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殇——日本藏中国三十二大国宝级文物（上）
日本与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隋唐时期，日本就曾遣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自隋唐以来，日本一直以中国为文化母国，虚心学习，对中国文化仰慕至极，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批珍宝。而且，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其中得到中国国宝级文物最多的，也是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其藏品质量丝毫不逊于英、法、美等欧美国家。
近代以来日本等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以下本人就日本各大博物馆藏珍贵的三十二大中国国宝级文物（上）进行盘点。
1. 商虎食人卣（京都泉屋博古馆）
商虎食人卣（中国青铜器精绝之作）
这件虎食人卣通高35.7厘米，重5.09千克，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此器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想。这件作品究竟是要表现老虎吃人的凶猛，还是人兽和谐的天人合一，历来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商代青铜器中很少有比这件更奇异复杂的。此器共有两件，相传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宁乡市沩山乡境内），后来都流落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此器装饰华美，在我国青铜器史上堪称古代艺术的精绝之作，也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另一件为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是现存最知名、最有价值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中国古代青铜器珍品之一。
2. 商双羊尊（东京根津美术馆）
商双羊尊（存世仅有的两件之一）
羊在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是温顺、善良的形象，也传递着吉祥的寓意，不少器物的造型、雕刻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双羊尊”目前全世界仅有两件，却都流失在海外，其中一件在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则在日本根津美术馆。此尊造型为两只羊前躯相背、背托容器，造型上浑然天成、别出心裁，羊角大弯曲，尊口下饰弦纹和龙面饕餮纹，较为罕见，其艺术价值比大英博物馆藏品更高。因其优美的造型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根津美术馆的门票也设计成了双羊尊的造型。此器造型独特，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件双羊尊之一，代表着中国青铜器雕刻历史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弥足珍贵。
3. 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东京永青文库）
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中国最早的人物镜）
这枚铜镜直径17.5厘米，小圆纽，饰有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三组为错金银的图饰，其一为披甲骑士持剑握缰刺猛虎，其二为两兽相斗，其三为展翅欲飞的凤鸟。其制作技术和制作艺术都足以证明其是独一无二的国宝级文物。民国年间出土于洛阳金村东周大墓，后被日本人所得，现藏于日本东京永青文库。此镜质地精良，错嵌金银，结构对称，尺寸得当，寓意丰富，图饰逼真，是东周时期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其骑士刺虎图中的人物，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在镜面上的人物形象，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人物镜”，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
