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应日本的邀请，选择河南省保存着汉画像石和三代碑刻的部分拓本，到日本展出。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精美作品。现在就其中碑部颁谈一谈古代的石刻书法艺术。
石刻文字，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大宗宝贵遗产。在中国的古代石刻文字中，碑志占了绝大多数。人们常常统称为“碑刻”。这种碑刻遍布全国各个地区，从中原腹地到遥远的边疆，几乎没有哪一个省、区没有的。
这些古代的碑刻，绝大多数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按照他们的需要而写刻的。它的内容，我们自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是，它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古代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资料。更普遍为人重视的，是由这些碑刻保留下来的极其丰富的古代书法艺术。我们试看宋代欧阳脩的《集古录》，这是古代著录金石最早的一部书，其中固然谈到了有关史事、文词等等方面，但有很多处是涉及书法的。又如清末叶昌炽的《语石》，是从种种角度介绍古代石刻的一部书，其中谈到时代、地区、碑石的形状、所刻的内容、书家、字体以及摹拓装裱，可称详细无遗了。但在卷六的一条中，作者说：
“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若明之弇山尚书（王世贞）辈，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可见他收藏石刻拓本的动机，仍然是从书法出发的。
中国自商周至现代，各种书法一直在发展、变化、革新、进步。从形式方面，有篆、隶、草、真、行种种字体。在艺术风格方面，各个不同时代乃至各个不同的书家又各有其特点，这便构成了书法艺术史上繁荣灿烂的局面。可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这些书法的真迹存留到今天的已经极少，有些只有从一些碑刻中才能见到它们的面目。所以，碑刻不但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又是一座灿烂夺目的艺术宝库。
特别值得提出：在看碑刻的书法时，常常容易先看它是什么时代、什么字体和哪一书家所写，却忽略了刻石的工匠。其实，无论什么书家所写的碑志，即经刊刻，立刻渗进了刻者所起的那一部分作用（拓本，又有拓者的一部分作用）。这些石刻匠师，虽然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却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的。
古代碑刻的写和刻的过程是：先用朱笔写在石面上（因为石面颜色灰暗，用朱笔比较明显），称为“书丹”;然后刻工就在字迹上刊刻。最低的要求是把字迹刻出，使它不致磨灭;再高的要求便要使字迹更加美观。因此，书法有高低，刻法有精粗，在古代碑刻中便出现种种不同的风格面貌。这种通过刊刻的书法，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注意石面上刻出效果，例如方棱笔划，如用毛笔工具，不经措画，一下绝对写不出来。但经过刀刻，可以得到方整厚重的效果。这可以《龙门造像》为代表。一种是尽力保存毛笔所写点划的原样，企图摹描精确，作到“一丝不苟”，例如《升仙太子碑额》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刻法，其总的效果，必然都已和书丹的效果有距离、有差别。这种经过刊刻的书法艺术，本身已成为书法艺术中的另一品种。它在书法史上，数量是巨大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河南地区，是殷、东周和后来的东汉至北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留下的碑刻也是比较丰富的。近碑刻的种类，随着它的内容和用途，本有多种，但其中主要以碑铭、造像记、墓志铭为宗。下面所谈河南地区自汉至元的各体书法，即从笑写与刀刻结合的效果来考查。所举的例子，也涉及展品以外的碑刻。古代碑志，在元代以前都是在石上“书丹”，大约到元代才出现和刻帖方法一样的写在纸上，摹在石上，再加刊刻的办法。古代既然是拓本便永远无法对照比较了。