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鱼仓||尧禾中学，一段已被尘封的往事
编者按：看完这篇文章，我有一种忍不住的感动和伤感，这是一代人难得的记忆，有青春无知，有快乐幸福，有无奈伤感，也有励志前行，一代人其实撑起的是新一代人。还有这张照片，这是尧禾中学二零零二届理科四班的毕业留念，我的弟弟就在这个班。这个班级的家长会我曾经参加过，而且在会上滔滔不绝地说了好十几分钟。还有在队伍前的小男孩正是高鱼仓老师的儿子，如今已经上大三了。俗话说，物是人非。而尧禾中学于我们来说，物已不是原来之物，人更非原来之人。而这个烙有时代印记的学校，却永远都不可远去。致敬一代人！愿如题目，是尘封的往事。永远不被遗忘，在内心深处，激励一代人阳光向暖，万事花开。（郭学谦，2019.5.31）
尧禾中学，一段已被尘封的往事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在尧禾中学工作和上学的人们
我在尧禾中学先后待了十二年，上学四年，工作八年。关于这所乡镇高中，或许我有着和大多数人不完全一样的感受、经历和情感。我想用浅薄的文字留住已经流逝的青春岁月，我想为这所乡镇普通高中空白的墓碑上留下一段文字，我想替这所再也回去不了的母校呼唤一声她漂泊四海和天涯的学子……
1、学生时代
1987年，我初中毕业，考到了尧禾中学。关于我有没有必要去上高中，父亲一直犹疑不定。为此，父亲带着我去了舅舅家一趟，舅舅在父亲面前替我说了好话，我这才获得了去尧禾中学上高中的机会。所以，父亲的态度才是录取通知书，舅舅的话就是盖在通知书上的红印章。
即便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考上高中，因为家境贫寒而放弃上学，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至于说没考上高中还想去上高中，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记得，倒是个别县城里人家的孩子，没考上，但只要肯多交一些钱，就可以来尧禾中学就读。
四年时间，父亲就来过学校两次。第一次，送我来学校报名；第二次，从家里给我带了一口袋小麦。报名那天，当我和父亲来到宿舍的时候，我不敢相信：和教室一般大的宿舍里竟然没有一块床板！地上铺了一层麦秸，麦秸上面铺着席子，靠过道的一边用活动的砖块垒砌成一道高不足20公分的墙。我没想到，高中的住宿条件竟然还不如初中。父亲只是撂下一句“烂球什么学校！”的话就走了。我觉得有学上就已经不错了，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弹嫌条件？
那一天，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在学校东边的黑版报上看到了领取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通知：
段玉宏：北京大学
杜俊康：西安交通大学
刘昌鹏：吉林大学
那时，我虽不知道这些大学在中国大学的排名是多少，但却知道它们都是有名的大学，这三份录取通知书就像一针强心剂，给了我满满的信心和浑身的力量。
开学典礼，校长宣读北京大学给学校发来的贺信的时候，我这才知道，北京大学是和清华大学一样牛的名牌大学。那个叫段玉宏的学长，当年高考成绩排名位居渭南市理科第三。直到后来，我才知道，1987年，是尧禾中学的巅峰时刻。
我在地铺上睡了不到半学期，就搬到教室去睡了。睡在教室有两个好处，一来，下了晚自习就不需要尽快回到宿舍；二来，第二天可以早早起床，永远不会迟到。这样，晚睡早起，学习的时间就会多一些。教室里当然没有床板，等同学们离开教室后，我和同在教室睡觉的同学，就把四张桌子拼在一起，然后再把铺盖卷放上去；第二天起床后，又把被褥叠放整齐，码放在教室后靠墙的桌子上。后来在教室里睡的同学渐渐多了，被子摞起来高高的，都快挨着顶棚了。记得有一次正上数学课，数学老师说：“快看后面！”我们扭过头，就看到没码放好的被子，像一个喝醉了酒的彪形大汉，倒在了地上，大家哄堂大笑。
从家里到学校，往返一趟，35公里。我曾步行过两次，背着两提包馍。母亲心疼我跑路辛苦，瞒着父亲，花了18块钱，从村里一户人家买了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我只骑了一回，从学校返回家途中，在义会村村西下坡拐弯处，因为没有刹车，就用脚去踩前轮胎，由于车速太高，就连人带车从埝上飞了下去。人倒无大碍，车子报废了。
此后的日子里，我就和同村同班的同学永红，骑着他的自行车回家背馍。从家里到学校，一半的路程都是慢上坡路，满满四提包馍，两个小伙子，风风雨雨整三年。如果没有他的自行车，我的上学路该有多漫长，多辛苦。
