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明朝真的很美好吗？不！《广州葡囚书简》透露了真相
1576年6月2日，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桑德向国王递交了以六千名士兵征服中国的计划，如今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此前半个世纪，葡萄牙人已经制定了同样的征服计划，更鲜为人知的是，制定这份计划的是两个葡萄牙囚徒，这份计划现在保存于葡萄牙国家档案馆，名为《广州葡囚书简》。
顾名思义，《广州葡囚书简》的撰写者是关押在广州的葡萄牙囚徒。那么在五百年前，这两个葡萄牙人为什么会来到广州，又为什么会被关押起来呢？这要从中国和葡萄牙的一次早期接触说起。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葡萄牙人一马当先，展开跨洋征服，很快将殖民势力扩展到了东亚，锋芒触及中国广东沿海，中国人称其为“番夷”。明弘治六年，即1493年，一批番夷侵入香港和深圳沿海，劫掠当地百姓。因此处属于东莞守御所防区，东莞守御所千户袁光闻报后，以为又是常见的海盗袭扰，于是率兵前去围剿。明军在岑子澳与葡萄牙人遭遇并发生战斗，装备刀矛弓箭的明军遭葡萄牙人火枪打击，袁光猝不及防，中弹身亡。此后，中国沿海岛屿遭“番夷”骚扰抢劫的事例日益频繁。
1508年2月13日，迪奥戈·塞哥拉（也译薛魁拉）启程前往东方，其中一项使命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亲自给他下达的指令，就是要摸清中国的情况。国王希望知道中国有多远，与马六甲有没有贸易往来，贸易规模有多大，在那里有没有设立商行，出售哪些商品；中国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信仰什么宗教，是富裕还是贫穷，有没有火炮，国家规模如何，是否强盛，中国与哪些国家接壤，国内有没有摩尔人。
然而，迪奥戈·塞哥拉来到马六甲，也即当时明朝的藩属国满剌加苏丹国时，因在那里烧杀抢劫而遭到满剌加人的激烈反抗，狼狈地逃走了，所以没能到达中国。
1511年4月，有东方凯撒之称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也译阿布奎）率领1200人、18艘战舰从印度果阿出发，杀往马六甲。经过激烈战斗后，他于1511年8月24日征服了马六甲，并建立了法摩沙城堡。马六甲苏丹则带着明朝所赐的金印流亡到了爪哇西部的宾坦，从此，葡萄牙人有了接触中国的前进基地。
1513年，阿尔布克尔克派其下属乔治·阿尔瓦雷斯（也译欧维士）率领船队前往中国。1513年5月，阿尔瓦雷斯的船队突然出现在珠江口外的屯门岛，并登上此岛，要求进行贸易，但遭明朝政府拒绝，于是他们就在水面上与中国商人交易，获利颇丰。同年，塞克拉再次率领葡萄牙武装船队来到屯门并占领此岛，随即在岛上树立“发现碑”，还修筑堡垒，制造枪炮，树立绞刑架，开始殖民统治。
由于葡萄牙人在此处的贸易获取了暴利，他们渴望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就设法寻求与明朝政府建立官方的贸易关系。为此，他们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往中国，觐见明朝皇帝，并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提出推动双边贸易的愿望。
经过一番斟酌，葡萄牙人决定由国王的药剂师托梅·皮雷斯(也译托莫·皮列士)来担负这一使命，搭乘费尔南·安德拉德率领的船队前往中国。皮雷斯从1511年起就在东方活动，对印度、马六甲、香料群岛一带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他除了采集药材进行医药研究外，还写过一本介绍东方的《东方简志》，其中有许多他收集来的关于中国的记录。
1517年8月15日，葡萄牙使团到达屯门，随后沿珠江而上，前往广州。由于他们的行动未经明朝政府许可，所以船队遭到明朝水师的拦截，但是葡萄牙人仗着船坚炮利，强闯珠江，来到怀远驿外停泊，并鸣炮示威。如雷鸣般的炮声和巨大的海船令广州官民震惊。《广东通志》：“佛郎机于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后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铳自固。”
布政使吴廷举责问葡萄牙人为什么要开炮，安德拉德辩解说这是他们表示高兴与和平的意思，同时声称是代表马六甲来朝贡的。中国朝贡制度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葡萄牙到来时并不是朝贡期，但由于当时宫廷里龙延香紧缺，所以吴廷举开了一个“不问何年，来者取货”的先例。经过一番交涉，使团于10月底被允许登岸，但是他们不肯对中国官员行跪拜礼，总督御史陈金非常恼怒，将他们送入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在强大压力下，这些葡萄牙人第一天肯跪下左膝，第二天又跪了右膝，第三天才肯磕头。