相传曹魏《王基碑》当时只刻了一半就埋在土中，清代出土时发现另一半还是未旋的朱笔字迹，这本是极好的对照材料。但即使这半个碑上朱书字迹幸未消灭，也仍然不能代替其他石刻的比较研究。所以我们今天作这书面的研究，只好就字体风格相近的古代墨迹和石刻作品来作比较了。在河南的碑刻中，篆、录、草、真、行五种字体都各有精品。下面按类作初步的评述：篆类中所谓“蝌蝌”一体，原是“古文”类手写体的，它的点划下笔重，收笔尖，这在《正始石经》中的“古文”一体表现得最突出。但我们从近代出土的许多殷代甲骨、玉器上朱笔、墨笔书写的字迹和战国竹简上墨写的这类“蝌蚪”字迹来比较，不难看到《正始石经》上的“古文”笔法的灵活变化方面，当然有不如墨迹的地方，但每字之间风格是那么统一，许多尖锋的笔划，刻在碑石上，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和捶拓磨损，仍然不失它的风度，这不能不使我们钦佩这些写者和刻者手法的精妙。至于“小篆”一体的特点，在于圆转勺称。它的点画，又多是一般粗细。写在碑版中，似乎不易表现什么宏伟的气魄，其实却并不如此。例如《袁安碑》，即是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 具有这种特点。像《正始石经》中小篆一体，也是如此。后来不少碑额、志盖，这种特点，常常是更为突出。河南石刻中还有特别受人重视的一件篆书。河南石刻中还有特别受人重视的一件篆书，即是李阳冰所写《崔祐甫墓志盖》。李氏是唐代篆书大家，被人称为可以直接秦代李斯笔法的。唐人贾耽题李阳不碑后云：“（李）斯去千载，（李阳）冰生唐时，冰今又去，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后千年无人，当尽于斯。呜呼郡人，为吾宝之！”可见他的篆书在当时声价之高。但他传世的篆书碑版，多数已经磨损，或经翻刻。这件崭新的志盖，却是光彩射人，笔法刀法都十分精美。世传李阳冰的篆字，以福州《般若台题名》为最在，以张从申请《李玄静碑》中“李阳冰篆额”款字一行为最小，至于北宋的《嘉祐二体石经》，里边“小篆”一体，和《李碑》那几个大字大小相等，而它的气势开张，并不缩手缩脚，这比之李阳冰，不但并无逊色，而且是一种新的境界。《嘉祐二体石经》中篆书中有章友直所写的一部分，我拿故宫所藏唐人《步辇图》后章氏用篆书所写的跋尾墨迹来比，更觉得石刻字迹效果的厚重。人前讲书法的人，常常以后人赶不上前人，现在从《袁安碑》、《崔祐甫墓志盖》到《宋石经》来看篆书的发展，分明见到后者未必逊于前者。对旧时代的评书观点，正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同时也算给那位贾耽一个满意的答复，即“后千年有人！”隶书，最初原是小篆的简便写法。把圆转的笔迹，改成方折。原来连续不断处，大部分拆开，再陆续加工。点画都具备了固定的样式和国重姿态。这便是今天所见的“汉隶”。河南原有许多汉碑，像《尹宙碑》、《韩仁铭》等，常为书家所称道，但解放后出土的《张景碑》从书法艺术水平上讲，实属“后来居上”。扫汉隶字体的点划，多是在定型中有变化，因字立形，并没有死板的写法，又能端重统一。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简牍墨迹极多，也有许多和某些碑刻字体一致的，但它们之间的艺术效果，是究竟有所不同的。往下看去，曹魏时的《受禅表》、《上尊号碑》等，便渐超方整，变化也比较少了。这大概是因为这个时期日常能用的字体，已渐渐进入真书（又称“金隶”、“正书”、“楷 书”）的领域，汉隶是在特定的场合应用的，所以也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字体来书写的。到了晋代人所写汉隶字体，又有变化，大的像《三临辟雍碑》， 小的像《徐义墓志》那一类的恶隶，虽然笔划较灵活，但似用一类扁笔所写，这大概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改制了书写工具。一了唐代，隶体出现了一次大革新，它的点划尽力遵用汉碑的笔法，要求圆润而有顿挫。结字比汉隶微加高，多数成为正方形。在用笔和结体上，都成为唐隶的特有风格。后世喜好“古朴”风格的，常常轻视唐隶。但一种字体，随着时代的变迁，是不能不变的。自汉代以后，各时代都有新的探索。从具体的作品看，也有较优较差的不同。唐代人用隶书体，是使用旧字体，但能在汉隶的基础上开辟新途径，追求新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我们试看徐浩写的《嵩阳观碑》和他的儿子徐珙写的《崔祐甫墓志》，这些碑和志的书法就给人以整齐而不板滞，庄严而又姿媚的感觉。如果按汉隶的尺度来要求唐人，当然不会符合，但从隶书的发展来看，唐隶毕竟算是一种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