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存金：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清代云南义学由元明时期的社学发展而来。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以后，云南开始有官办义学。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后，以义学为代表的云南边疆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形成并发展到一个顶峰。云南义学呈现出发展快、分布广的特点，并由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大中型城市逐渐向边远地区和城乡扩展，最终在清末改制时因无力维持而荒废，多地义学转为近代新办的小学。清代云南义学对清政府强化云南统治、培养边疆地区人才、创建近代新学堂都起到积极作用。关键词： 清代；云南义学；土民学塾；陈宏谋作者简介：丁存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南边疆民族史。在义学研究中，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李可的《清代云南“义学”初探》[1]一文是最早进行云南义学研究的文章，该文梳理了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历程并对义学的数量做了初步统计，探讨了义学的管理模式及其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于晓燕等[2]对云南义学的时空分布、官办义学的性质和地域特点以及陈宏谋对于云南义学的贡献等问题做过深入研究。蒲晓的硕士论文《清代云南义学研究》[3]梳理了清代云南义学的数量、特点，对比了义学与书院的关系、云南与山东两地义学的异同。田景春[4]针对前述研究存在的不足，从清朝治边思想与民族教育政策的联系方面做了一定补充。杨永福[5]立足于整个西南边疆的教育史，论述了近２０年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研究情况，除提及上述研究成果外，另外还介绍了贵州、广西和川西南地区的书院和教育通史著作等。聂讯[6]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于滇东南开化府之义学设置情况进行了阐述。另外，《云南教育史》[7]《云南通史》[8]等亦在相关篇章中涉及到元明清以来的义学教育和近代教育变革。以上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云南义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对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进行探讨。一、社学的创立和演变自元代建立行省之后，云南的官学教育逐步得到发展，明清时，各地府、州、县学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书院教育也得到较大发展。云南属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较为滞后，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子弟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民依然很难接受系统的教育，因此从元代起，社会基础教育逐渐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社学兴起于元代，明朝时发展到顶峰。社是元时期的农村基层单位，“元代和明代制定法令在农村以50户为一社，每社设立一所学校，要求8—15岁的民间子弟入学，并规定了学习内容和管理制度。”[9]元朝时规定：“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依乡原例出办束修，自愿立长学者听。若积久学问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验。”[10]由此观之，元朝时候的基层社学教育已经具有培养人才、注重教化的目的，但主要针对的还是农家子弟。蔡春娟通过研究发现“元代南北方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童蒙教育发展亦不平衡。南方推行的主要是小学及小学书塾，北方推行的是社学。”[14]因此元代云南并没有建立社学。明承元制，洪武八年（1375）下令在全国置社学，虽中后期有所衰落，但由于推行力度大，整个明代全国各地皆有社学的分布。“据王兰荫《明代社学之统计》，在全国1438所社学中，由知县创办的占60%，由知州创办的占4%，由知府创办的占11%，由提学官令监导建立的占21%，其余极少数由民间设立。”[11]在少数民族较多的边疆地区，社学设立的目的较为单一，主要是推行教化、移风易俗。成化十七年（1481），“巡抚云南右都御史吴诚上奏：乞令土官衙门各边应袭子于附近府分儒学读书，使知礼义，庶夷俗可变，而争袭之弊可息，仍禁约学校师生不许索其束休馈送。礼部覆奏：以为益风化，事在可为，如地远年幼者，督令开一社学，延邻境有学者以为之师，仍可提学官稽考”[12]。明代云南社学多是在吴诚上奏之后建立的，根据天启《滇志》记载，多为嘉庆、万历年间设立。陆韧统计“明朝时，全省正规府、州、县、卫学60余所，书院56所，社学可考者165所，共计儒学教育机构280多所。”[13]从云南社学的设置时间和分布来看，一方面反映了边疆地区教育发展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社学作为基层教育分布广泛性。