开水泡馍仍旧是伴随四年高中生活的标配，好在偶尔可以吃一碗四两票、两毛钱的臊子面，那是高中时期的一碗硬饭。那时候，我们乡里同学都很羡慕北原乡的同学。由于距离家里好几十公里，背馍对他们来说很不现实。所以，家人就把小麦交到学生食堂，然后换取饭票。因此，他们起码每顿饭都可以吃到热的，并且可以从饭堂里打一份上面飘着零星油花的开水煮白菜。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同学薛文智，啃了差不多一个学期的冷馍，一日三餐，一碗开水泡馍都不曾吃下。幸运的是，他参军走了，后来还考上了军校。
高一第一学期 ，我总共花了38块5毛钱。
或许是受到当时糟糕的社会治安环境的影响，整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尧禾中学是一所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现象频发的学校。仅仅高一第一学期，我就先后遭受过三个学生的欺负和殴打。
第一次，周六看教室的时候，高三文科班一个男生到我们班教室里，明目张胆地拿走了同学的英语课本。周日晚自习，我告诉了我的同学，是谁拿走了他的书，因而招致了高三这位张姓男生的殴打。幸亏躲避及时，否则，头就会让他用砖头砸烂。第二次，也是看教室。晚上有人不停敲打窗户，我就伸头去看，结果头和脸被打了几拳，这还不解馋，他又冲进教室，拳打脚踢。我至今都记得他那张嚣张、凶残、冰冷的嘴脸。第三次，被班上一个男生叫到宿舍后，莫名其妙地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毫无理由。
我不敢还手，是因为我不想因为打架而被学校开除，并不是我骨子里没有萌生过报复的念头。
好在，到了高一后半学期，我那和我共享单车的哥们，已经成为年级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在学校里也算是小有名气。他晚上在操场练习九节鞭的时候，我就跟着他看。不知是慑于他那条九节鞭的威力，还是他无所畏惧、好打不平的江湖义气，后来，再也没有人欺负过我和我同村的同学。他无形当中成了我们平安生活、安心学习的保护伞。
在尧禾中学的三年里，从来没有遭受过欺负、恐吓和殴打的男生，能有几人？
那几年，尧禾街道“十八弟兄”的传说像瘟疫一样，令人胆战心惊。我没见过，但是我时常听班里同学讲，学校里一些学生和“十八弟兄”有瓜葛，那些横行学校的校霸，可能就是仗着自己有“十八弟兄”为他们撑腰吧。
没有学生会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老师，因为老师知道了，将会招致更大的麻烦。学校里拉帮结派现象十分严重，几乎每一个年级都有几个小帮派，有的以班为单位 ，有的以老乡为成员。遭受欺凌之后，要么选择沉默，要么寻求帮派实施以暴制暴。每周，学校发生打群架的次数不比上数学课的次数少。操场、宿舍、西南角的桐树林、校外的马路上，都是群殴的场所，肆无忌惮。
学生食堂卖臊子面的那天，排队买饭的阵势和攻城差不多，这往往是引发欺凌或斗殴事件的导火索。有的身单力薄的学生，把饭碗和饭票从窗户递进去，非但面没吃上，碗也被校霸端走了，最后为了要自己的饭碗还挨一顿揍。
虽说课余文化生活并不是很丰富，但是学校里有几个男生笛子吹得很好，我很羡慕和崇拜。后来，我也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一根G调的小竹笛，跟着学习。也就是这根小小的竹笛，教会了我简谱，带我走入音乐的殿堂。我爱好吹笛子和唱歌就是源于那时候。
帮助学校附近村子里的同学家收割油菜、小麦和玉米，对许多男生来说，都曾经历过。其实，不为干活，就图个红火热闹，于我们而言，是一件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高一那年麦收，班上就有两个女同学，一个男同学到我们家去帮忙收割过麦子。
高一第一学期，我们班就更换了五位数学老师。那时候考大学的难度，不是今天的孩子可以想象。全校四个班级，两百多名学生，应届生能考上大学的每年也就一两个。渺茫的希望，残酷的现实，早早就扼杀了许多同学的大学梦。高考预选则像一个筛子，读书三年，许多同学竟然都没有迈进高考考场的机会，参加那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考。
我认为，时代，或者说国家，欠那一代许多高中学生一场高考！
89年动乱，正值高二期末，学校从老师到学生，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安心学习。再加上“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等思潮的影响和波及，读书无用论像一股恶臭的空气，弥漫在校园上空。
