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3月25日，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起点。这一天，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以下简称文会）的年会上选举出了文会博物院的各部负责人，确定了将新建成的文会会所二楼中的一间房间作为馆址。此时，谭卫道（Father Armand David）留给文会的得力助手——中国籍标本制作师王树衡刚刚入职，文会图书馆也已运营了两年多。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不过，在这欢欣鼓舞的时刻，文会会长福勃士（F. B. Forbes）看上去却有些心事。此前，文会向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Trustees of the Recreation Fund）协定借款1500两作为开办费。作为商人兼植物学家的福勃士非常了解时下文会的处境，没有固定拨款（工部局直到1877年才开始向博物院拨款），只能依靠区区一百多人的会员费和《会刊》的销售来维持运营。不过从1869—1873年，文会连出版费都拿不出，《会刊》每两年才能出一期。除此之外，文会的积极影响力还远没有被社会所认同。甚至更糟，他们被视为“一群卖弄学问的人，互相吹捧而聚集在一起，互相标榜而博得虚名”。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误解：当周围的人都在专心赚钱的时候，有一群人终日埋在故纸堆里学汉语，甚至跑到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剥兽皮，当他们突然转身向身边忙碌的同胞们兜售其不知所云的“汉学”时，会遭到怎样的白眼是可想而知的。福勃士对这样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他的Forbes家族（也包括他本人）正是在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的一员。有趣的是，他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中国植物学家，竟是由于长期着迷于罂粟花所致。面对这样的困境，文会除了持续向公众开放图书馆和博物院（博物院和图书馆不同，从一开始就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以期扩大影响力之外。还对会员制进行了改革，1866年文会开始鼓励会员申请终身会员，这纯粹是为了增加会费收入。这一时期，文会也开始努力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会员。虽然他们宣称想要吸取更多的中国会员，不过就其结果而言显然是口是心非。在整个19世纪加入文会的中国人只有两个见于记载——应宝时和容闳（分别于1864年和1868年见于文会的花名册）。道台大人虽然因重修了《上海县志》而为人称道，但很难想象他会有时间来参与文会的实际活动。被授予会员只是因为他把宁波路上的府宅提供给了文会作为场地。实际获得会员资格的可能只有容闳一人。中国会员如此之少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深藏于这个老派学术团体骨子里的极端保守作风（如果不把它上升到偏见的程度的话），这样的情况直到1930年代，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加入文会理事会之后才出现一点改观。同时，文会对《会刊》内容也进行了调整，从1885年开始，《会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论文，这些论文涉猎广泛，内容丰富，给读者提供了更多中国方面的知识，一些欧美著名汉学家也会给《会刊》投稿，意味着它不再是仅限于学术圈的刊物了。《北华捷报》（就是之前把文会报道为“卖弄学问的”那份报纸），此时给出的评价是：“这是值得赞扬的出版物，它充分证明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对所有的科学研究有广泛的兴趣，同时也说明亚洲文会绝不是卖弄学问的机构。”《会刊》销售十分良好，从1885年开始在伦敦，莱比锡，巴黎设置了代理处。销售收入占文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了1886年，文会基本实现了财务上的扭亏为盈，并有能力展开一些针对中国的全国性调查活动。
建于1871年的亚洲文会会所，Thomas W. Kingsmill设计
Sourc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亚洲文会早期的《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9Sourc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在文会陆续展开对中国的各方面调研的同时，西方学者对中国五花八门的调研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其中包括19世纪末的三位著名亚洲鸟类学家，爱尔兰人拉图许（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英国人里克特（Charles Boughey Rickett）和斯坦安（Frederick William Styan）。当我们凑近看一下他们在中国的调查经历时，会发现他们的田野经历中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唐旺旺（Tang Wang Wang）。这位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福州猎户绝不会想到，在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家族发展成了中国近代自然研究史上举足轻重的“标本唐”家族，时至今日余韵未歇。
