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顾：“碎片化”的历史学

往事回顾：“碎片化”的历史学

撰文/徐波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初版于1987年。该书勾勒了自1929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年鉴学派走过的漫长历程：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开始，随后是二战后杂志改名《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的布罗代尔时代，接下来到1969年年鉴派第三代掌权。年鉴派历史学家们在学术界一直都很有影响力，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在大众传媒和畅销书排行榜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吕西安·费弗尔

马克·布洛赫

布罗代尔

勒华拉杜里

勒高夫

多斯似乎在年鉴派如日中天，一片赞誉之中唱衰年鉴派。他认为，到了年鉴派第三代史家，费弗尔和布洛赫所追求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地质构造、生态系统和气候的全新关注，即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所说的“没有人类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men）。布洛赫和费弗尔曾将历史视为“变化的科学”，但第二代和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吸收人类学的观点，应对结构主义的挑战，从而产生了一种“静止的历史”（immobile history），在这种历史中变化或任何潜在的理性都消失了。布洛赫和费弗尔试图创作一部能够阐明现在的历史，这一愿望已经被一种怀旧的努力所取代。勒华拉杜里等人想要逃离“邪恶的”二十世纪，回到黄金时代。年鉴派抛弃了“事件”，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特殊性和功能。对多斯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完全忘记了初心，抛弃了早期对“总体历史”的追求，转向了他所谓“碎片化的历史”(这也是他的书的法语书名)。

在多斯看来，年鉴学派第三代经营的“碎片化”的历史学放弃了年鉴学派第一代马克布洛赫、费弗尔等人所倡导的“整体史”的抱负，也不像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布罗代尔那样关注所谓“总体史”，而较多地进行系列史、微观史、心态史等研究。这样一来，史学失去了整体认知功能，被分解成一堆碎片，而且，在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入侵”之下，史学正在逐渐消解自身的特性，不再像过去那样做总体综合、探寻历史规律的工作，逐渐沦为给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提供原材料的“矿工”。在这种碎片化的历史中，“收集、分类和安排事实就像就像一个因果系统在起作用”，这似乎就“恢复了20世纪早期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想当初年鉴派揭竿而起，不正是为了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吗？为了纠正历史学的“碎片化”倾向，多斯开出的“药方”是：重回整体历史的研究，重回政治史与事件史。

多斯的著作出版后，因为前有斯多雅诺维奇，后有彼得·伯克等人的相关著作，西方学界对其评价并不高，一般都认为多斯的批评倾向性太过明显，对第三代年鉴派史家成就的批评有些夸张。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似乎有理由把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结合起来，在特定时候强调静态也不为过。事实上，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延续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在政治史和事件史研究中不断寻找新方向，其多样性显示了创造力。他们专注于特定事件和政治文化史，成果丰硕，是其成功的表现。同时，历史学的碎片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的普遍现象，也是为扩大历史研究视野必须付出的代价，将历史学的碎片化完全归咎于年鉴派是不公平的，尽管可以说，由此产生的碎片化现象并不符合年鉴派的创立者们最初的愿望。就第三代年鉴派的具体研究领域来说，指责他们忽略现当代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大量研究都聚焦1789年之前。

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多斯揭示了法国知识界的权力运作，把年鉴派的发展过程描绘为达尔文式的争夺学术职位和基金资助，以及知识霸权的斗争。他讲述了当年布洛赫和费尔伏尔如何与涂尔干派的社会学家斗争，成功地使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中心，整个叙述充满了军事隐喻。二战之后，布罗代尔又创办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从社会学家手中争取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年鉴派就这样争取各种资助，通过控制传媒和出版，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西方学者认为，多斯对年鉴派的批评只是对彼得·伯克等人的著作的补充。1994年这本书的英译本干脆改掉了“L'histoire en miettes”（《碎片化的历史学》）这一法文书名，代之以“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法国的新史学：“年鉴派”的胜利》）。英文版的书名显然更温和，也把强调重点从碎片化的历史学的负面夸张的批评，转向年鉴派从1929以来的发展历程。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该书中译本是从法文译出的，保留了法文更具论战性的原名，即《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中文版译者还发表长篇书评予以评介，文章的标题甚至比多斯的书名更有战斗性，叫《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世界历史》，2009年第六期）

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中所说的历史学“碎片化”应该说是看到了表现，没有深刻分析缘由。西方学者认为碎片化是二十世纪后期历史学的普遍现象，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病症来分析，这是有根据的。首先，当进步主义不复存在，共同的未来目标丧失，历史的多样化是必然的，西方人觉得无能创造出全人类的知识了，有多少种现实处境和未来规划就有多少种历史。而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史学经历的变化，人类学转向、文化学转向，强调空间的差异性，时间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历史的非主体化，这一切使历史学的碎化不可避免。其次，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张，研究对象的增加是以丧失总体综合能力为代价的，似乎史学家的不再寻求理解整个现实，寻求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史学让位于个别描述。

据上述，这种破碎似乎与具体学术研究过程中，做小做大，做地方还是做全国乃至全世界，做一个民族还是做整个人类没什么关系。千万不要以为，现在先做小的，地方的，国别的，等以后再汇总起来，加在一起，于是就有了总体的历史。布鲁代尔的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是指历史家在构建历史时应有的历史观，关涉历史解释；他的全面历史（histoire globale）则是指历史家面对一个具体历史问题时应采取的策略，涉及历史问题分析。总体历史的观念决定了全面历史的策略，全面历史的策略有助于总体历史的构建。