4. 西汉金马（甲贺市美秀美术馆）
西汉金马（西汉金马孤品）
这件金质御马为纯金打造，实心，长约30厘米，高约20厘米，重量约10公斤，国内目前已不存，唯一一个跟它比较接近的是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阳信公主墓出土的鎏金大铜马（空心）。但这件是西汉时期纯金的，比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铜马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此马从前面观察是静态的，双足垂立整齐站着，腹部和胸前的肌肉都很饱满，脖颈修长。从侧面看金马的屁股非常圆润，马尾巴又是翘起状态，很像是现实生活中马要拉屎的状态，现藏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美术馆。这件金马风格高度写实逼真，造型生动形象，是以汉代御马为模型所制，是目前仅见的西汉时期以黄金所铸马匹，其文化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巨大。
5. 西汉金冠（甲贺市美秀美术馆）
西汉金冠（西汉金冠孤品）
这顶西汉皇冠不仅使用纯度极高的黄金制成，而且雕工十分精美，还镶有绿宝石，极为罕见。西汉时期的帝王都是不戴皇冠的，这顶金质皇冠可能来自外国的进贡，或者是当时工匠根据国外的君主皇冠仿制出来的作品，现藏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美术馆。皇冠上镶嵌的宝石是绿松石，这些宝石的级别是“瓷松级”。所谓瓷松，是指绿松石打出的断口近似贝壳状，抛光后的光泽质感均似瓷器，故得名瓷松，是绿松石中的优质品，是绿松石中最上品。此金质皇冠做工极为精美，其镶嵌的绿松石为“瓷松”的珍品，因汉代金质皇冠在国内根本没有实物，实属弥足珍贵的稀世珍品，其珍贵程度和研究价值完全难以估量。
6. 东汉“汉委奴国王”金印（福冈市博物馆）
东汉“汉委奴国王”金印（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文物）
这枚金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清晰的说明了倭国是汉朝的附属。《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这枚金印后来不知所踪，直到1784年，才在九州的福冈，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日本出土的这枚金印符合汉制。此印经与史籍的参照印证和与“滇王之印”、“广陵玉玺”的对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得到证明，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渊源关系，是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的文物。
7. 西魏《菩萨处胎经》五贴（京都知恩院）
西魏《菩萨处胎经》五贴（世上仅存的西魏墨迹）
此卷为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陶仵虎写造，字大如豆，书法为北碑一派，笔意自如，全无石刻方拙之态，其超凡入圣之处，实有不可思议之妙。译者竺佛念是东晋十六国时知名的译经僧，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6），译出《菩萨璎珞经》、《十住断结经》、《出曜经》、《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等五部，被誉为苻姚时期之译经宗师。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京都知恩院。这卷经书纸张精美，笔意稳健，是难得一见的神品，是目前人世间手手相传的最古老的经卷，可能也是世上仅存的西魏墨迹，价值无可估量。
8. 隋丙子椒林剑（东京国立博物馆）
隋丙子椒林剑（日本圣德太子的佩刀）