唐旺旺（1870-1932）真名唐启旺，他和父亲唐春营（1845-1916）本在闽江上以渔猎为生，有时会把捕获的鸟类羽毛整理后卖到城内的洋行，以补贴家用。拉图许由此渠道与其结识，他很欣赏唐氏父子的捕猎身手，便雇佣他们为其在野外猎集标本，并传授他们制作符合博物馆标准的标本技术。由于拉图许一直无法正确发音“唐启旺”的名字，唐干脆让他直呼“旺旺”。这一响亮的名字后来声名远扬，中外文献皆以唐旺旺一名载之。
1907年年初，拉图许加入文会，并自愿帮忙整理和增添博物院的标本。更重要的是，他把之前在福州一起工作的“旺旺”及其兄弟也引荐到了博物院。他们在两年内就把博物院的鸟类标本从407件增加到了1717件（包括立体标本和一般填充标本或皮毛）。这一看似无意的举动，开启了“旺旺”家族五代人的动物标本制作和自然研究史。唐旺旺兄弟六人先后全部成为了自然标本采集者，而他的三个儿子也被训练成了标本制作师。唐家第三代的唐开品、唐瑞金则参与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在南京开始筹备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唐旺旺的弟弟唐启秀主持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大前身）标本馆的建设，他的后人陆续加入并把武大标本馆建成了中国自然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时至今日，唐氏第四，第五代传人中涌现出了许多生物学教授，分散在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等院校机构担任生物学相关的职位。从唐春营算起，这个世人知之甚少的标本世家已经开枝散叶，百余年来他们在历史帷幕的背后，为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已无法估量。至于唐旺旺本人，他在文会博物院一直服务到了1921年。博物院继续聘请其子唐仁官接任。“旺旺”于1932年年初去世时，时任博物院名誉院长苏柯仁（我们后文的主角）在由他主编的《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专门发表了一篇悼文，题目就叫《Tang Wang Wang》。文中特别提到，唐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采集者，剥制师，还是一位极其敏锐的物种发现者。有一次一名猎手捕到了一只唐从未见过的猫头鹰请他制作标本，他毫不犹豫地替换了一只很常见，却制作精良的长耳猫头鹰给对方。猎手很高兴，不过收到这个新品种的里克特更高兴，“东方草鸮”（Tyto longimembris）这一品种由此公诸于世。“姑且不论唐旺旺先生的其他功绩，仅其在中国鸟类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贡献，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公开表达对其的敬意与追思”。
Source：'Tang Wang Wang', The China Journal, XVI, No.2, pp. 57-59,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1932, FEB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微小的细节。苏柯仁在其1936年撰写的《中国自然史：上海博物院导览指南》（China’s Natural History: A Guide to the Shanghai Museum（R.A.S.）1936）一书中，在一张先前印着五位外籍工作人员肖像的插页里，“擅自”替换进了一张唐旺旺的照片。此时距唐旺旺去世已经过去了四年之久，这一不易察觉的操作再次说明了一切。
苏柯仁替换照片的操作显然影响了排版的美观，却能够让人捕捉到他的心意。
Source：China's Natural History: A Guide to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1936 First Edition
故事说到这里，终于轮到我们光彩照人的主人公出场了——探险家兼自然史学者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把博物院以及整个亚洲文会带向巅峰的人物。我们还是要凑近端详一下这位伟大人物的身世。苏柯仁出身学术世家，父亲是在中国布道逾四十年，曾任袁世凯儿子家教的浸礼会教士苏道味（Arthur Sowerby）。他的曾祖父苏占士（James de Carle Sowerby，1787-1871）是英国皇家植物学会（Royal Botanic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而他的曾曾祖父也叫James Sowerby（1757-1822），是英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鸿篇巨作《英国植物学》（English Botany）的作者。这样一位看似血统纯正的欧洲学者，却是出生在山西太原。他的中文流利近乎于母语，直到十五岁才被父亲送回英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这很好地解释了苏柯仁一生强烈的中国情结。
苏柯仁未完成大学学业即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探险，直到1905年返华与家人团聚。之后又多次参加了覆盖中国偏远地区的探险活动，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美国富商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 1877一 1956）在1908年组织的黄土高原腹地考察。这次精彩的发现之旅，后被发表于《Through Shên-kan :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1909》一书中。一战后，苏柯仁一度回到了英国，写成了他的名著《博物学家在满洲》（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
