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解开“中国大妈”的密码——杨俊文新作《她与她们》
这真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把一个常被议论却又被忽视的女性群体，裁剪成一个个系列组合的画面，让读者看到她们身后藏匿着怎样的故事，以及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并对她们的生活情态获得新的认知。正如著名作家素素在推介语中所说：“时至今天，总算有一部典雅精致的作品，把应有的关切与尊重给予了她和她们。”该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有关媒体第一时间为读者送去新书消息。《沈阳日报》发表孙庆阁先生的评论文章，称《她和她们》是“平淡”与哲思的一场邂逅，通过简括而清透的评述，解读了作品的创作旨意与艺术韵致。
“平淡”与哲思的一场邂逅
——杨俊文新作《她和她们》赏读
孙庆阁
当《她与她们》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口气读下来，之前的疑惑顿时烟消云散了。于是，她们的群像在我脑海里突然鲜活起来——她们再也不是我原来印象中的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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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感谢平淡的生活与作家哲思的这场邂逅！
大约在两年前，作家杨俊文先生说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大妈”的书。我当时略感诧异：她们是普遍存在的群体，是常被议论却又被忽视的群体，尚未发现哪一位作家专门关注过她们。书写她们，为“大妈”作传，虽属作家的使命，但也不能不说是个书写的难题——她们太普遍、太普通、太平素、太平淡，看不出在她们的生活里会有多少文学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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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文学本源的生活，往往周而复始、波澜不惊，或者平淡无奇。作家的本能便是在平淡，生活碎片里，善于发现其中的不凡与精深，并将自已的情感和思考一并呈现给读者。《她和她们》便是如此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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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关于她们的称谓和身份的界定。正式书名并未用《中国大妈》，而用《她与她们》。作者在序言中直言不讳：“当她们闯进我的生活，我在暗地里和好多人一样，称她们为'大妈’。起初，我并不以为这样的称呼不妥在哪里。后来，有人把某种有失风雅的现象，特指她们所为，我知道这个称呼带有专属的贬义。当我走进她们的生活，我再不这样称呼，因为这有失我对她们人格的尊重。所以，我在这本书中，把那两个字说成'她’或'她们’，尽管第三人称没有尊称的钦敬。”
杨俊文说，“事实上，'大妈’也不是唯一年龄的概念，因为志趣形成的群体性意识和行为，其中对逝去的青春的追怀和对自我价值的寻找，以及对孤独的逃避，应该是她们独特的基本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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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惯常的人格群体及其惯常的生存形态，就这样被作家娴熟而自如地揽于笔端，成了挖掘宝贵的文学元素的一座富矿。其实，以作家的丰富阅历和深刻洞察力，从社会学角度写一篇大文章，也一定富有意义。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其原因也许正如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所说，“理论、思想是逻辑思维，文艺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大于思维。”作者倾其笔力，曲尽其妙，带给读者的形象感、整体感、深刻感和厚重感，恰恰是其它文体所不能比拟的。全文只有42个字的首篇《意象》，就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感受。“我无法描写她们，犹如我穿越森林，无法详尽记述哪一株树与我相视而过，但森林却在我心头掀起涛声。”多么简括而富有诗意，且又多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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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她和她们》所采用的文体应该是一种日记体的随笔，看似一幅幅单一的独立的画面，但它们之间是她和她们林林总总生存状态的系列组合，每个画面绝不是刻板的叠加，不是惯常的平淡，不是炫彩的表达，而是历史与现实的融汇，是形态和心态的共振与互鉴，所以，极富趣味性和完整性。全书共百余篇短文，几乎每篇都可一览而尽，这又与现代的生活节奏相应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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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运用相对陌生化的翻译文学的笔调展开叙事，对于熟知的群体，施以陌生化的展现，虽无具体时间、地点和具体人物的交代，但笔下的人物生活和心理状态却真实不虚，为读者带来了“熟中有生、生中有熟”的新风格和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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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立场决定其作品取向，而取向最终要抵达的效应，却不是靠文字的武断拼杀去赢得读者共鸣。