丙子椒林剑长约65厘米，形制为单刃直刀，切刃造，因其刀身上有“丙子椒林”的金象嵌刀铭，故此得名，如今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的国宝级藏品。丙子椒林剑名为剑，实为隋直刀(或环首刀)，之所以叫剑，是因古代日本以剑为贵之故，刀作剑名，这在日本是习以为常之事。“丙子”为此刀锻造年的干支，而“椒林”则是如干将、莫邪之类，是锻造者或是刀工技法的名字，或者是地名，古有椒林岗，“丙子椒林”可解为丙子年铸于椒林。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刀流传1400多年，保存完好，据传是日本圣德太子的佩刀，是极为难得的隋直刀实物。
9. 隋七星剑（大阪四天王寺）
隋七星剑（传世千年的国宝级名刀）
四天王寺是日本最古老的官家寺院，公元593年由圣德太子所建立。四天王寺在日本的地位很高，它不仅仅作为佛界守护、镇护国家的寺院而成为政治外交的中枢，而且还是美术工艺产业等日本文化的发源地。这把藏于四天王寺的七星剑刀条为切刃，烧直刃。有极其轻微的内弧，刀身两面都有开双槽，布满星辰跟祥云纹饰；吞口处刻了一个龙头纹吞口。此刀因为本身刻有龙吞，所以在下以为没有另外加“刀镞”。此刀已经被日本研师从新研磨过的，虽然呈现出了原刀的肌理与刃纹，可是刀身的星辰祥云纹饰也因为研磨而变得模糊不清。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大阪四天王寺。此刀整体状态完好，无缺无崩，可能是隋朝的礼仪佩刀，刀身上的祥云纹饰是典型隋唐云纹，曾为圣德太子的佩刀，为传世千年的国宝级名刀。
10. 唐水龙剑（奈良正仓院）
唐水龙剑（唐刀形制的范本）
唐刀又叫唐横刀，是我国隋、唐代四种军刀制式的总称，因为材质关系，铁制刀剑极易腐蚀，不易保存，是故唐刀名气虽大，但中国目前尚未见到一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唐刀。这把水龙剑全长80.2厘米，刃长62.3厘米，为切刃造型，镐更朝向刀锋的方向的造型，刃较厚，呈现向刀刃方向微有弧度的内反之姿。除此之外，还有一把金银钿装唐大刀同为日本国宝级唐刀。古代日本以剑为贵之故，刀作剑名，这在日本是习以为常之事。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奈良正仓院。此刀保存状况十分良好，着实不易，曾为日本天皇的珍藏，是正仓院保存最为完好且制作最精美的唐刀，而中国国内许多刀剑商用现代工艺锻造的唐刀，也都以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这两把唐刀为形制范本。
11. 唐贺知章《孝经》（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唐贺知章《孝经》（贺知章唯一存世真迹）
此卷纵26厘米，横265.1厘米，以草书写“今文孝经”本文，无署款。据卷末小楷识语“建隆二年（961）冬十月重粘裱贺监墨迹”，推测为贺知章之作。北宋《宣和书谱》中亦著录有贺知章所书孝经。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此书法中锋行笔，圆浑苍润，尤其是勾挑之笔，顿如山安之后，趯然而起。从结体上看，非常开阔，字形摇曳摆动，机趣横生。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进献皇室，现藏于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卷用笔酣畅淋漓，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章法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充分地体现了他那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为贺知章的唯一存世真迹。
12. 唐摹王羲之《丧乱帖》（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唐摹王羲之《丧乱帖》（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
此帖纵28.7厘米，横63厘米，是王羲之为表示自己的无奈和悲愤之情所作。此帖为硬黄响拓，双钩廓填，白麻纸墨迹，笔法精妙，字体跌宕起伏，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完全表达了书圣写字时“追惟酷甚”的心境，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唐代时流入日本，相传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候带到日本的，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帖摹填精良，笔法精妙，是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为晋唐书法中的极品，完全可以和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快雪时晴帖》和北京故宫的秘宝《神龙兰亭序》并驾齐驱，是研究书圣王羲之艺术创作的珍贵资料。