一个有总体历史观念的人，他做的研究课题空间范围再小都是总体的，如勒华拉杜里爱用的隐喻，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一个没有总体历史观念的人，他写作“世界史”也肯定是碎片的拼凑。实际上，从西方现代史学产生以来，就一直具有总体化或整体化的倾向，也可以说西方现代历史学具有总体化的内在驱动力。复兴、启蒙到现代，那是非常精致的编排，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是时间对空间的绝对压制。像第一代年鉴派学者所说，历史学是人的学科，是研究人类社会变化的学科，历史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过去来理解现在。如果不再以人为研究对象，丧失总体综合能力，不再勾连过去、现在和未来，拒绝解释整个人类现实，那应该是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危机。

观念上的总体性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是相匹配的，局限于一区一地，一国一族本身就没有总体历史，总体首先是囊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是时间上历史过程的整体化，接下来是空间上覆盖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因此，布罗代尔才会说真正的总体史是世界史。总体史是西方现代历史学的充分实现，没有了总体历史观念自然没有了西方中心的现代历史学。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整体史观的破碎，历史学的碎片化也可以看作是西方现代史学的后现代转折，或者说欧洲文化意识到了它不再不容置疑地处于世界的中心，关注到空间上的差异，因而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空间的革命。西方中心的总体史或整体史一去不复返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像勒华拉杜里所回应的，既有大型的综合研究，也有努力通过较小的个体范围去观察事物，掌握一批有限的资料，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见勒华拉杜里1994年在华访谈录）。不能像多斯那样把所谓历史学的碎片化简单归罪于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经营，更没有必要像他那样，从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去为碎化开药方，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西方历史学的所谓碎片化现象，不是病理反应，用不着吃药。

实际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年鉴派不仅面对来自外部的质疑，而且年鉴派内部也产生许多对其史学范式的反省。弗雷认为，年鉴派的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一学派借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由于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牺牲了历史行动者的自由与决策。因而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重新认识政治史。沙尔捷则认为，这次史学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史的文化分析过于僵化与教条，阻碍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进行交流的可能性，所以，需要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构建以表象为核心的文化史。雷维尔认为新史学的危机在于史学对自身的概念与方法，尤其是自身分析的规模缺乏反思，因此，解决方案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社会史分析。这些反思和解决方案都不是为了拯救年鉴派，而是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求方向。

随着年鉴派成为西方史学主流，其方法日益普及，“年鉴派”这一名称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逐渐无法概括和涵盖所有的史学新潮流，多斯在80年代后期看到的“碎片化”现象确实是年鉴派即将完结的征兆，所以彼得·伯克在1990年《法国史学革命》一书初版中干脆断言，年鉴派已经“寿终正寝”，之后人们逐渐使用“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一词作更大的综合。因此，“碎片化”并不像多斯所认为的也标志着“新史学”的终结。我们应该注意到，新史学不断更新，不过新史学仍是以年鉴派范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伯克在2015年《法国史学革命》第二版中，概括了1989年之后西方史学的六大“转向”，同时强调史学发展的延续性，认为年鉴派范型是史学新进展的最主要的源泉。我认为，1994年勒华拉杜里在中国接受访谈时所说的话依然成立：年鉴派的建树不可逆转，而且已被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接受。……今天的史学已经吸收了年鉴派以往的成就，不能认为是狭义上回归以传记和事件为中心的史学。

2008年多斯著作的中译本一经出版，“碎片化”这一关键词还真触动了中国史学界的神经，从此以后关于历史学碎片化的议论不绝于耳，产生了大量期刊文献。2012年前后甚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展开过有关“碎片化”的讨论。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碎片化”讨论发生在多斯著作的中文版出版后，不过讨论不像是由多斯著作的内容引发的，更像是受多斯著作的书名“碎片化的历史学”的刺激而发生的，因为参与讨论者不大关心年鉴派是否真玩儿完了，也不关心西方“新史学”的命运。一本论述西方史学的著作能在中国近代史学者中引起那么热烈的反应，原因既清楚又很难说清楚。

国内学者就“碎片化”的大讨论，观点纷纭，各说各有理。有愿望锤炼本土历史理论者认为太碎了不好，中国历史学一定要往大处走，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有的觉得“碎片”好，“碎片化”不好，因为整体应该有细节；有的说碎了莫怕，每一碎片都体现整体，基本上还是所谓“以小见大”的传统套路；还有的说碎是必然，碎到尽头会有崭新综合；当然最普遍的是将碎片化等同于微观研究，于是问题就简化为如何处理微观研究与宏观综合的关系了。实际上，不管是怕碎，还是不怕碎的，心中似乎都有一个没碎的或要碎的整体。这整体有可能是空间上的“天下”想象，时间上的自认为汇入了西方启蒙以来的进步历程。因此，重要的还是历史观念，观念破碎后才有历史学的破碎，历史研究的破碎。中国学者是碎片化讨论的晚来者，是在西方史学界已报“平安无事”时才闹腾起来的，显然说不上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应该还是自言自语，或者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中国学者说碎片化，可能不仅仅关涉历史学，不仅仅关乎过去，出发点更多的是自身的现实处境和未来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