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去叙述1908-09年的那一次穿越陕甘的精彩旅程。不过从照片上看来，在圣诞节来临之际，苏柯仁采集到了足够多的雉鸡样本，多到够让饥肠辘辘的探险队美餐一顿。Source：Through Shên-kan :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1909
苏柯仁和他猎到的第一只鸨鸟。（很少有人见过他胡子拉碴的样子）Source：Through Shên-kan :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1909
苏柯仁在1920年代初决定长期定居上海，并创办了中国科学美术协会（China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这是一个与亚洲文会理念相近的机构。1923年，他开始兼任文会博物院的联合名誉院长，从此两个协会开始联合。同年，广为人知的《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也诞生了。这是一本比文会《会刊》更接地气的杂志，不仅包含科学、艺文、休闲活动，也反映了上海的时事与都市发展状态。更重要的是它出版的频率远高于《会刊》，从1925年起，苏柯仁每月都出一期，并亲自担任主笔之一。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由于原名太长，1927年起英文名被缩短为The China Journal，中国杂志
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1927年，苏柯仁成为了文会博物院的唯一名誉院长。这个顶着“名誉”抬头的院长在此之后达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重建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1927年12月，苏柯仁联合了公和洋行建筑事务所（Palmer & Turner）的高级合伙人George Leopold Wilson（他也是文会理事之一），设计完成了新大楼的图纸。随后展开了新建大楼的筹款活动。不过正如预料之中的状况，公众对此并不慷慨。直到1930年，旧文会会所因饱受白蚁的侵蚀，已到了不得不拆除的地步，而工部局再次拒绝了其拨款重建的请求。苏柯仁的愤怒溢于言表，他公开指责工部局：“多年来为这个城市工作的人，居然意识不到这座城市的人民在知性上的需求，这永远都是一个耻辱！”苏柯仁激烈的发言正是他强烈个性的写照，他一边和工部局展开拨款谈判的拉锯战，一边出版《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同时还撰写了不胜枚举的自然史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如果把苏柯仁一生的工作集合起来看，我们会惊叹于他是如何同时完成如此大量且杰出的工作的。他身上具备了一个非凡人物所具有的最大特质——不知疲倦，不会满足，永不言弃。而他的志向，绝不只是个人成就感的满足，而是公共文化精神的树立——时至今日，仍在这个国家普遍缺乏的一种精神。
1938年，当时已是亚洲文会博物院名誉院长兼文会会长的苏柯仁及其妻子在皇家亚洲文会年度晚会
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或许是苏柯仁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感化了工部局，后者终于同意拨款五万两白银作为建筑费。不过这只是总预算的1/3，剩下的部分仍需靠募捐筹集。这时，文会的另一个救星出现了。他就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医生——伍连德博士。伍博士早在1913年就加入了文会，那时他已经因为在傅家甸抗击鼠疫的事迹而名扬四海了。（关于伍连德波澜万丈的人生，我们会另外撰文详述）在定居上海之后，伍博士更积极地参与到文会的活动，并在筹款的关键时刻，以个人名义捐赠了10000两白银（一说两万两）。顺便一提，捐款第二多的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这家公司的位置离开文会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的数额只有2500两；全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维克多・沙逊也捐了钱，他的数字是1000两。
伍连德对于重建文会博物院如此慷慨的原因，除了他对公共事业强烈的献身精神以外，与其个人兴趣取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苏柯仁一样，野外探险和获取动物样本对他而言都是家常便饭。他在多次深入蒙古与西伯利亚腹地考察的过程中，亲手收集了不知其数的蒙古旱獭——这种看似蠢萌的小家伙，其实就是天然鼠疫的宿主。
Source：Apollo -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Repository：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hird Plague Pandemic Photographic Database
1931年10月20日，亚洲文会大楼奠基仪式。前排左起第五位是伍连德，在其身旁手持银色刮刀的是英国驻沪总领事John F. Brenan，苏柯仁位于照片最右侧
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苏柯仁心心念念的新大楼终于在1932年夏天竣工了，由于受到一・二八事变的影响，开幕仪式延期到了1933年2月23日。新大楼的设计令人赞叹，揉合了西方建筑的形制和中国古典的装饰元素。这座大楼今天还屹立在虎丘路上，成为了外滩美术馆的所在地。外墙上的夔龙纹饰被修缮如初，篆体刻字“亚洲文会”和尖顶部的石狮会标如同建成伊始时般历历在目。