13. 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大阪市立美术馆）
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盛唐人物画的代表作）
此图纵27.5厘米，横489.7厘米，是唐开元时期天文仪器制造家、画家梁令瓒的传世作品，绢本设色，原分为上下两卷，前半卷画五星，后画二十八宿。此图现只存在五星及“角”至“危”十二宿神形，计17图，应当为上卷。星宿一般都与占卜相关联，而此图将天文，传说和世俗理念组为一体，独树一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每个星、宿各作一图，或老人，或描绘成女像，或是画成怪异的形象。有的人物骑着牛，有的手中拿着器物，面部特征与表情也各有不同。设色以黄色为基调，另有朱、青、绿、黑各色配合。衣褶、人体和兽身都采用晕染法，稍有立体感。此图分上、下两卷，上卷清末藏于北京完颜景贤家，下卷流落日本，民国初年上卷亦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此图笔法十分细密，人物用游丝描划，细劲秀逸，匀洁流畅，设色古雅精微，为盛唐时期人物画的代表作，极其珍贵，为研究唐代的人物、走兽、花鸟及山水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14. 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五弦琵琶传世孤品）
这件琵琶通体紫檀木，直项，琴轸分列琴头两侧，左三右二，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神品，琵琶一般都是四弦，而这个是传世唯一一个五弦的琵琶，而且乐器极度华丽，唐代的螺钿镶嵌技巧被它发挥到了极致，世界上现存的能表现大唐盛世繁华的文物，最典型的大概就是这件五弦琵琶。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螺钿的"钿"字，据《辞海》中注释，为镶嵌装饰之意。它是唐朝宫廷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北院。这件五弦琵琶装饰极度华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五弦琵琶传世杰作，被视为是圣武天皇所有藏品中的第一名品、同时也被视为日本皇家收藏中的最珍贵宝物。
15. 唐螺钿四弦曲项琵琶（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四弦曲项琵琶（唐代乐器精品）
此四弦曲项琵琶样式与现在日本所演奏的四弦琵琶没有太大差异，为中国唐代制品。四弦四相，曲项，琴体背面的木画极为珍贵，表面彩色画（拨受部分）衬底为皮革制，从绘画技法来分析当属唐代早期画风。这种四相琵琶为唐代使用的纯西域式琵琶，与今日中国流行的14品相琵琶不同，而与日本雅乐使用的同制。日本雅乐所演奏的琵琶曲，也多出自中国唐代。此琴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无缺，琴体背面的木画为正仓院中屈指可数的珍品，纵观整个东亚乐器文物中，此器也是极其珍贵的精品，研究价值极高。
16. 唐螺钿紫檀阮咸（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紫檀阮咸（唐代螺钿阮咸传世孤品）
阮咸（简称“阮”）是一种汉族传统乐器，相传西晋阮咸善弹此乐器，因而得名，其形制为四弦有柱，形似月琴。阮咸始于唐代，元代时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人们喜爱的弹拨乐器，有了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此阮咸长100.5厘米，四弦十四柱，面板正中贴圆形皮革，上绘一女子在树下弹奏阮咸，周围三人听琴。皮书上涂漆。皮画上方左右各饰一圆形装饰，均嵌贝片和琥珀；覆手以玳瑁地嵌贝片和琥珀装饰。背板用贝片、琥珀和玳瑁装饰，中心为一朵有花蕾的八叶宝相花，上下各有一只飞翔的鹦鹉，口中衔着长长的彩色珠链。此器工艺之精细，造型之秀美，令后世阮作望尘莫及，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景象，为传世唐代螺钿紫檀阮咸的唯一实物。
17. 唐金银平文琴（奈良正仓院）
唐金银平文琴（极为罕见的古琴珍宝）