明代社学虽设立范围广，但经常处于一种兴废不常的状态，不能发挥稳定连续的教育功能，教育内容也多重视德育。明代的社学学习内容主要以明礼知义为主，弘治八年（1495）十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昇奏：近年小民罔知礼义，风俗日浇。子詈其父，弟殴其兄，恬不为异。究其所由，社学久废，人不读书以致于斯。宜修举社学，慎选教读之人，凡民子弟俱令入社学，读《孝经》、《小学》并《大诰》，俾知孝弟之道与当代之法。礼部覆奏：修举社学已有著令，请仍行各提学官举行，无致废弛。”[14]社学本属启智发蒙性质，识字读文应是其基本内容，但明政府对社学所学内容的要求还包括经史学习和忠孝礼义。清朝初期也设立社学，但主要分布在汉族地区的大镇、大乡，招生对象也主要是12—20岁的青少年，社学的优秀学员可升为府、州、县学的生员，同时府、州、县学成绩较差的生员则会被降到社学学习。清代的社学从顺治九年（1652）设置，到乾隆时期逐渐衰落，义学则逐渐兴起成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形式。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有效的继承了元明以来社学的教育内容和思想。以往的研究讨论了义学的性质及社学和义学的联系，认为义学并非社学。需指出的是，清朝设置的社学和义学虽名称上不同，但从元明清三朝长时段来观察，清代义学很大程度上是对元明时期社学的继承和发展。二、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清朝中期改土归流后，云南的义学发展十分迅速。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后，蔡毓荣出任首任云贵总督，其在《筹滇十议疏》中提到兴教化的举措，在述及重修昆明书院时也说：“从来地方之治在风俗，风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兴在诗书，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尔”[15]。清代首设义学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初只在盛京。康熙五十二年（1713），才下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16]清代云南义学有设立早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者，概系延续明朝时期的社学或义学，清朝的官办义学应晚于该年。雍正朝时，随着改土归流的进行，对西南边省多次下达兴办义学的诏令。雍正三年（1725），云南各地多立义学，令少数民族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育诵习”[17]。这标志着以义学为代表的边疆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形成，历经云贵总督鄂尔泰和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的经营，使得这一时期的云南义学发展达到一个顶峰，仅雍正年间云南义学的数量就达到400余所。乾隆初期，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云南“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司训课。现在肄业诸生中。不乏笃学好修之士。”[18]乾隆中后期至道光朝，云南义学依然得到持续发展，虽历经咸同年间的兵乱，大量义学被毁，但在光绪初期又陆续得到恢复，云南巡抚杜瑞联奏：“购置书籍，分发五华、育材两书院。并拟择尤校刊，分发各学。又奏：整顿书院，增给束脩膏火。并通饬地方官广设义学。”[19]同时也也调整了部分州县的学额：云南巡抚杜瑞联奏：遵覆安平等十六厅县拟分别添设学额，下部议。寻议减开平府学六名，拨二名归安平。并添设二名，定为安平厅学额四名。拨四名归文山，并添设四名，定为文山县学额八名。减广南府学五名，拨归宝宁，并添设三名，定为宝宁县学额八名。减东川府学五名，拨二名归巧家厅，并添设二名，定为巧家厅学额四名，拨三名归会泽，并添设五名，定为会泽县学额八名。思茅、宁洱除原拨府学十名外，各设立学额三名。他郎除原拨府学五名，威远除原拨府学三名外，各设立学额二名。至恩安等厅县，均系初次设学，恩安暂设三名，大关、鲁甸、缅宁、中甸、维西、各暂设二名。龙陵向附考保山，酌减保山学二名拨归龙陵，并添设二名，定为龙陵厅学额四名。[20]整个清代，云南义学发展鼎盛时的数量维持在700余所，清末恢复后也还有500余所。整个清代，云南的义学呈现发展快、分布广的特点，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大中型城市逐渐向边远地区和城乡扩展。“至义学之设，其旨趣略如今之民众教育，而在边省则尤重在开化夷民。雍正元年(1723)，定各州县设立社学、义学之例。三年(1725)，议准云南威远地方，五年(1727)，议准云南东川土人等处，并建立义学，选延塾师。先令熟番子弟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讲圣谕广训，侯熟习后，再令诵习诗书。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应需经书、日用，令该督抚照例办给。侯熟番学业有成，令往教诲生番子弟，再侯熟习通晓之后，准其报名应试。”[21]即云南义学的设立呈现阶段性特点，己经汉化或改土归流的地区率先设置，进而逐步向较为偏远的地区发展。于晓燕据《新纂云南通志》统计，整个清代云南义学共886所，蒲晓统计的义学总数为813所，本文统计为827所，中间误差概系一馆分设各地不同之处或重新恢复误算新设导致。