皮雷斯来到广州后，并没有马上获准进京去见皇帝，在广州逗留了两年，后来翻译火者亚三贿赂了太监宁诚，使团不久就接到通知，去南京见正德皇帝，因为那时他正在南方巡游。使团1520年1月23日从广州出发，5月在南京见到皇帝，火者亚三很快又与皇帝的佞臣江彬交好，从而得到正德帝的喜爱。他还教正德帝说马来语，正德帝觉得很有趣，就把他留在了身边，而让使团其他成员去北京，等他回京后再正式召见。
火者亚三是个中国人，名叫傅永纪，去广东经商时遇到海难，被人所救，到了马六甲，因善于做扇子而发财，后被葡萄牙人看中，授予他官爵，皮雷斯使华时，让他担任了“舌人”，即翻译。他其实并不会说葡萄牙语，而是会说马来语，因葡萄牙人也会说马来语，所以他能充当“舌人”。
依仗皇帝的宠幸和与江彬等人的关系，火者亚三非常跋扈，见了明朝礼部官员也不下跪，因而与朝臣梁焯等人结了怨。
1521年1月，正德皇帝回到北京，却得了病，一直没有召见使团，三个月后皇帝驾崩，江彬被诛杀，火者亚作为江彬的同党被逮捕，最后死在狱中。葡萄牙使团被遣返广州，他们于1521年5月22日离京，9月22日到达广州。此时，马六甲使者带着苏丹的求救信来到北京，指控葡萄牙使团不是苏丹派来的，而是侵占马六甲的强盗，请求宗主国替他驱逐葡萄牙人，收复国土。明朝便命令广州扣留葡萄牙使团，并要求他们写信给占领马六甲的葡萄牙总督，要他离开马六甲，还土于马六甲人，否则不放归使团。与此同时，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弟弟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记载，他们喜欢吃狗肉，四处抢百姓的狗吃，还拐卖甚至吞噬孩童。明朝接到百姓的控诉后，非常愤怒，严刑拷打使团成员，许多人被打死后又遭分尸。为了驱赶葡萄牙人，明朝与葡萄牙爆发了屯门海战和西草湾海战，关押中的葡萄牙人也遭到更严酷的惩罚，大多数人死于狱中，皮雷斯本人也于1524年死去。
托梅·皮雷斯
然而这些葡萄牙殖民者死到临头还不忘征服中国，他们在狱中制定了征服计划，并利用明朝要他们写信给马六甲葡萄牙当局的机会，把信送了出去。写这两封信的人是使团成员克里斯托佛·维埃拉和瓦斯科·卡尔渥。他们的征服计划是在几年来对明朝社会概况观察和了解基础上做出的。
早期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对明朝充满了溢美之辞，在他们笔下，明朝是个文明富足，风景如画，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国度，然而《广州葡囚书简》对明朝社会的描述却截然不同。信中写到：“中国官员不干事实，除盗窃外，不为当地着想……也不爱百姓，只掠夺、杀害、鞭打，对人民施暴。百姓受这些曼达林（官员）的虐待超过受地狱魔鬼的，因此百姓不爱国王和曼达林，每天都在叛乱，成为强盗，因为百姓被掠夺，没有生计，无处觅食，当然要当强盗……人人都思变，因为都准备摆脱奴役，比我说的情况还要坏。”
“没有人敢拒绝曼达林的命令，他们头触地，脸贴地面，如果有人拒绝，马上被逮捕，把他的东西卖了，受到鞭笞，投入监狱。在广州的监狱里肯定一直有4000囚犯和许多妇女，每一天都逮捕得多，放得少，像牲口一样饿死在狱中，因此百姓憎恨曼达林，求思变，以求得解放。”
“农夫必须从土地上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米，如果气候不帮忙，他们就沦为贫困，卖儿女缴纳……被迫提供一些人为曼达林服役，必须向曼达林的家提供桌、染料、椅、床、盆等种种用器和其他小东西。”
“没有曼达林的信札，任何人不得离开居住地20里格，否则将被当强盗逮捕，因为各地方都布满密探。”
“广州的曼达林有超过七八千个侍仆，都由百姓支付所费。”
“当他们（官军）和造反的人交战时，杀不了强盗，他们攻击强盗的家园，在其中杀了无数人，取走他们的头，称他们是强盗，为了不留下证据，用残酷的手段把他们都杀死，每天都干这种事，百姓如此顺从和害怕，以致不敢说话，全中国都这样，比我所说的还要坏，他们希望这些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到来。”
基于明朝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维埃拉认为明朝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葡萄牙人有机可乘。
据维埃拉观察，明朝民风柔弱，军队装备落后，“人们不得佩戴武器，违者死刑”，“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没有火炮，只有类似水缸的一种炮，像乐器”，明军的武器是木弓和弩，以及装在木柄上的短铁兵器。整个广东只有200匹海南岛出产的劣马，骑士配有马鞭和马镫，但连辔头都没有，由于低级官员也要骑这些马，军队能装备的马匹就不到200匹了。