此琴长114.2厘米，首部宽16厘米。琴体桐木斫，岳山、龙龈紫檀制，髹紫色漆。岳山部有七弦穿孔，两眼足缺。琴有冰纹断，表面装饰金银平文之人物鸟兽花草水波纹。唐代时流入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八年（公元814年）五月被收入正仓院宝库中。龙池下用楷书刻有四行十六个字的琴铭，所谓“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淫。"金银平文琴之铭文，乃东汉李尤所作，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琴铭。与其他中国国内传世古琴的铭文相比，这张琴缺少了自己的名字和印章，而且也没有预留出相应的刻写位置。在我国古琴史上，像金银平文琴这样豪奢装饰的琴应该是存在过的，不过后来完全被“素琴”所替代而逐渐消亡。此琴是以金银平文工艺制作出的宝装琴，其纹饰雍容华贵，工艺精湛，被视为正仓院所藏平脱器中的上乘佳品，是一件来自唐朝流传有序的古琴，乃是今日罕见的古琴珍宝之一。
大国之殇——日本藏中国三十二大国宝级文物（下）
日本与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隋唐时期，日本就曾遣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自隋唐以来，日本一直以中国为文化母国，虚心学习，对中国文化仰慕至极，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批珍宝。而且，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其中得到中国国宝级文物最多的，也是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其藏品质量丝毫不逊于英、法、美等欧美国家。近代以来日本等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以下本人就日本各大博物馆藏珍贵的三十二大中国国宝级文物（下）进行盘点。
18. 北宋苏轼《李白仙诗卷》（大阪市立美术馆）
北宋苏轼《李白仙诗卷》（苏轼晚年精品力作）
《李白仙诗卷》为宋神宗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苏东坡58岁时所书，用笔用墨，变化多端，粗服乱头，丰瘦合度，翰逸神飞，纵横有象，跌宕多姿，人书合一，心物一如，神秘莫测，正如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所言，是“端庄杂流离，刚健含婀娜”，可谓美妙不可方物，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此两诗为逸诗《李太白文集》所不载。 太白之诗共两首。第一首娓娓道来，仙气拂拂，引人入胜。第二首凄清空逸超脱人寰。书则第一首灵秀清妍，姿致翩翩，后十句渐入奇境，变化多端，神妙莫测。第二首驰骋纵逸，纯以神行人书合一，仙气飘渺，心随书走，非复人间之世矣。此卷用笔丰腴浑厚，气势苍古劲健，一笔一画无不流淌着书写者的情绪，一撇一捺无不倾注着书写者的真情，使转顿挫无不漫溢着书写者的学养与功力，是苏轼受颜真卿、杨凝式二家的影响，又变古创新的行书作品，是东坡晚年的精品力作，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19. 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东京国立博物馆）
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宋代院体花鸟画最高水平）
此图为绢本设色，共二幅，尺寸25.2×26厘米，本图描写极为写实，用笔纤细且色彩层次微妙，因而富于情趣。一幅为红芙蓉，一幅为白芙蓉，线描有五代黄筌一派画风的精神，红芙蓉相对画的更好一些。两幅画都在画面的左上部题款：“庆元丁巳岁李迪画”，可知是北宋末南宋初期的画家李迪的作品。这两件作品从构图上而言，打破了北宋以来全景式构图，画家本人有意识地组织折枝与花卉的姿态，先以细笔勾勒，再填以重彩，画面布置比较紧凑。这两幅画原来是圆明园的秘藏，后来流落海外，最终入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由于南宋花鸟画家中只有少数几位有署名，所以《红白芙蓉图》成为研究南宋花鸟画的重要资料。此图色彩较厚，细腻而透明的色彩，体现出富丽、鲜润的特点，是举世公认的宋代院体花鸟画的最高水平之作。
20. 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东京国立博物馆）