清代云南义学设置分布表时间地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不确定云南府5057163766大理府102841037临安府43993楚雄府9511234澂江府622223广南府213351曲靖府104263112丽江府11191945普洱府22611永昌府310116616开化府48东川府74161昭通府191131322景东直隶厅115蒙化直隶厅1431永北直隶厅4811镇沅直隶厅612广西直隶州4195武定直隶州71410元江直隶州2115黑盐井直隶提举司623琅盐井直隶提举司1白盐井直隶提举司121合计12040515210242176136云南的义学以馆为单位，省城昆明城镇内的每馆人数多至二三十人或十余人，入学不分班分级，有读书写字者、作诗文者，因为义学多为平民子弟，无官学之资补，故上学时间分两段，“午前八至十一时为早学，午后一至五时为午学。”[22]教育内容重在培养学生的文化基础。而对于所读书籍的选择也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读书则童蒙入塾，初读王伯厚《三字经》、《百家姓》、周兴嗣《千字文》三种。读毕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进而读诗、书、易经、《礼记》、《左传》，其间亦渐读古文、唐诗，而要以制艺为重，如《仁在堂》、《八铭塾钞》等，及各科程墨诗，则以《七家诗》为普遍，便科举也。”[23]除此以外，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律令，“《御纂性理大全》、《上谕广训》、《大清律》、《御纂古文渊鉴》、《纲鉴正史约》、《孝经》、《小学》、《大学衍义辑要》、《吕子节录》、《朱子治家格言》、《斯文精粹》、《全滇义学汇记》、《书院条规》、《大学衍义》、《斯文精粹》、《乡饮酒礼》、《书院条规》、《学政条约》《课士条约》《圣谕广训性理精义》、《近思录》、《小学纂注》、《四礼翼》、《孝经注解》、《乡饮仪注》、《魁墨》等。”[24]一般为年龄大者读到四书，年龄小者多只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义学馆的书籍多为政府刊刻印发。对于义学馆师的选择，清朝也有着明确的规定，须是本省贡生生员、熟习风土、品学兼优之士。而对于云南诸多少数民族地区，清政府则要求“于汉境内择大村堡，令地方官照义学例建立学舍，择本省文行兼优生员延为塾师，令附近熟番弟子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讲《圣谕广训》，侯熟习之后，再令诵习诗书。”[25]在云南义学筹办过程中，对于夷倮子弟需“馆师用心开导，俾先通汉音，渐识汉字，并即训以习礼明义。不得以夷倮而忽之，更不得以夷倮而拒之。地方官不时稽查勤惰，并令教官按期协查。如能克端师范，实心训课，该州、县优其礼貌，时加奖励。果有成效，于年底报明本司，量行优奖。如虚糜惰、惰于督课者，查明另延。倘有不安本分，于设学之村寨唆讼生事、愚弄夷民者，是不得义学之益，反滋汉奸之扰，立即另行延请，仍将所犯查审详究，以示惩戒。”[26]馆师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27]云南属于边疆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较内陆落后，朝廷规定义学主要是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目的，其在传播儒学礼仪和道德价值观念、加强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内陆与边疆之间的文化凝聚力方面起到了收效于将来的作用。三、清末云南义学的演变在前人有关义学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的就是清末推行的学校改制进程中义学的演变，义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一直影响着中国近代的私塾家庭教育和初等小学教育，尤其是在教育滞后的边疆民族地区更加明显。清末的教育改制，主要表现是“废科举，兴学堂”，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引进西方的近代教学科目，而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云南筹办学堂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之后，但是“滇处西南边徼，风气晚开，设学之初，大都因陋就简。各级学堂多系就原有之书院、义塾改设，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均阙焉不备，学科课程亦无一定。名虽为学校，实为义塾、书院而已。”[28]即清末学校改制的初期，云南的基本教育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本质变化，义塾、书院依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随着《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滇省留学人士和北京大学肄习师范者的归来，滇省的新式学堂才逐渐发展起来。至于云南小学，省会则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外属则创办于三十年（1904）。省会初小初设11所，每所招生3班，以1班为1馆，故有33馆之名。彼时学章未定，教科书未出版，仍以四书五经为教材，名为学堂，实则义塾而已。宣统元年（1909），初级师范完全科开办，添设附属小学。