1990年高考，全校应届生仅考取两人——何龙斌和惠建合。或许，那一年，考入蒲城师范的惠建合是令我们羡慕的人生赢家。然而，第二年，和他一样优秀，但当年高考落榜的冯建平，复读一年，以555分的高分考入了北京邮电大学。如今，我的同学惠建合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物理老师，而我的同学冯建平却身居上海，工作优越，待遇丰厚。我常常在慨叹，要是惠建合那年没考上，该有多好！也因此，我常常把他们两个人的人生故事讲给补习班的学生，告诉他们：一年，在人生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间。世事无常，暂时的失败未必是一件坏事，一生很长，退一步是为了飞得更高，更远。
至于老师，我想说的很多。
我的地理老师兼班主任，上课的时候，总是头微微扬起，眼睛盯着天花板。不知他是在思考，还是天花板上面真有什么，反正不爱学习地理的我们在下面想睡就睡，不必担心他的干涉和辱骂。他是我见过心态最好的老师，不要说一粒沙子，就是一粒石子入眼，他也能眨眨眼接着看天花板。
朱民忠老师是我高三的化学老师，我特别喜欢他的课。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两句话，一句是：娃娃，你们要想学好化学，首先得爱我，你不爱我，你就甭想学好化学。第二句话是：我昨天回家拉了几架子车土，能把我累死。娃娃，好好念书，还是干公家的事轻松。
在学校教学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化学老师王育盛，一位讲起课来从不看书，像说书一样侃侃而谈的白发老头，给我们还成功地演示了银镜反应的实验。
高二的时候，来了一位英语老师，西安外院毕业。他的英语发音真不敢恭维。那时，我们已经学过了音标，大致会拼读单词，而他给我们领读的时候，发音总是听提来很别扭。我们就齐声用我们的发音和他对抗。比如，妻子，wife，他的发音是“外复”，我们是“瓦爱复”。为此，他解释说，发音有英国读法和美国读法两种。我们问，到底按照哪国读法去读？他想了想说：“和哪国关系好就按照哪国读法。”
生物老师最为奇葩。生物试题中最难的就是“患病概率”的计算。由于我们都没有学习过概率，所以最头疼这类题目。说实在的，生物老师学历也不高，真为难他了。比如正确答案是十六分之三，他就会这样解释：同学们，A选项四分之一对不对？
我们瞎蒙：不对。
老师：C选项八分之一，同学们觉得会对吗？
我们瞎猜：不对。
老师：既然这样，你们觉得D选项八分之三能对吗？
我们起哄：不对。
老师说：所以，答案就是B，十六分之三。为什么是十六分之三呢？同学们看黑板，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大家说是多少？
我们齐声说：十六分之三。
老师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说：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十六分之三，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老师始终没说，为啥要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
最难忘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和高三班主任张晓海老师。从我工作至今，我不曾遇到过一位语文老师批改作文的次数和细致程度能和他相比。他每周班会都会给我们朗读《中学生阅读》和《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刊》上面好的文章。我也是在他的影响下，省吃俭用，给自己订阅了《中学生学习报》。
不仅如此，张老师和高学海老师还是学校里两位特别喜欢养花的老师，他俩的房子门前就是一片花海。如今，我也是一个喜欢养花的老师，我想，我的这个爱好无疑是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和真传。
高一时，语文老师是一位可爱、没脾气的老头，姓景。有一次，老头拿书，右手插在裤腰带上，摇头晃脑，念念有词，自我陶醉其中而不自顾，结果红腰带的一头一点点地在往下掉。我们忍不住都在笑，老师一脸认真地说：“上课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你们笑啥？”待到下课出教室的时候，老师这才发觉，自己的红腰带已经掉落至膝盖。他冲我们回头笑了一下，说：“倒皮娃娃，都不早给我说。”他当着我们的面系好腰带，在我们的一片欢笑声中走出了教室。
