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石刻的时空分布及其学术价值
云南石刻的时空分布及其学术价值
赵成杰
摘要：云南全境石刻约有7255种，涉及宗教、人物、碑记、公文、环境等五大类、二十四小类，广泛分布于昆明、曲靖、大理、丽江等地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以及书法价值，对云南地方史、民族史、文学史以及书法史的研究有所补充。通过云南石刻现存数量、类别及学术价值的研究，不但可以考察石刻的空间以及时间分布，还能促进云南地方史的进一步发展，并为云南少数民族，尤其是白族、彝族、藏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云南石刻；时空分布；学术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出墓志与唐代少数族裔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7CZW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赵成杰（1987—），黑龙江宁安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金石学。
云南金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始自明代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继而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阮福的《滇南古金石录》及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皆涉云南石刻之考证。民国以降，袁嘉谷、李根源、方树梅、方国瑜等学者亦以云南金石文献为研究对象。[1]据不完全统计，自东汉永寿三年（157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云南全境石刻约有7255种，广泛分布于昆明、曲靖、大理、丽江、昭通、保山、楚雄等地，这些石刻的拓片、释文、题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方面，通过统计云南石刻的现存数量以及调查其时间、空间分布情况，可以促进云南地方史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的深入，也为保护云南石刻文献，尤其是白族、彝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石刻提供了契机。[2]
（一）云南石刻的数量及比例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文化空间相对独立，又少经历战火，石刻往往保存较为完好。20世纪90代以来，云南各州市都出版了地方性石刻汇编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石刻的发展。云南石刻的统计主要有三种文献来源：第一种以地域为范围，汇集本地石刻文献，如徐发苍《曲靖石刻》（1999年）、徐鸿芹《隆阳碑铭石刻》（2005年）、张方玉《楚雄历代碑刻》（2005年）、周恩福《宜良碑刻》（2006年）、邬振宇《安宁温泉摩崖石刻古碑集》（2008年）、玉溪市档案馆《玉溪碑刻选集》（2009年）、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2010年）等。这类文献是整理云南石刻的主要来源，德宏、怒江、迪庆、文山等地因石刻较少，尚未出版石刻专辑。昆明、保山、昭通等地又因下辖区县较多，没有形成以市为单位的石刻合集。云南省129个区县中，有单独石刻专著的只有21个（占比16%），其他地区石刻存藏惟赖各地文物志及文史资料觅得。
第二种按照类别对石刻文献进行划分，如朱琚元《彝文石刻译选》（1998年）专收彝文石刻；曹善寿《云南林业文化碑刻》（2005年）收录南宋以来云南林业石刻198块；黄珺《云南乡规民约大观》（2010年）载乡规民约类石刻245块；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2013年）收录云南道教石刻近800块等等，这批资料按照石刻类别进行编排，与第一类重复较多，但也收录了不少新见石刻。