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南宋山水画第一神作）
此图纵30.2厘米，横399.4厘米，整幅画大片的留白，朦胧的山水，山色空蒙，水到天际，大气磅礴，让观者一时笔法墨意尽忘，完全沉浸在画家营造出来的那片广阔的境界之中，恍惚有神游天外的感觉，完全就是个神品。当年这幅画的价值甚至在《溪山行旅图》和《富春山居图》之上，清末流入日本，成为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所得。1923年东京大地震，菊池家仓库着火，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里面把最珍贵的《潇湘卧游图》和《寒食帖》抢救出来，后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过去曾传为北宋文人画家李公麟的作品，不过近年研究得知为与李公麟同乡的李姓画家所作。本作是为了禅僧云谷禅师而绘制，云谷禅师遍游各地却遗憾未能造访潇湘。此图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山水画，整幅长卷淡墨皴染一气呵成，不施勾勒，不露笔痕，是南宋山水画第一神作，也是现存中国宋代水墨山水画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
21. 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团花纹茶盏（大阪万野美术馆）
南宋吉州窑剪纸贴花团花纹茶盏（难得的吉州窑精品之作）
吉州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其独创的“木叶天目”、“剪纸贴花天目”和“玳瑁天目”饮誉中外。这件吉州窑剪纸贴花团花纹茶盏高6.4厘米，口径11.7厘米，足径3.5厘米，缸形，广口，瘦底，浅圈足。外壁黑釉地上呈玳瑁斑。盏内剪纸贴花装饰，每一个团花均由二枝牡丹组成，1953年被指定为国宝。日本人称此茶盏为“玳皮团花天目茶碗”，“玳皮”即“玳瑁”。此茶盏的流传经历依次是：上田三郎右卫门、松平不昧、松平直亮、万野裕昭、万野美术馆。此盏内剪纸贴花装饰，团花布局疏朗，灵动活泼，窑变发色自然流畅，有韵律之美，极为罕见，是一件难得的南宋吉州窑精品茶盏。
22. 南宋建窑曜变天目盏（东京静嘉堂文库）
南宋稻叶天目盏（天下第一碗）
此盏又名“稻叶天目”，高7.2厘米，口径12.2厘米，足径3.8厘米，束口，深弧壁，瘦底，浅圈足。内外施黑釉，釉层较厚，外壁施釉不到底。因高温烧造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外壁近足处垂积的釉呈滴珠状，1966年被指定为国宝。该茶盏最神奇之处是在光线照射下能发出七彩光芒，且随着视角的改变色彩变幻莫测，故有“曜变”之称。这个茶碗是是宋人斗茶用的，日本人形容它为“碗中宇宙”，说里面仿佛是深夜海边看到的星空，高深莫测。其流传经历依次是：德川将军家（柳营御物）、淀藩主稻叶家、小野哲郎（大正七年，1918年）、岩崎家（昭和九年，1924年）、静嘉堂文库美术馆。1918年，三菱集团第四代掌门人岩崎小弥太以16.7万日元天价获得此盏，而岩崎家认为这枚茶碗是天下至宝，自己不配使用，于是一直视若瑰宝，呵护珍藏有加。直到1940年，岩崎家于东京设立了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这只曜变天目于是被奉若至尊，成为该馆镇馆之宝。此盏属宋代建窑黑釉茶盏中的神奇之作，给观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是存世三件完整宋代曜变中结构最清晰、色彩最丰富的一只，日本称其为“碗中宇宙”，是存世最为闻名的宋代建盏，被称之为“天下第一碗”。
23. 南宋建窑曜变天目盏（大阪藤田美术馆）
南宋藤田天目盏（曜变天目珍品）
此盏高6.8厘米，口径12.3厘米，足径3.8厘米，造型、胎质及制作工艺均与上述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稻叶天目基本相同。外壁有少量曜变斑，盏内密布油滴状曜变斑，曜变效果略逊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品，但蓝色光斑及依稀可见的银毫，照样呈现出别样优雅，1953年被指定为国宝。此茶盏传自江户时代（1603—1868年）水户德川家，大正七年（1918年）藤田平太郎以53800日元购得。其流传经历依次是：德川家康(1542-1616年)、德川赖房（1603—1661午，水户德川家）、藤田平太郎、藤田美术馆。此盏遍布星点晶体，光线所及，令人目眩，冷色调光晕随光线变幻的同时，有如夜空中的流星雨，其曜变琉璃色的闪烁幻彩吸引颇多拥趸，是存世仅有的三件完整曜变天目盏之一。