那几年不知为啥，《政治常识》教材年年变，因此，学生偷书现象十分猖獗。复读那年，因为无法搞到课本，王永进竟然把《政治常识》全书抄写了在本子上。我为了记住三角函数中最难以记忆的积化和差、和差化积八个公式，也是拼了，足足花了两个晚自习的时间，把它们编写成了顺口溜，至今都不曾忘记。大家在教室里边吃饭边争论数学问题，说到激动处，放下饭碗就跑到讲台上，拿起粉笔就开始把自己当老师了……
每一届春季田径运动会，都会有好几项记录被打破。冬季，早操的时候，我们会跑步一直到几公里外的安乐村，然后返回。冬季越野赛，全员参与，声势浩大。我至今都想不明白，开水泡馍喂起来的身体耐力何以比今天鸡蛋和牛奶喂养的孩子还要好很多？
和初中相比，我不再那么听话了。
一次期末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情趣。我看了半天，彻底懵了，我都不知道情趣是啥意思？这作文该怎么去写呀？往常，语文考试可是我的强项，最不怕的就是写作文。这个“情趣”真的是将了我一军。于是，我就没写作文，而是在写作文的方格里洋洋洒洒地发了一通牢骚，指责老师命制作文题目故意刁难学生，这样的考试还有多大意义云云。结果可想而知，作文得了8分，平生第一次语文考试没及格。
一天下午，上自习课，我和同学拿着书跑到了西边宿舍的窑背上。班主任就提着一根胳膊粗的桐木棍子跑了上来，先是一棍子打在屁股上，打掉了我拿在手里的书，待我弯腰捡书的时候，躲闪不及，他又一棍子打在了我的手腕上。我当时就疼痛难忍，等到上完下午的课，胳膊肿得已经不能动了。那天是星期六，我还要骑自行车回家背馍呢。
同学们就怂恿我去找班主任，有人壮胆，我这没脑子货就真的去找老师了。班主任看了以后说，你去医院看，完了打个发票。我就从同学那里借了点钱，独自去了尧禾医院。医生看了看，给我开了一瓶抹的药，花了五块五毛钱。
星期天回到家，父亲问我怎么受的伤？我说不小心从架子床上掉下来，摔的。如果我说是老师打的，他肯定会说：不亏！活该！老师怎么不来打我？肯定是在学校里莫干好事。
周一班会结束，班主任前脚刚迈出教室，我挎着绷带，后脚就跟着出了教室。在教室门口，我把发票递给他，他看了看，说：“你给我发票干嘛？”我说：“不是你让我打发票的吗？”他说：“我让你打发票，是让你大（爸）给你报销哩！”这句话一下子激怒了我，我和他就理论了起来，争得不可开交，最后竟闹到了李校长那里。李校长支走班主任后，语气和蔼地批评我，不该和老师争吵，让老师多没面子。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交给我，让我先去看病，完了再还他。
过了一个星期，我归还了李校长的10元钱。他化解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让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一个月后，班主任看见我还挎着绷带，就问我好了没有？还说我，你真是个瓷锤，我打你你咋不跑？我说，我往哪里跑？除非从窑背上跳下来。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因此恨过老师。
贫穷是一道硬伤。
补习那年，暑假我在砖瓦厂干了一个月，依然没有凑够补习的费用，还欠学校40块钱。有一天，学校入班清查没交补习费或者没有交齐补习费的学生，我们几个的桌子就被学校后勤处抽走了，在校园里整整游荡了一个星期，进不了教室。那份痛彻心扉的自卑和伤痛，久久挥之不去。
补习那年冬天，我的脚冻伤了，袜子和脚趾头粘连在一起，脱不下来，直到第二年四月份，伤口才好。
1992年7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首场语文。考生已经进入考场，监考老师也进入考务办开始领取试卷，我们几个欠费未交的学生的准考证却还被学校扣押着。最后，是班主任张晓海老师用自己的工资作担保，教导主任这才把准考证发给我们。走进考场的时候，监考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了。坐在座位上，想到高考前自己也没回家拿一分钱，想到自己考试期间也只能吃着馒头，想到因为40元钱差点考不成试……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伤心、委屈、自卑，全都化作了泪水……
语文是我的强项，是我从小学到高中永不败的科目。然而，1992年这场决定我前途和命运的高考，却因语文失利了。高考语文仅仅73分，比平时的成绩至少低了20分。就这样，因为11分之差，我没有踏进吉林大学的校门，而是鬼使神差地随便填写了一个榆林高等专科学校。最终，我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踏进了建在沙漠上的榆林高等专科学校。
此后多年，只要谈及高考，我就会心痛流泪，为我不堪回首的高考，为我一生也不服气的高考！
