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渔业生态足迹广东海洋渔业生态可持续利用评价
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是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条件。利用非平衡剩余产量模型对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1994-2017年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均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状态,超载年份占总调查年份的88.9%。同时利用损失经济估算模型,对2017年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超载损失的经济情况进行估算,2017年超载损失的海洋渔业资源产量价值37380.3×10^4元,已达到亿元数量级,而损失的后代产量贴现到当年的海洋渔业资源量价值为747606.3×10^4元,占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总价值量的10%以上。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超载情况应予以重视。
摘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渔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维持渔业资源动态平衡的条件。通过建立渔业生态足迹模型，对广东海洋渔业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近十年来，广东海洋渔业生态足迹和渔业生态承载力都呈下降趋势，渔业生态足迹值均高于渔业资源生态承载力，广东海洋渔业资源处于生态超载状态。针对生态超载累积效应所引起的渔业资源衰退问题，本文结合广东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现状及补偿实践，提出实现海洋渔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海洋渔业；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渔业资源
1渔业生态足迹分析方法
1.1海洋渔业生态足迹概念
生态足迹概念（Ecological Footprint，简称EF）是由加拿大William E Rees教授于1992年首先提出，由他和他的学生Wackernagel于1996年提出具体的计算方法，并推广应用[1]。生态足迹计算方法是一种定量测度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法，通过将地区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的所有废弃物转化为生产性土地面积，与地区所能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定量比较，来分析地区生态的利用可持续性。
海洋渔业生态足迹可定义为在某一地区，特定人口所消费的海洋渔业资源所占有的生产性海域面积；海洋渔业生物承载力是指该海域所能提供的海洋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海域面积[2]。
1.2海洋渔业生态足迹计算步骤
海洋渔业生态足迹计算方法来源于生态足迹理论，海洋渔业生产活动主要包括海洋捕捞及海水养殖，可以通过计算所消耗的生产性海域面积来衡量渔业资源可持续性。结合海洋渔业发展特色，生态足迹的计算基于以下假设：（1）地区消费的渔业资源可由本地区生产量和进出口量来确定，渔业资源量可以通过渔业生产力转化为生产性海域面积；（2）通过海洋渔业水域初级生产力来折算生产性海域面积；（3）海洋渔业生态足迹面积和海域提供的渔业生态承载力可以进行比较，海洋渔业生态足迹面积可以超过渔业生态承载力面积。海洋渔业生态足迹计算步骤见图1。
1.3渔业生态足迹计算方法
海洋渔业需求量主要由海洋捕捞产量和海水养殖产量两部分提供，海洋渔业生态足迹的要分别计算捕捞海域面积（S1）、养殖海域面积（S2）两部分，将这两部分海域面积通过均衡因子（wf）转化为海洋渔业消费所需的生态足迹面积。
海洋渔业消费所需要的海域面积（hm2） S=S1+S2
S1=（P1+I-E）/Y1
S2=（P2+I-E）/Y2
式中，P1为年海洋捕捞总量（kg），P2为年海水养殖总量（kg），I为年海产品的进口量，E为年海产品的出口量，Y1为海洋捕捞水域的初级生产力，Y2为海水养殖水域的初级生产力[3]。
计算渔业生态足迹（hm2/人） EF=S×wf/N=（S1+S2）×wf/N
式中，S为海洋消费所需要的水域面积；wf为渔业海域均衡因子；N为地区人口数。
1.4渔业生物承载力计算方法
海洋渔业生态承载力表征为海洋生态系统的渔业资源生态容量，为地区所提供渔业生产性海域面积。
BC=S’×wf×yf×（1%-12%）/N=（S1’+S2’）×wf×yf×（1%-12%）