24. 南宋建窑曜变天目盏（京都大德寺）
大德寺天目盏（极具幽玄之美）
此盏高6.6厘米，口径12.1厘米，足径3.8厘米，造型、胎质及制作工艺均与上述两件茶盏基本相同。外壁无曜变斑，盏内分布油滴状曜变斑，曜变效果逊于上述两件茶盏，1951年6月被指定为国宝。该茶盏原归京都大德寺龙光院的创建者江月宗玩（1574-1643年）所有，后传至龙光院 (注：此盏极少被公开展出)。装茶盏的盒子表面书有“曜变天目江月宗玩”。NHK电视台曾两次拍摄仅存的三只曜变盏，第一次是1986年，这只曜变出镜过。而2003年的那次拍摄，就没有取到镜头，极难见到。此盏在光线下，内部散发出的光芒幽深而神秘，让人一见倾心，被认为具有“幽玄之美”，是目前世上仅存的三件完整宋代建窑曜变茶盏之一，弥足珍贵。
25. 南宋建窑油滴茶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南宋建窑油滴茶盏（建窑油滴盏最精者）
建盏油滴盏在阳光照射下光彩炫目，斑驳陆离，在建盏十分罕见，是仅次于曜变的名品，目前国内博物馆所藏宋代建窑茶盏中没有一件完整的油滴盏。此盏高7.0厘米，口径12.3厘米，足径4.3厘米，内外黑釉表面密布银灰色油滴状结晶斑，斑点自下而上逐渐变得稀疏，在一定的角度下观察，油滴斑亦略有“曜变”效果，这是由于油滴斑大小不一，形状不同，大油滴斑是由小油滴斑聚集而成，1951年被日本指定为国宝。此盏在桃山时代(1573-1603年)归丰臣秀吉的外甥阴白秀次（1568-1595年）所有。此后的流传经历是：西本愿寺世、三井八郎右卫、酒井家、安宅COLLECTION、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此盏光彩炫目，这些在烧成时自然形成的密密匝匝的油滴斑恰似沸水中攒动的气泡，给人以神奇微妙之感，是日本收藏的建盏油滴盏中最为精美的一件。
26. 南宋龙泉窑青釉直颈瓶（东京ARUKANSYUURU美术财团）
南宋龙泉窑青釉直颈瓶（南宋龙泉窑极品）
龙泉窑在北宋前期开始烧制，南宋时达到极盛，出产的瓷器类型也十分丰富，各类茶器、文房用具、生活用品，乃至明器无不具备。此瓶高23.5厘米，内外都施粉青色的釉彩，洁净无瑕，在日本被称为“青磁下芜花生”（“下芜”是形容瓶的腹部象萝卜形），1951年被认定为日本国宝，现藏于东京ARUKANSYUURU美术财团。此瓶线条比例精准，造型端庄，釉色完美不开片，当属“御贡”的青瓷，全球存世只有两只，称得上是南宋时期龙泉窑的极品。
27. 南宋龙泉窑粉青釉凤耳瓶（大阪府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
南宋龙泉窑粉青釉凤耳瓶（龙泉窑青釉凤耳瓶极品）
凤耳瓶是一种盘口、直颈，瓶身腹部接近于筒形的瓷瓶款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颈部有两个凤形的双耳，这种款式在宋朝十分流行。此瓶高33.6厘米，这一对耳朵线条流畅，生动传神，在所有传世的宋代龙泉窑青釉凤耳瓶中，这件是公认最为出众的一件，1951年被认定为日本国宝。此瓶原为日本皇宫收藏，后西天皇勅铭“万声”，语出江户时代（大约清顺治时期）的诗句“捣月千声又万声”。大意是这瓶一拿出来就能赢得万口同声的赞叹。之后这件器物代代相传，由天皇传给天皇身边的重臣或者医生，最后被日本大阪府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收藏。此瓶通体施粉青色釉彩，釉色纯正，造型优雅，在传世的龙泉窑青釉凤耳瓶中最为精致。
28. 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东京国立博物馆）
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南宋院体山水画经典之作）
此图纵111.3厘米、横49.7厘米，描绘两个身着白色披风、头戴风雪帽的骑驴人穿行山谷的情景。水边两棵老树，其虬曲的枝干和稀疏的树叶，是以细致的笔法刻画出来的。画山石，仿北宋范宽的笔法，以簇点画密林；而山体皴笔甚少，在以淡墨渲染的天空的映衬下，给人以白雪皑皑之感，现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全图的雪景渲染，极具特色，先以宋以来新兴的“留白”法用淡墨在水、天、山的阴面层层积染，以烘托出白雪覆盖，然后在山顶、树丛和岸上敷白粉，在大树枝干上方加画白粉，以显示积雪。如此的数法并用，在存世的古画中很少见，增益其雪景的寒凝洁净。本幅图有着梁楷的“减笔”画法，山石的勾、皴，为雪所掩，十分简约，寥寥数笔勾画出冬日山水景色，现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图构图极其简练，整个画面呈现出荒凉萧瑟的氛围，体现了梁楷作为山水画家的不凡功力，堪称南宋院体山水画的经典之作。