这是高鱼仓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
2、工作时期
1995年9月至2003年8月，我在母校尧禾中学任教，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单位，也是我专业成长、业务提升的第一阶段。
在尧禾中学工作的八年里，这所学校始终扮演着这样尴尬的角色：白水县高中教师培训基地，白水中学优秀补习生培养基地。她就像一块一边高一边低的走水庄稼地，留不住雨水，保不住墒情和肥力，贫瘠而低产。
每年高考监考的时候，只要你留意一下监考老师的衣着打扮，你就能一眼分辨出，哪个是尧禾中学的老师，哪一位是白水中学的先生。穷酸和土气，是尧禾中学老师不变的底色，而深藏于内心的自卑让那些脸庞看起来总是少了些许光泽，多了一份沧桑。
当白水中学的老师已经在为住房和汽车奋斗的时候，尧禾中学的老师还在为进城而节衣缩食，寻情钻眼找关系。离开尧禾中学到白水中学任教，成了绝大多数年轻老师一生的终极梦想。尧禾中学和白水中学彼此之间的差距，绝不仅仅是地域上的15公里，也不只是乡镇和县城的区别，而是体面、成就和待遇上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住的是建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砖木结构的房子，宿办合一，一人一间。门口盘着一个灶台，以供生火做饭。学校教职工只有八十多名，彼此都很熟悉。谁的房子在哪一排哪一间，了如指掌。我小孩的名字，老师和家属，无人不知。大家就像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乡亲，课余时间，东家进，西家出，串门聊天，自在随意。
高校长是一位戏迷，喜欢吼秦腔。茶余饭后，校园自乐班就在冯老师房子门口开场了。冯自荣老师拉板胡，任韩俊老师敲鼓打板，王寅生老师精于三弦。
刚毕业那一年，学校没有音乐老师，我还胡充冒撂兼了高一年级四个班的音乐课教学工作。乐理知识没教多少，倒还教会了学生们一些好听的歌曲。
第二年，李齐昌老师来了学校。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我和他走得很近。李老师是一位音乐奇才，部队转业，曾在县剧团任职过一段时间。他擅长二胡、板胡、小提琴、单簧管等乐器，还能谱曲、指挥，校歌就是他谱写的。二胡和板胡到了他手里，就跟玩似的，信手拈来，推拉自如。不管是秦腔伴奏，还是器乐独奏，对他而言，那都不是事。
老师们都称他“艺术家”，只是他脾气暴烈，一说二骂三打。人也不修边幅，一张黑脸，一头乱发，烟瘾极重。或许，但凡有才的艺术家都极有个性吧。
他来了之后，我们这所乡镇中学竟然还有了自己的小乐队，像模像样。遇到举行大的文艺活动，他还会把他那些常在村子里跟事的吹手朋友唤来，一起伴奏，声势浩大。
没有李老师，学校不知会少了多少管弦之音。可惜的是，李老师终究只是一位聘请来的代课老师，没有编制，每个月就几百块钱的代课费，由学校发放。然而，李老师却坚守了多年。
高学海老师虽已退休，但却住在学校里，安排照看学生的自行车。他是我补习那一年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在西北乡享有极高知名度的老师。他的学生有大学教授，有中科院的科学家，桃李遍天下。不忙的时候，高老师就拿个本子来我上课的教室听我讲课，然后给我指导讲课中存在的问题。他还把他整理的一本立体几何剪辑本送给我，让我认真钻研。
有一种情，叫师生，无论你走多远，我都会注视着你。
有一件事，回想起来，至今都会不寒而栗。参加工作的第一学期，一个星期天，我未给学校申请，私自带领全班学生骑自行车去林皋湖郊游。或许对学生来说，那是人生中最快意的一次户外活动，但于我而言，却是人生最大的一次冒险。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当年，我一回到学校，就受到了校长劈头盖脑地严厉批评。说句实在话，搁在今天，借我一百个胆，我也不会带学生去水库划船的。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只是至今回想起来都会感到后背发凉。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觉得我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便是植树。1996年的3月，学习雷锋月，我和我带的首届学生，在操场东北角那排东西走向的土墙南面，每人亲手栽种下一棵树，树苗还是学生自己想办法从外面挖来的。那里原本是满地瓦砾、垃圾遍地的荒草地，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那里从此树立起了一道风景线，那一抹亮丽的绿色也是他们留给母校的一份珍贵礼物。他们毕业走后，我会时常用剪刀修剪它们。尽管是一些我们当地常见的很普通的树木，但是，那次栽种下的树木总量却超过了学校五年之内植树量的总和。