式中，S’为渔业水域实际供给面积（hm2），wf为渔业海域产量因子，S1’、S2’分别为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各水域实际供给面积（hm2）。基于国际惯例，12%系为生物多样性保留区（生态资源保护区），计算海洋渔业生态承载力是应减去生物保留区的面积。
1.5海洋渔业生态赤字（盈余）的计算
海洋渔业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为海洋渔业生态承载力与海洋渔业生态足迹之差。生态赤字表明该地区海洋渔业处于生态超载，渔业资源的消耗超过地区提供的容量；生态盈余表明地区海洋渔业发展生态良好，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4]。
若以ED表示本地海洋渔业生态赤字（或盈余）ED=BC-EF
2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2.1数据来源
本文中渔业产量、海水养殖面积、海产品进出口量及总人口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的有关资料。
2.2指标说明
渔业海域均衡因子是指该海域的生物生产能力与世界平均海域生物生产能力比值，采取国际平均数值为0.2。
渔业海域产量因子是描述了该海域的生产力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异，采用平均数值为0.2。
渔业海域的初级生产力即渔业资源的原始生产力，在人工养殖过程中，需要投放饲料、药物、电力（增氧设施）等，本研究采用1 500 kg/hm2作为海水养殖的初级生产力，29 kg/hm2作为海洋捕捞的初级生产力[5]，如表1所示。
近十年来，广东海洋渔业发展迅速，广东海洋渔业产量逐年升高，渔业实现经济效益稳定增长，海洋渔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广东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海产品既满足地区的消费需求，一些特色海产品在国外市场也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根据我国渔业统计年鉴，汇总相关数据如表2所示。
3.1海洋渔业生态足迹计算分析
生态足迹作为衡量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定量工具，可以测度渔业资源的生态损失状况。海洋渔业生态足迹由海水养殖生态足迹和海洋捕捞生态足迹两部分组成，结合海洋渔业生态足迹模式，计算海水养殖生态足迹和海洋捕捞生态足迹如表3。
表3显示，从2004年至2013年，广东海洋捕捞人均生态足迹从0.129 505 hm2/人降至0100 689 hm2/人，总体来看，逐年降低，在2009年达到近十年的最低值。从海水养殖来看，人均生态足迹逐年升高，表现为海水养殖产量逐年升高，养殖海产品逐步成为消费的主要来源。由于海水养殖生态足迹与海洋捕捞足迹相比，对海洋渔业生态足迹的贡献相对较小，在海洋捕捞生态足迹下降的情况下，广东近十年海洋渔业人均生态足迹总体是下降的。 分析广东海洋捕捞产量逐年降低，生态足迹下降的原因有：（1）改革开放后，广东渔船数量持续增长，渔获量逐年增高，超额捕捞的后果直接导致海洋渔业资源锐减，海洋物种濒临灭种，渔业可捕捞数量及种类逐年减低。（2）1999年，中越就北部湾划界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议》，原属广东渔民捕捞作业海域被禁止捕捞，据统计，有一万艘渔船退出作业海域，可供捕捞海域面积的减少影响了近海捕捞产量[6]。（3）随着我国实施海洋捕捞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措施后，各省市制定各项措施控制捕捞产量，“涸泽而渔”的掠夺式捕捞得以控制，海洋捕捞产量逐年降低。
在海水养殖方面，十年来广东海水养殖面积逐步缩小，然而海水养殖渔业产量增长迅速，这表明，在广东海水养殖存在高密度、过度养殖现象，这种过度投放饲料的高密度养殖方式必然会加剧渔业水域环境的污染，造成近海养殖污染，影响着海洋生态资源的持续发展。
3.2海洋渔业资源生物承载力分析
海洋渔业生物承载力是海洋渔业开发的基础，通过海域生物资源容量来支撑海洋渔业活动。海洋资源的平衡利用在于海洋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应，以此满足渔业资源活动的有效开发及利用。根据渔业生态承载力模型，计算广东省近十年渔业资源承载力如下表4所示。
海水养殖均衡生态面积从2004年到2013年呈逐步降低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广东海水养殖面积逐年降低，从2004年的22.1万公顷降到2013年19.7万公顷，降幅了为10.8%，另外，10年来，广东人口增加了接近1 000万，在养殖面积减少和人口增加的双重因素下，必然会导致广东海水养殖人均生态承载力降低。
由于北部湾划界的确定，广东渔民退出了传统渔业作业区，海洋捕捞面积相较降低，导致人均海洋捕捞生态承载力降低。在海水养殖和海洋捕捞人均生态承载力都下降的情况下，广东海洋渔业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