29. 南宋法常《观音猿鹤图》（京都大德寺）
南宋法常《观音猿鹤图》（宋代禅宗画代表作）
这套图画三幅一组，是宋代禅宗画的极品，藏于京都大德寺，每年十月的第二个周日展出一次。法常又称牧溪法师，是南宋四川人，曾因反对贾似道而遭通缉。此人画法极具禅意，每幅画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装缀。观音图最为精细工整，猿图最为粗纵放达，鹤图则居于二者之间，墨色酣畅而多变，鹤的头部较精细，接近工笔画，颈、身略为简放，洒洒鹤姿与四周云雾翻腾的暴雨景象形成对比。有专家认为此画是用来说明人生的三种境界：观音是慈爱，是顿悟后的世界；猿猴是胶着的当下此刻，鹤是真正的超脱。所以是：冥想、欲望、超然。该图于南宋淳祜元年(1241年)，由日本派来中国学佛法的圣一国师带回，是法常的可信真迹。此图画法兼工带写，是著名的禅门公案图，除观音之外的猿鹤的含义说法不一，是宋代禅宗画代表作。
30. 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京都东福寺）
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宋代肖像画的代表作）
禅师的肖像画在日本人称为顶相。唐宋禅宗的很多门派在中国都衰落了，但是在日本却一直流传了下来，于是宋代的禅宗艺术品大多也保存在日本。日本与大宋之间也有着很多的往来沟通，当时东京有一个僧人，叫做明庵荣西，他从多次往返在东京和大宋国之间。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他，回到国内创立了禅宗，以至于禅宗在东京影响极大，不仅衍生出了武士道和茶道，诸多的扶桑文化也都跟禅宗有关。禅门的肖像画主要是师傅给弟子的，上面有题字，证明师承。无准师范是宋理宗的国师，径山寺主持，南宋佛门的领袖，这幅肖像画特别重视面部的表情细节，不经意的传达了禅师智慧风趣的风范，而且明清以前的人物肖像画，也无一幅能出其右。南宋时流入日本，现藏于京都东福寺。此图画工精致，线条相当细腻，可谓是祖师类画像中最为精美的一幅，是宋代肖像画的代表作，对于探究禅宗的历史及宋代禅宗文化溯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1. 金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大阪市立美术馆）
金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宫素然唯一传世真迹）
此图纵30.2厘米，横160.2厘米，绘一队人马正在迎风行进的情形，全卷共12人，分为四组人物来进行描绘。此图以当时契丹人、蒙古人形象为模型，创造出了非常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造型极为传神，人物的衣着，动态、表情也都非常符合画中人物的身份。画中人物的动感很强，几乎没有任何背景描绘，仅仅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以及马匹前行的动势，就将沙尘迷漫、寒风凛冽的北方季候逼真地再现出来，这亦是这件画卷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图上题跋、铭记甚多，画卷上有“镇阳宫素然画”，并钤“招抚使印”朱文印，知其为女道士宫素然所作，上有题跋多首，并钤有历代收藏鉴赏家的鉴藏印多枚，显然经过了多家的收藏，为一件流传有绪的杰出人物画作品。民国以后，此卷散佚海外，经日本阿部房次郎递藏，最终收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此图气势开合起伏，人物形象刻画极为真实生动，笔墨技巧纯熟，线条勾画细致流畅，是金代第一女画家宫素然唯一的传世真迹，也是一件难得的传世人物画杰作。
32. 元龙泉窑青釉褐斑玉壶春瓶（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元龙泉窑青釉褐斑玉壶春瓶（罕见的元代飞青瓷精品）
此瓶高27厘米，通身施青釉，釉面上用釉彩涂黑褐色斑点。玉壶春瓶的青釉色彩青翠，斑点分为鲜明。整体风格优雅精致色，淡雅清新，1952年被认定为日本国宝。元代的龙泉窑青瓷流行点褐斑，这些褐斑大多为随意涂点，被日本人称为“飞青瓷”。它曾经是江户时代的大阪豪商鸿池家的传家宝，现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此瓶传承有序，瓶型优美，釉色莹润，点饰褐彩的青瓷在元代龙泉窑产品中并不多见，是流传日本的龙泉青瓷中十分有名的，也是日本人认定的国宝级中国古陶瓷中唯一一件元代龙泉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