作品对她和她们的描写，没有简单的肯定与否定，没有异乎寻常的宏大叙事，没有刻意的赞扬与歌颂，更没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正如杨俊文先生所说，“我之所以不能给读者误导，是我对她们最后残留的偏见，已经化作一缕轻烟，只有客观的火焰在透明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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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文先生的写作，选取的是观察者的视角，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心理与行为的贯穿，个体与群体的互衬，表达情绪和认知，其角度灵活多变，从新奇到不解，从不解到烦怨，而后到走近观察，进而到探究、理解与同情，接连有序地深入跟进，使她们一越变得立体、多样而丰富。
无疑，她们是普通的、平凡的，甚至与深邃没有多少联系，但是，她们有属于自已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以这样的方式诠释了她们的生活，诠释了她们对“美是生活”的理解，诠释了她们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无论描写广场舞的痴迷、出行装束的独到，还是吝啬行囊的由来、隔壁琴声的背后，以及信女的一阵经声……在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反映出作家对生活的深度挖掘。正是这些具有揭示性和穿透性的文字，才使作品实现了文学性与教益性的相互融合，凸显了作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统一。这里择录部分文字，读者可略窥一二：
“她们没有过度的耐心，也看不惯奢华，并且也不会为了容颜花去大把的钞票。多少年来她们熟悉的化妆品少得可怜，对名目繁多的乳霜液水之类的东西感到陌生。但是，她们对美从未舍弃。在如此的矛盾之中，她们干脆对那些本属于装扮美的元素忽略不计，跳跃性地拣选了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好像要画一幅中国画的女人像，只有红唇、粉腮和黑眉这些点的标记，而没有线与面的融合，更没有那近似于皴法的连带性、过渡性涂抹的技巧，所以她们的面容不能因为化妆而变得多么俏丽。
我的发现是，她们不是非要浓妆艳抹不可，而是没有不通过浓妆艳抺就能使自己美得恰到好处的能力，这在别人眼里，她们的形象会很不自然，或与时尚的潮流之美格格不入。但她们没有这种感觉，反而对自己简括式的做法很喜欢，因为与当年的素颜朝天相比，自己的妆容仿佛具有了宫廷式的意味。
她们画眼影和眼线是同时的，没有因果，只有仪式感，虽然不一定要参加某个重要的仪式。她们在审美中反射于自身的比远山更显黛色的眉，比花朵更艳的唇色，比羞涩更深刻的腮红，似乎都有岁月光影的流动。”（《审美的执迷》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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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松幽默的叙述中，在她们平凡的点滴中，让读者看到她们生活的某些形式与内容、感观与感受，也看到了往昔岁月对于她们审美的影响与积淀。
将哲学与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融合起来，并借助文学进行表达，让读者看到表象之后隐藏的复杂情绪、爱恨悲欢，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更是其深刻所在。杨俊文先生借助文学所表达的深刻的哲思，有如进入深山的向导，常常在紧要处指示出前进的多条路径，以及看到山重水复的多种可能。“引而略发”“引而不发”是本书哲思的两个特征，并且常常出现，不胜枚举。
“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都是一种自由化的体验，给人与人带来了空间上的平等。她与她之间，她与我之间，资本、权力，甚至辈分都被虚无，通用于职场、官场的禁忌与律令没有了，一切时间、地点和活动都可以随心所欲。”（《冲动的观察》节选）
“当一种生活替换了另一种生活，她们本身也随之被新一类的她们所替换。炫彩覆没了单调和灰暗，也覆没了愁苦和寡欢。”（《炫彩覆没灰暗》节选）
“她们的装饰和色彩具有同一性，拍照时的动作造型具有同一性，说话的方式具有同一性，幸福的感觉具有同一性。她们的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中的某种形态具有同一性。这一切都源于她们的身世和目光具有同一性。所以，她们之间的比较似乎没有比较，而她们分布于社会的天空之上，每个人却都是差异性的霓裳。”（《同一性》）
莫伯桑在谈到作家应该细致、敏锐地观察事物时说道：“必须详细地观察你想要表达的一切东西，时间要长，而且要全神贯注，才能从其中发现迄今还没有人看到与说过的那个方面。”看来，杨俊文先生在素材的挖掘上是舍得花本钱的，晨风暮雨、塞北江南，交流了太多的人，行走了太多的路，深入其中又抽身其外，才有了视角独特、透过表象的观察，才有了着墨无多、简练传神的表述，进而为创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而文学的哲思总是令人咀嚼再三，回味悠长。少了它，文学便少了韵致，少了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