总体来看，广东海洋渔业生态足迹和海洋渔业生态承载力都呈下降趋势，但海洋渔业生态足迹均高于海洋渔业资源生态承载力，说明，广东海洋渔业资源处于生态超载状态，广东海洋渔业资源难以承受对渔类海产品的需求，并且随着生态超载一直持续，超载的累计效应最终会导致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广东海洋渔业生态不可持续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4实现广东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4.1加强渔业资源保护与增值
渔业资源增殖是补偿渔业资源数量，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途径。通过加大海洋渔业资源补偿实践，完善相关的增殖法规，恢复渔业资源数量与质量。逐步加大渔民转产转业力度，通过进一步的加大渔业转产转业的政策支持，优化伏季休渔禁渔政策安排，规范海洋捕捞许可，逐步完善渔业资源增殖政策，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增殖保值。完善伏季休渔制度，对现有的伏季休渔制度进行改进，考虑可以根据不同鱼种、不同渔区的鱼类生长发育期有针对性的制定休渔措施；根据渔业资源承载能力和捕捞能力状况，规定持有准许捕捞许可证件的渔民可以从事捕捞，以限制渔船和渔具的实际增加，使捕捞能力与资源生产力相匹配。同时，积极调整捕捞控制指标，加大海洋渔业捕捞渔船减船力度，通过有效的减船措施，达到渔业资源增殖保值。
4.2加强水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域生态环境是水生生物生存的条件及栖息场所，针对近海水域水质污染及生态荒漠化问题，应加大水域污染及生态灾害防治及修复工程建设，采取各种生物工程及技术措施，对遭到破坏的水域生态进行修复和重建。强化污染水域环境应急监测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完善水域生态灾害防治体系，提升水域生态灾害预警预报能力，采取综合措施，减轻对渔业生产、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环境的影响[7]。
4.3推进海水养殖业生态化发展
海水养殖对近海生态污染较大，应通过科技投入实现渔业利用方式的转型，政府部门要产业园区规划及建设，加大渔业科技指导及资金扶持力度，帮助渔民探索新型的养殖技术，扶持渔民发展深水网箱养殖，逐步将低碳技术应用到海水养殖业，在养殖过程中，减少压缩能源的消耗，降低碳和碳水的排放量，降低能源消耗，形成多层次的生态养殖技术模式。
4.4构建海洋渔业生态补偿体系
海洋渔业生态补偿机制是维护海洋渔业资源平衡的一项制度建设，为保持海洋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平衡，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海洋渔业生态补偿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实现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发展[8]。政府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拓展社会及市场资金筹集，进一步丰富海洋渔业生态补偿实践活动，以制度性补偿安排提高海洋生态生产力，维护海洋生物物种的数量及质量。
参考文献：
[1] William Rees.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 [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2，4（2）：121-130
[2] 吴隆杰. 基于生态足迹指数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研究[D].中国海洋大博士学位论文，2006：64-67
[3] 宋亚洲，韩宝平，朱国平，等. 基于生态足迹的江苏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J].水生态学杂志，2010，3（2）：17-18
[4] 张靳.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浅谈三亚生态城市发展[J].河北渔业，2015（07）：56-57
[5] 颉晓勇，李纯厚，孔啸兰，等. 广东省海水养殖现状与环境污染负荷评估[J].水产科技，2010（Z1）：18-20+33
[6] 袁古洁. 中越北部湾海域划界对中国的影响[J].新经济，2002（Z2）：105-107
[7] 王桂梅.中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J].经济管理，2014（08）：120-121
[8] 高强，高乐华. 我国海洋渔业生态失衡机制与修复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11（1）：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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