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生死之谜（下）

骆宾王（626年？—687年？）

上述可能性固然存在，笔者也希望这种可能性就是历史的真实；然而，仔细揣摩相关史籍，却不得不认为：骆宾王殉难的可能性更大。

由于徐敬业发动的这场兵变时间很短、影响有限，他的主要追随者们见之史籍的亦不多，除其弟徐敬猷与骆宾王外，仅有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温、薛仲璋等寥寥数人，而这寥寥数人之中，却又以写下《讨武曌檄》的骆宾王影响最大，公元684年十一月，那率众发难的叛将王那相，怎肯轻易将他放过？何况月黑风高之夜，又变起仓猝，骆宾王侥幸跳水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更有可能的就是身在当场遇难的二十五人之中了。再说即使跳了水，船上的乱箭也未能射中他，农历十一月已是隆冬，风急浪高中的一介书生，即使水性很好，又能游出多远？若无渔民或船户预先接应，淹死或冻死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些？而彼时彼刻，兵荒马乱、两军厮杀之际，一般的渔民、船户还不是避之而唯恐不及？

或许有研究者会说：扬州兵败二十多年后，郄云卿奉唐中宗李显之命，搜集、编纂了《骆宾王文集》，在这个文集中，郄氏有两个版本的序言，最早的一个版本认为骆宾王是被官方诛杀的，后来的一个版本则说骆宾王逃跑了。这两个不同的序言，前一个简短，后来的就长了，而且有详细的叙述。郄云卿之所以否定官方“伏诛”的说法和当时流传的“投江水而死”的传闻，一定是他在搜访骆宾王诗文的过程中，得到了可靠的线索，从而明确提出骆宾王逃亡的观点。

值得怀疑的是，既然如此，郄云卿何不在序言中将线索提供出来呢？须知彼时彼刻，在徐敬业几乎已被平反的大环境中，提供这种线索是不会承担任何政治风险的，他何必故弄玄虚，从而留下这段历史疑案呢？笔者认为，郄云卿听到的，更大的可能只是一种传言而已，类似的传言在历史长河中可谓屡见不鲜。例如唐末义军领袖黄巢兵败遇难后，不但有传言说他已出家为僧，还说他在做和尚时写了一首《自题像》的七言绝句：“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后人在编《全唐诗》时共收录黄巢诗三首：幼年一首《题菊花》；中年一首《不第后赋菊》流传较广：“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后就是晚年这首明显的伪作《自题像》了。人们或许会问：一生仅留下两首绝句的赳赳武夫黄巢，倘若果真削发为僧，尚能留下一首供后人考证的《自题像》，那么名满天下的大才子骆宾王，在逃脱大难后怎可能一直默默无闻，仅留下那短短的一联“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倘若他能活到与替宋之问续诗的那一年，即徐敬业客观上已被平反、武则天也已死了四年的公元709年，才华横溢的骆宾王怎可能连一篇作品也未留下？哪怕留下一点藏头露尾的诗文也行呀！

那么，为什么在骆宾王身后会留下如此多的谜团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人们普遍的爱才心理。

骆宾王确实是个奇才，当他还是一个七岁的幼童时，便吟出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咏鹅》诗。试问古今中外，号称神童者多矣，堪与媲美者几人？而那首著名的《帝京篇》，一开始就用宏伟的气势扣住了读者的心弦：“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紧接着五言七言参差转换，以流动利落的笔调叙述京都文物的繁华、皇亲国戚住宅的富丽和娼家狎邪宴饮的淫乐，以抒发自己的牢骚愤慨，同时向那些依靠“冰山”的豪门贵官敲了警钟：“当时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其余如《在狱咏蝉》、《于易水送人》诸篇，均为一时佳作。而那篇《讨武曌檄》不但可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并称双璧；以檄文而论，更是空前绝后，无人能出其右。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能于“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 （《资治通鉴》卷二零三），应该说，这篇檄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一位罕见的奇才，人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他兵败殉难的结局，于是便有了亡命天涯、不知下落的记载，更有了藏身灵隐寺、替宋之问续诗的传说。

二是骆宾王不仅是一个才子，更是一个敢于反抗暴政的志士。

且不说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所列举的武则天先前的种种暴行，就看看从徐敬业兵败到她自己被逼退位、旋即病逝这二十一二年间的一些作为吧：她干脆废唐称帝，改国号为周；她宠幸嬖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任由他们贪污受贿、胡作非为；她鼓励告密，屡兴大狱；她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创造“罗织法”陷人于罪，诛杀李唐宗室及大臣各数千家，导致“海内震惊，道路以目”（《唐会要·酷吏》）。作为一位精明能干的女政治家，她固然有任用贤臣如狄仁杰、徐有功等辅助治理国家的一面，然而这冷酷苛暴的另一面，却必然会激起人们对反抗暴政者的向往与怀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徐敬业尚且有“逃到南岳衡山为僧，活了九十岁”的传说，何况既是当世奇才、又是抗暴志士，具有双重身份的骆宾王呢！且看他在《于易水送人》一诗中对舍生刺秦王的壮士荆轲的怀念与歌颂：“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短短二十字，作者的一股慷慨豪迈之气，已跃然纸上。

我们再翻翻历史，隋唐以来，比较有名的失败了的义军领袖，往往于殉难后都有“出家为僧”或“不知下落”的传说：比如隋末的窦建德，唐末的黄巢，北宋的李顺，明朝中期的刘七、末期的李自成等；至于被押送汴京“明正典刑”的方腊，被清将豪格射死的张献忠，留下《自述》的李秀成等，则由于记载明确，没能给民间传说留下空间而已。

种种传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民意。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总是希望旷世奇才与抗暴志士有一个好一些的结局——至少不要那么凄惨悲凉，于是，骆宾王也就有了“不知下落”与“出家为僧”的传说。

尽管笔者认为骆宾王殉难的可能性大一些，可他的生死问题却依然是一个至今也难以最后破译的谜。就笔者的心情而论，当然希望他是“出家为僧”了，至少也希望他“不知下落”；人嘛，有时候还是糊涂一点好。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那写下千古名篇《讨武曌檄》的骆宾王，会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