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尊孔崇儒的惊人之论

辜鸿铭毕生服膺儒学，对孔孟之道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来到武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此时，老辜供职于张之洞帐下。在谈到儒学时，伊藤情绪化地问道：

“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这种说法，老辜岂能接受，立即侃侃而谈：

“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在他看来，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还有一次，他的洋朋友宴客，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一番谦让后，推他居为首座。酒畅淋漓之际，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比较。老辜尊孔崇儒闻名京华，于是，有人有意挑起话题，以活跃宴席的气氛：

“老辜，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请你告诉我们，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

只见他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刚才诸位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谦让，象西洋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你看看，那会又是怎样呢？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方可入席举箸，那样的话，我们的这顿美餐，恐怕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呵！”听罢这番形象生动的说教，一个个洋朋友无不哑然失笑，颔首称是。

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骂，常有惊人之论，伶牙利齿，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当时，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老辜极力反对，认为：“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用中文写成《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论文，探究西方礼教官制，指出中国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西方议院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

他说，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他甚至认为，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三国，我华夏便已有国会，君若不信，请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那就是一篇《国会请愿书》：

“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

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他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那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

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你看，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他尊孔崇儒和推崇中华文明的执着和偏激，使他在欧洲很有声望，以至在英美各国图书馆里都有他的著作。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

在德国的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他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他在外国已化为一符号，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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