葡萄牙人还认为中国人不善战，只能依靠诡计，他们在信中说：“他们一点点夺取邻邦的土地成为大国……他们狂妄、自大、残忍，他们又是怯懦的，没有勇气，缺乏军事训练，总是取得他们邻邦的土地，但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狡计和欺骗。”
根据几年来对明朝的了解，维埃拉觉得“太阳底下没有像这样易于征服的地方，而且人数无穷”，所以他建议葡萄牙总督赶快采取行动。
按维埃拉的设想，中国是个被河道分割的国家，广阔的国土上河网密布，所以应该先占领广东，然后利用河道向内陆渗透。而要实现占领广东的目的，应该派一支由10到15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击败明朝海军，但是按他的标准来看，明朝根本没有海军，他说：“如果他们有的话，但我看他们没有”。随后焚烧明军的船只，杀死所有俘虏，不留一个活人，因为这会消耗粮草。
在进攻内陆前，要先获得后勤基地，所以应派兵攻占东莞、南头、顺德、龙穴等地。而攻下这些地方只需要200到300兵力，维埃拉认为在中国作战时，葡萄牙士兵可以以一敌百，他说：“这期间，每名葡萄牙人要对付100名中国人。”
占领这些地方后，将舰队中不能驶入内河的大船停泊在龙穴，其余的船沿河道溯流而上进攻广州。他估计，使用700到1000兵力就能攻陷广州，他判断，战斗开始后“中国人不久会和葡人一起进攻该城”。维埃拉还注意到，在广州城里靠近西门有一个大粮仓，但是官员们不会把粮食分给百姓，所以只要封锁河道，不让粮食进入广州城，饥饿的百姓就会起来造反。
维埃拉估计，攻下广州城后，用2000到3000人就能占领广东。他建议，为了让中国人屈服，应该用烧杀等恐怖手段来恐吓百姓和官员，葡萄牙人将焚烧村镇和河道里的船只，谁不服从葡萄牙人的布告，就处死谁。他说：“如不焚烧，中国人不会害怕，施行这种屠杀，将使曼达林们心惊胆战，前后矛盾。”
在维埃拉的计划中，为了巩固占领，必须在各个要点上修筑堡垒，这就要利用中国的劳力，而中国有着无穷的人口和数量庞大的工匠，葡萄牙舰队要运输成千上万的木匠、石匠，铁匠，把他们送到工地，为葡萄牙人效力。在维埃拉看来，“干这行的匠人和工人，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而且都是好工人，用很少维生的工资就能招来一万人。”
《广州葡囚书简》中的征服中国计划，其实就是当时西方人殖民他国的常用手段。先依仗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利用少数军队消灭对方的武装力量，然后在各个战略要隘上建起堡垒，再以暴力驱使和奴役当地人们，为他们创造财富。可是明朝当时虽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也没有奥斯曼帝国那样的强大军力，但是体量庞大，人口众多，还拥有可以与西方匹敌的思想文化体系，以葡萄牙当时的力量想征服这样的对手，犹如痴人说梦，根本没有可行性，所以这份计划送达葡萄牙后即被束之高阁。
然而很明显，葡萄囚徒的想法意味着明朝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美好的国度，也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强者，而是一个应该征服的对象，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是友好而是觊觎。那些传教士对明朝的赞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明朝皇帝和官员的喜好而撰写的迷惑之词，《光州葡囚书简》中所暴露的，才是他们对当时中国的真实想法。
在葡萄牙占领马六甲以前的漫长年代中，中国一直是东亚霸主，通过朝贡体系羁糜周边国家和地区。但是葡萄牙侵入马六甲后，面对马六甲苏丹的求救，明朝没有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既没有能力派出大军帮助马六甲收复国土，也没有这种意愿，只是扣留了葡萄牙使团。从此，南洋的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中国在那里的势力范围被西方人夺占，中央王朝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丧失，随后几百年里，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最后连中国自身都沦为半。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长期封闭的中央王朝无法认识和了解大航海所带来的国际巨变，仍然固守着千年朝贡体系自我麻醉，致使发展陷入停滞，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朝流，终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