第三种材料见于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文物志等，大都不对外发行，如《晋宁文史资料选辑》《东川文物志》《安宁市文物志》等，这批材料收录石刻大都较为零散，因其不对外发行，知之者甚少。此外，各地旧方志也著录了石刻材料，这批石刻文献大都被第一类石刻专辑收录，剔除重复后，约有2000种石刻见于方志记载，于今不存。笔者通过汇集上述著作及实地考察，编纂了《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收录石刻文献7255种，时间跨度近1800年，涉及撰者2887人、刻工565人，为云南学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云南全境石刻7255种，分布于下辖16个地州，八个主要地州石刻存藏情况如下：昆明地区817种（占比11%）、曲靖地区291种（占比4%），玉溪地区366种（占比5%），楚雄地区728种（占比10%），大理地区1988种（占比28%），红河地区276种（占比4%），保山地区518种（占比7%）、昭通地区143种（占比2%），其他地区2128种（占比29%）等，由于石刻文献分布零散、部分地区文物部门未能出版石刻汇编类著作，故而以上统计为不完全统计。在石刻的分布时间上，云南地区出土最早的当是东汉永寿三年（157年）于昭通出土的《汉孟孝琚碑》，其次为北魏太和六年（371年）出土的《爨龙骧墓碑》，宋及以前石刻50种（占比0.6%），元碑98种（占比1.3%），明碑1195种（占比16.4%），清碑2710种（占比37.3%），民国石刻686种（占比9.4%），还有2516种时间不详的石刻，以明、清两代石刻为主。
（二）云南石刻的主要类别
从内容上看，云南石刻可以分为五大类，二十四小类。[3]
第一宗教类，分为儒家、佛家、道家、其他宗教（本主教等）；宗教类石刻数量庞大，约2500种（占比34%），其中儒家石刻主要以各类儒学碑、文教碑为主（约380种），最早的文教碑为元代郭松年所撰《中庆路大成庙记》（1278年），其他文教碑，主要以文庙记、儒学记为主，如李泰撰《都元帅府建文庙碑记》（1362年）、王英撰《新建金齿司学宫记》（1446年）以及王文琼撰《重修石羊儒学记》（1642年）等。道家石刻约有500种（《云南道教碑刻文献辑录》误收大量佛教石刻及本主教石刻）。道家石刻以元李源道撰《文昌祠记》（1319年）为最早，其他诸如杨节仲撰《重建宾居神庙碑记》（1417年）以及李元阳撰《太玄宫记》（1568年）等皆是以道观、神祠、仙洞碑记为主。大理国时期，佛教盛行，石刻以大理元亨二年（1186年）《嵇肃灵峰明帝记》为最早，分布地区也以大理地区为主。其他本主教石刻，如陈其力撰《重建秀山白龙神祠碑记》（1581年）、黄明撰《重修关圣古庙碑记》（1627年）等则以供奉本地神灵、英雄人物为主题而撰写的碑记。
第二人物类，分为人物、宗谱、家训、碑传、造像记等类别，石刻数量1900种（占比26%）。这类石刻以人物传记及家族谱系为中心，记述个人或家族事迹。除了《孟孝琚碑》（157年）、《爨宝子碑》（405年）、《爨龙颜碑》（458年）等名碑，《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698年）、《高生福墓志铭》（1236年）等墓碑所载史事皆对云南地方史的构建有重要意义。试拈一例，以示说明。大理宾川近年出土了《明武德将军西溪陈侯墓表》，碑立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志主陈丹及其始祖陈忠官职史所不载，据墓表知其始祖陈忠先任职宽河副千户，后又担任长淮卫副千户，《明史》未言其何时调任洱海卫指挥佥事，墓志可补史之不足。其他类别如家训、家谱等亦可补史之不足，如弥渡县《自氏家谱碑》（1740年）、《师氏家谱总序碑》（1800年）以及永仁县《曹氏家训碑》（1919年）均为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第三碑记类，分为功德碑、圣谕、游记、大事记、古迹记等类别，石刻约有500种（占比6.8%）。此类石刻比重不大，尤以大事记为主，如《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971年）、张志淳撰《赵州城记》（1490年）等专记当地政事，李元阳撰《邹公平寇碑记》（1573年）记述万历元年兵部侍郎邹应龙巡抚云南，平叛寇乱，“十月辛未，公单骑遂行，道不辟人，邮驿之吏不知为公所过，悄然不动一草，直抵赤石崖，出贼巢之背，然后飞檄分兵。”[4]又如诰封碑亦收录于此，如《孔聘贤诰封碑》（1611年）、《周诰封骠骑将军元配夫人王母金氏之墓碑》（1678年）以及《蒋宗汉祖父母诰封碑》（1873年）等。游记、古迹类石刻如《竹园魁阁羊城碑记》（1734年）、尹壮图撰《开远尹壮图狮山游记诗碑》（1797年）等所占比重较小。