我还记得，有一年学校开运动会，因为要搭建主席台，砍掉了最西头两株已经胳膊粗的洋槐树。为此，我还和后勤人员吵了一架。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们亲手栽下的树还存留下几棵？它们是否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而我在自己房子门口栽下的两棵香椿树，是否还会有人在早春时节掐下它的芽尖？我扦插的垂柳和蔷薇花，是否安在？
2002年高考，我所带班级学生二本以上考取了21个，距离学校下达的目标任务还差两个名额。然而，这份并不完美的成绩还是创下了尧禾中学自建校以来，单班考取人数最高的纪录。
这个班级是任韩俊担任校长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是在他的努力争取下，县上在招生政策上适当给了一些照顾。学校当初把这个班交给我带，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为此，中途我还放弃了一次进白水中学的机会。对此，我永不后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金钱和地位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和忠诚。
生源流失是刺向学校心脏的一把刀子。
为了招收到优秀的补习生，提高升学率，老师们坐在学校包的黑豹车里，一路颠簸，风尘仆仆，走村入户，上门家访，其阵势丝毫不亚于这几年的精准扶贫。连哄带骗，以利相诱，百般承诺，煞费苦心。
尧禾中学的老师就像栽苹果树的人，苹果挂果了，却被别人盯上了。防止优秀生源流失，对学校和老师来说，无异于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即便如此，每学期开学，我们都会听到某某某同学转到白水中学去了的不幸消息。坦率地讲，没有了那几个好的苗子，意味着学校高考极有可能会被剃个光头。
我就曾经和李全利老师跑到县城，强拉硬拽把我们的学生又从白水中学叫了回来。
尧禾中学是一所缺乏安全感的校园。
无论是学生宿舍还是教工宿舍，星期六晚上都曾遭遇过入室盗窃，丢失财物的现象，而教室丢书更是稀松平常。因此，周六晚上，每个班级都会安排学生照看教室和宿舍，为了安全起见，一些周六回家的老师，通常也会把自己房门钥匙交给学生，安排学生晚上睡在自己的房子里。
1999年腊月的一个深夜，星期六，几名社会青年翻墙跃入校园，进到宿舍。几个周六未回家，并且已经熟睡的无辜学生惨遭毒手，一名男生被他们用砖头当场活活砸死，另外几名头破血流，被打成重伤。场面血腥，惨不忍睹，师生愤慨，举校悲恸。尽管凶手最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这一天，毋容置疑是尧禾中学的哀日。
而在此前，还有一年，一名男生参加完学校的植树活动之后，回了家，又去水库游泳，结果不幸溺亡。
门卫屈师，教条但却极其负责。他遵照学校的规定，上课期间师生不允许出入大门。结果，任校长提了一捆葱从街道回来，屈师拒不开门。无奈，任校长只好提着葱绕到西面浴池，从侧门进到校园。然而，即便给屈师配一杆枪，他能挡住白天进出校门的师生，却挡不住夜里翻墙而入的歹徒。
神奇的是，卑微的尧禾中学，竟然先后走出了好几位校长和教育界的精英：职业中专校长刘继虎，白水中学校长刘发栓，白水中学校长任韩俊，田家炳中学校长刘金房，白水县教研室主任李忙善，白水县教育局局长刘发栓，白水中学副校长朱民忠，白水中学校长田张宏，仓颉中学书记王智杰……
2003年8月，我无奈离开了尧禾中学，离开了白水，远走延安。
毋容置疑，尧禾中学的八年，为我远走他乡蓄积了自信和力量！
公元2012年6月，尧禾中学宣布撤销。尧禾中学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走完了她坎坷而曲折的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永久谢幕。
遗憾的是，那道后来朝南重开的还算气派的校门，并没有给尧禾中学带来好运和转机。
作者简介：高鱼仓，陕西白水人。延安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目前在西藏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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