建于1933年的亚洲文会大楼，公和洋行建筑事务所设计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新建成的大楼共有六层，使用面积比旧会所扩充了许多。二楼是报告厅，以伍连德的名字命名。三楼是图书馆。四楼，五楼是博物院。新启用的博物院内最吸引人的，就是它有许多带有动物栖地背景的“栖地展示柜”（habitat diorama），这种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展示方式，在当时堪称创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熊猫展柜，这个展柜被安置在展厅的底部，面朝着展厅入口，保证任何进入展厅的观众第一眼就能看到它。在1933年，即使是在大熊猫产地的中国人，亲眼见过这种生物的人也寥寥无几。（还记得是谁发现了大熊猫吗？请参看我们上一篇的故事皇家亚洲文会在上海1857-1874）不过，这一举动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由于欧美许多自然博物馆的跟进，导致20世纪30年代引发了捕猎大熊猫的风潮。看到这个状况的苏柯仁于1938年开始在《中国杂志》（即《中国科学美术杂志》1935年后的名称）上呼吁中国政府立法，禁止捕杀和出口大猫熊。显然，他的大声疾呼拯救了世上最可爱的物种，今天恐怕没人敢想象没有熊猫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情形。
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Source：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Source：《展示自然——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动 (1874-1952)》，戴丽娟，《法国汉学，第十八辑》，中华书局，2019苏柯仁亲力亲为建起的自然帝国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他和文会的命运随着1941年底日军全面占领上海而急转直下。战后，文会曾一度复会，却已元气大伤。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到来，在1952年被迫宣布解散。文会的大多数标本被转移到了华商纱布交易所的旧址，这个地方对于出生在80后的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称作“自然博物馆”的地方。2014年5月11日，因筹建新馆，我们记忆中的那座“老自博”也永远拉上了帷幕。
2014年5月11日，我和这座城市里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居民，一起冒雨送别了这座共同记忆中的博物馆。这个仪式，更像是与我们的时代作别。
Source：xuming
我们儿时充满好奇地参观这些标本时，可曾会料到它们的年龄，或许比我们的爷爷还要大。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文会遗产的受益者。亚洲文会收藏的约40000册图书，去到了相对正确的地方——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尽管几十年来都未曾向公众开放。那些落满尘埃的经典，至今仍在等待着执着的学子们，去揭开它们真理的面纱。至于文会大楼，在2010年改建成了上海外滩美术馆（RAM）。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重生，亚洲文会和苏柯仁对于艺术博物馆的理想，最终竟以当代美术馆的方式实现了。
上海外滩美术馆
故事到此，本该无疾而终。但这个漫长的句号，似乎并不甘心就此被划上。2007年，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重新回到了上海——它诞生的地方。当年的北华支会被重新命名为“皇家亚洲文会上海支会”。整整150年过去了，他们仍和他们的先贤一样，从零开始建起了新的文会图书馆。这个几乎完全隐于公众视野之外的机构，默默地为这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付出着不为人知的努力。裨治文与苏柯仁的遗志，并没有丝毫的动摇。点亮这座城市心智的旅程，续写着新的华章。
坐落于外滩罗斯福公馆的亚洲文会图书馆，是一座以收藏汉学著作为主的研究型图书馆。作为一座专业性很强的图书馆，它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社会所认知。
Source：xuming
More than a Stuffed Bird Show, by Peter Hibbard, 《时光旅行者》, 上海外滩美术馆, 2012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n Shanghai, by Peter Hibbard,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Vol. 78 No. 1, 2018
Through Shên-kan :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1909, by Robert Sterling Clark &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2
Of Quarantines, Masks and How a Museum in Shanghai was Completed . . . and Continues to Be Redefined, by Julie Chun, Yishu, VOLUME 19, NUMBER 4, JULY/AUGUST 2020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王毅，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05
展示自然——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动（1874-1952），戴丽娟，法国汉学，第十八辑，中华书局，2019
”外滩源”研究：上海原英领馆街区及其建筑的时空变迁（1843-1937），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鼠疫斗士: 伍连德自述，伍连德，（程光胜, 马学博（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