第四公文类，分为行政文书、法律文书、乡规、其他文书等类别，石刻约有200种（占比2%），这类石刻主要是乡规民约以及告示等等，较早的有朱厚照撰《明武宗敕寸玉碑》（1516年）、《木氏告示碑》（1608年）；还有涉及盐税、禁赌、诉讼的内容，如《宾川盐税碑》（1774年）、《朱星街禁赌防盗碑》（1847年）、《妙光寺香火田山讼案碑》（1888年）以及《抽牲税法碑》（1907年）等碑。《抽牲税法碑》云：“民间售买牲畜，无论牛、马、骡、驴、猪、羊，凡卖出境及与民间喂养者，在何处交易，务须同赴该处税局报明价值多少，照例纳税。”[5]内容丰富，记述事实清楚，是补充当地社会史、法制史的重要材料。
第五环境类，分为交通、桥梁、水利、环境、民生、杂刻类，这类石刻总数约2100种（占比30%），其中交通、水利碑约有600种（占比8%）。
水利类如《孝感泉四村班水碑记》（1344年）、《汤池渠记》（1402年）、《修海口河碑记》（1502年）等；交通类如《觉罗村田地界际碑》（1753年）、《严禁残颓交通碑》（1782年）等；此外，云南石刻涉及较多保护环境、护林封山碑，如《护松碑》（1780年）、《禁树碑》（1781年）等，又如《响水河龙潭护林碑》（1739年），碑云：“矧此龙潭泽及蒸黎，周围树木神所栖依，安可任民砍伐。”[6]再如《摆拉十三湾封山碑记》（1786年）则规定砍伐树木应有的惩戒：“……砍小树一棵，罚钱五钱。”[7]杂刻比重不大，类别如摩崖题刻、军事、商业贸易等，代表碑文有《段信苴宝摩崖碑》（1370年）、《弥勒五山兵备道明文碑》（1577年）以及《板桥哨四排集股种桑碑记》（1917年）等等。
云南石刻数量庞大、类别丰富，通过《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的编纂不但可以总结云南石刻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考察作者、书者、刻工等基本信息，还为云南地方史的研究，诸如教育史、环境史、家族史、民族史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云南石刻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尤其在云南地方史及民族史研究方面。云南石刻原不为学者所重，清代学者王昶记其翻阅省志发现唐代《王仁求碑》（698年），遂嘱人赴云南安宁拓出，乃为世人所知。王昶《金石萃编·王仁求碑》按语：“此碑从未经人椎拓，诸家金石书皆未著录。……因嘱太和县知县杜君钧使善拓者拓之，于是始得其大略……因拓其旧，碑多翻遍，遗诸同好，其鉴赏之。”[8]《王仁求碑》又称《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赞颂了王仁求（630年—674年）任河东刺史期间对唐代姚州府等地的治理以及平讨瓜州刺史蒙俭之乱的功绩，对云南地方史以及府州建置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的《孟孝琚碑》，于1901年出土云南昭通。作为云南地区出土最早的石刻，谢国桢、黄膺、张希鲁等学者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张希鲁曾作题跋：“右《孟孝琚碑》共二百六十字，清光绪辛丑年出土于昭通白泥井。屡经海内诸名家考订。结果罗振玉、梁启超两家新说，究不若陈伯陶、吴其昌两氏考者正确，两氏定为汉桓帝永寿二年物，不谋而合，可谓颠踣不破之论。”[9]《孟孝琚碑》对研究“南中大姓”的来源、族属以及形成至关重要，又是汉代云南地区对中原儒家文化接受的证明。
再如李元阳撰《鹤庆军民府城记》（1547年）以及《摆头目哨兵备道明文碑》（1577年）、《院道禁革土军事宜碑记》（1629年）等碑文记述了大理等地建城、屯兵的情况，“于是城役乃兴，至岁丁未而城成。……土石内附，倚以为固。”[10]石刻叙述了大理鹤庆府城的兴建，并详细记录城周的尺寸，对云南地理沿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文献。
