云有国之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勤练于丹衷，措国既固，可以久视，视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见用也。

宋徽宗的德，还是守道或曰守神。守道或守神，不只是一种内心的修养工夫，而是需要运用道的精神支配自己的思想行为的问题。宋徽宗似乎在这里有重大的误解。他只知静心守神，而对外事不闻不问，所以才有让位之举。在敌国虎视耽耽的情况下，不理国政，最终只有亡国而被俘，这也必然的逻辑。明太祖有一个明确的意念，就是学老子的道，是为了治国。从老子的道里，寻找治国方法。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心大道，日夕勤练于丹衷。君心明白了大道之后，就要常存，即明太祖所说的道之见用也。他的用，是用在治国上，而不是像宋徽宗那样，用在修身养性上。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清世祖也相信得道者可以有国而长久，但得道者并非只要得道就可有国而长久，得道之后还要用道，才会有如此的效果。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相比之下，四皇帝之中，只有明太祖对此体会最为深刻。清世祖在这里就只说得道者可以有国而长久，就没有强调得道之后的用道。又说道为万物之母，既得其母，复守其母，就可殁身不殆，可以长久。都没有意识到得道之后的用道。这是他不如明太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