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薄之始

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及至如今，网上却风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推测所有人”。面对这种日下的世风，有人拉出“彭宇案”的终审法官，说他才是始作俑者。其实，这种浇薄的风气由来已久。

大概从两晋以来胡风日盛之后，儒生在现实面前的无能导致国人对正统思想的不断怀疑。到清末西风东渐，这种怀疑终于激化成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

胡风正浓的唐代，人们往往关注它多元精彩、大开大合的盛世气象。但也不能不说，唐代是中国人价值观被扭曲得最厉害的朝代。不然，李义府、安禄山之辈也不会蒙蔽天下、颠倒是非数十年之久。而正义之人却不断受到打击、压制，至少是赤裸裸的怀疑、讥笑。

广宗人潘好礼是靠“明经”入仕。和注重文采的“进士科”相比，这种仕途在当时并不被看好。一般情况下是外放州道县令。即便是转官中央也会很快被分发王府作为长史。潘好礼便被分发到藩王府做了名从四品的“长史”。

这王长史明明是皇帝派到王爷身边“掺沙子”似的人物，本来就不受待见。要想干的舒服，无非是曲意奉承，甚至帮虎吃食。就像《红楼梦》里替忠顺王向宝玉讨要蒋玉菡的那位长史官儿，颐指气使的样子像极了地主家收租的狗腿子。但，也有例外。潘好礼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负责监督的人便是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邠王李守礼。应该说，要不是武则天野心膨胀，这皇位应该是李守礼的囊中之物。但命运阴差阳错，让他不但做了几十年的囚徒，还差点命丧于奶奶的杖责之下。所以当他坐稳了“富贵闲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玩”——把前半生的“玩”回来，把后半生的“玩”出来。

李守礼

这位王爷身边姬妾无数，子女多达近百人却无一成才。他到晚年每日出行还要携带大量现金，基本属于那种看见什么买什么的主儿。有人劝老爷子悠着点，可他却大嘴一咧，说：“我是当今万岁（李隆基）的哥哥，害怕死了没钱埋吗？”就这么块“拧筋肉”还明白“众乐乐”的道理，每次出城打猎都要带上一大票卫队、侍从，不搅个天翻地覆绝不回来。

他手下还有些个明白人，如源乾曜、袁嘉祚等，但也一筹莫展，无法劝谏。只有潘好礼挺身而出，躺在邠王的马前，仰天大呼道：“今农在田，王何得非时暴禾稼以损下人？！要先践杀司马而后听所为！”这明明是要搞“尸谏”嘛！被当众怒怼的邠王马鞭子都举起几次又无奈放下。从此，农忙时节城外的田间地头再也看不到邠王飞鹰走马的身影了。

很快，能力出众的潘好礼便被调任豫州刺史，成了大权在握的一路诸侯。但他仍保持着事务官事无巨细，通通过问的习惯。弄得那些好打“擦边球”，好当“黄花鱼”的家伙再无空子可钻。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州，乃至全国的“奇事”。潘刺史的儿子想仿效父亲，考取明经科。潘好礼听说后不但没有半句鼓励，反倒拉长脸说：“经不明不可妄进！”其实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社会，“官二代”的入仕还是大有捷径的。比如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便可享受“门荫”，无须挤科举的独木桥。

唐初的胶州总管丘和，作为和潘好礼一样的地市级一把手，15个儿子全部凭门荫入仕，当了高官。唐中期已降，“门荫”制度受到新兴地主官员的抵制有所收敛。但“二代们”仍能取得散职官位，跳过考试，直接参加吏部选举！应该说，潘大少爷此番力求参加明经考试，实在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表现，活脱脱的“励志男”一枚！！但，潘好礼的兜头冷水还是泼了下去。

他正襟危坐，命儿子跪在面前，一口气连问了几十篇五经题！不知道是不是应了那句“猫爪下的黄鹂不会唱歌”，反正本来信心满满的潘少爷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下，老爹震怒了，后果很严重！不但有“暴打一顿”这种常规操作，还命人把儿子戴上枷锁，绑在府门外示众。

我想，潘好礼这么极端化的处理儿子，一方面是因为儿子显然能力不够，有欺骗老子之嫌。更重要的是给那些一窝蜂往官场挤的“二代们”提个醒儿——没有真才实学就干脆别来丢人现眼，也给老百姓留条活路。

但就是这么一个铁面无私的正人君子在当时却遭到了“急功近名”的讥讽。有人甚至把他和身居宰相却盖布被的公孙弘相提并论。可叹这位为官几十年从不搞人身依附，家中穷得只用破桌破柜的好官儿，竟被可畏的人言逼迫，以风烛残年贬往遥远的温州出任别驾小官，最后病死于彼！

社会黑白颠倒，正邪不分，从唐代便形成了风气。只不过由于它300年的强大繁荣，人们忽略了这太阳中的“黑子”而已。可被污染的人心就是用1000年也净化不了呀，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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