此外，云南石刻还有独特的民族史研究价值，对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发展史有所裨益。据统计，云南现存少数民族文字石刻约有120种，其中彝文72种、白文11种、傣文15种以及少量藏文、东巴文石刻。[11]较著名的如藏文《鹤庆藏文碑》（1323年）、白文《山花碑》（1450年）、彝文《小拢戛彝文碑》（1704年）以及傣文《大仙人脚佛寺碑》（1785年）等石刻记述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民俗、宗族、信仰等内容，是云南民族史研究的珍稀文献。
（二）云南石刻是地方文学史的重要补充
云南石刻所呈现的文学史料不但反映了云南古代文学的繁荣，也为本地家族史、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以大理地区1988种石刻为例，便可看到出土石刻的文学史料价值。据调查，大理石刻著录撰者信息的有1007种，涉及撰者701人，[12]主要作家如杨士云、杨士宗、李元阳、杨森、杨景修、杨安道、徐联钧、杨南金、杨金和等，由于史料记述的简略，石刻文献或可补正。
杨森（生卒年不详），大理喜洲人，明永乐九年（1412年）乡贡进士，曾撰二十余方碑志，然其生平并未见于典籍。大理出土《故居士张公墓志铭》（1426年）补充了杨森的家族史资料，墓志记载杨森任职于直隶真定府，归里后，于喜洲丛桂书院教书。[13]据墓志题署“五峰进士杨森、□□□□科乡贡进士四川成都府金堂县承事郎知县杨森”等可知，杨森还担任金堂县知县、叶榆知县等职，撰有《故酋长段公墓志铭》（1437年）、《杨处士墓志铭》（1462年）等碑。[14]
杨森与白族文人杨黼（1370年-1455年）关系非同一般，所撰《重理圣元西山碑记》（1450年）记载的杨智、杨黼世系是目前考订杨黼生平最早的资料，“杨氏系九隆族之裔，世居五峰之下阳溪……连生祐，祐生甫，俱有德潜。甫生智，元未授元帅。智生保，辟为书史。乳养妹之子黼，以承宗祀。”[13]杨黼祖父杨智（？—1366年）曾授元帅之职，养父杨保（？—1382年）又“辟为书史”，后授元帅。《故处士元帅杨公墓志铭》明确记载杨智世系情况：“祐生甫，袭任万户，甫生三男，长曰智……次曰寿，生子曰保，养亲甥杨黼。”[15]这几方石刻的发现对了解杨黼世系及其家族族源意义不容小觑。
杨士云（1477年—1554年），字从龙，号弘山，太和人，官翰林院庶吉士，著有《杨弘山先生存稿》。李元阳曾作《户科给事中弘山先生墓表》详述杨氏事迹。杨慎、杨南金、李元阳等人与杨士云都有过密切交往，杨氏家族唐代由金陵入滇，本姓董，居喜洲。[16]大理今存杨士云所撰石刻七方，如《明故董母赵氏墓志铭》（1522年）、《明故四川按察司佥事张公墓碑铭》（1529年）以及《明处士闵公墓志》（1563年）等[13]，皆可补正其生平事迹。
除了大理以外，楚雄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族，如姚安甘氏家族就是典型代表。甘氏族系源远流长，姚安甘氏一族自明永乐年间从湖南迁居姚安，世代以儒学为业，传至甘雨一辈时，已历经数十代，传承四百余年，以甘雨、甘孟贤、甘仲贤、甘德柄、甘德辉最为有名。甘氏一族著述丰富，在史学、文学、医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据楚雄各类方志统计，姚安甘氏家族著作自甘荣昌至甘德柄著述计七十六种，以《补过斋遗集》《姚州志》最为有名。甘氏家族又撰写了三十余通墓志，如甘雨撰《重修笔架山三丰祠碑》（1884年）记述姚安龙华寺三丰祠的创建；甘孟贤撰《马油坪重建义学碑》（1895年）回顾了姚安马油坪义学创建的历史等等。
此外，云南石刻还为云南文体学、文章学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据调查，云南石刻著录了明代后期云南文学家李元阳所撰的碑记（含游记）约120种，其中约60种碑文，而《李元阳集》仅收碑文33种，失收甚多。[17]李元阳倡导“文以载道”，受前七子影响较深，这批文献也是其文学主张的集中体现。
（三）云南石刻是云南书法史料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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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