外县小学初名日蒙养学堂，自学章颁布后，始正名为初等小学堂，其程度高者则改为高等小学堂。以永昌、顺宁、普洱三府暨镇边直隶厅紧接外域，而土民又复混沌未凿，亟待教育。爰就藩库拨银二万两，筹设土民简易识字学塾一百二十八所。[29]土塾的设置是这一时期云南教育的特色，其内容虽不同于义学，但实质依然是通过启蒙教育的方式让周边民族从小就建立起一种国家归属感，进而起到巩固边防的长远效果。另外，清末云南建立了一批有义学色彩的私立小学，其中可考者较少，主要有有石屏州私立崇实小学、建水县西区黄氏宗祠私立小学、黎县中区私立小学、云龙县正西乡何氏私立小学、鹤庆县中区私立第五小学、鹤庆县南区私立第二十四小学。按照《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家庭私塾课读人数在30人以上者，当改办为初等私小学。但“云南僻处天末，经济窘迫，知识铜蔽，以私人组织学校者殊不多觏。查历年统计表，私立小学仅占公立小学百分之二至三，而此少数之私立小学，又多为私塾变象办理，合法者甚属寥寥。”[30]光绪三十四年（1908）置昆明劝学所，推动新式小学取代传统义学。至宣统三年）1911，“共成立五乡小学六十八堂，入学学童约计四千余人，后又添办五乡简易识字学塾，并设私塾研究会”[31]等。很多地区则明确记载到将义学改设小学堂，大理县义学在府学内者有三，“后均改归各处小学校”[32]。新平县义学六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办学堂后“悉提归县立高小学堂，义学遂废”[33]。传统的义学在清末改制的时候大多已经无力维持而荒废，多地的义学田款均提入新办之小学校。从各地义学改设学堂的情形分析可知，义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同书院等被新学堂取代，其或为一馆并入一小学堂，或多馆并入一小学堂，视当地州、县长官之抉择。初等小学堂的学生则是7岁以上者，科目内容有：一修身，二读经讲经、三中国文字、四算术、五历史、六地理、七格致、八体操，根据地方情形，还可增加图画、手工等科目。清末具体执行的新学教育内容中绝大部分依然脱胎于义学，在培养新人才的同时，增加了西学的相应基础课程和注重提高学生的体质。在教学过程中，不按照年龄编排班次，而是依照学生的功夫深浅，依统一程度教之，这也与义学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述及义学的消失问题时，我们一方面看到义学作为一种传统教育形式被新学堂取代的名称上的消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对新学堂教学内容作分析，肯定义学的部分内容在新学堂的教学中得到了延续，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体现。四、清代云南义学的影响从社学到义学的发展，促进云南的社会风貌发生巨大改变，尤其是清代义学的建立，在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强化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云南属多民族边疆地区，文教不兴、社会发展较内陆滞后，尤其是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文教的推广成为重要的选择，流官只有在改流地区发展教育，才有利于当地民众提升文化水品，增强对清王朝的认同感，同时也便于发展当地的社会生产力，进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二是实现边疆地区人才培养的目的。清代义学作为官学的一种形式，其目的重在培养人才服务科举。“城中蒙馆童子，能晓经书、学为文字者，亦即升之成材经馆。如经馆中有成材生员，文笔可造，而人材又复可观者，仍许遵奉宪檄，量给盘费，给文送至省城，侯两宪考取，送入书院读书。”[33]即义学中的优秀学生可参加童子试，进入到府学和书院学习，进而成为当地的科举考试生员。三是为近代新学堂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清末和民国初年云南初等学堂的建立多赖于义学的长期发展。尤其是边远地区和不发达的农村贫瘠地区，书院和县学都未能建立,故只有以义学办学为基础改建为新式学堂,新式学堂最早的一批学生,也多从义学私塾中产生。陈宏谋是云南义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他认为“滇省义学视中土为尤急”，在任职云南期间兴建义学所形成的《查设义学檄》查设义学第二檄》《查设义学第三檄》《义学规条议》《全滇义学汇记》通查义学租田馆舍檄》等文献材料,也成为今天研究清代云南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材料。其在任上所形成的《五种遗规》中有关养性、修身、启蒙教育、读书和学习方法、女德教育等方面的论述,对于今天的童蒙教育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总的来说,在传统官学日渐衰落的清朝,义学的兴盛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自然选择,它让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教育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义学作为封建统治下的教育形式,终不能摆脱科举的束缚，因此在清末改制废除科举后,大批义学转化融入到新的教育体制内。原文载《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为方便阅读，原文注释已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