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克林送日军战俘55头牛羊，成功接收46架飞机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将一枚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放在日本广岛，随着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广岛变成一片废墟。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按照预定的计划，一百五十多万红军分兵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往日骄狂的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面前不堪一击。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日军死亡8.3万人，被俘虏近60万人。
1945年8月9日，美国将一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放在日本长崎，长崎变成一片废墟。
此时远在延安的中共，已经敏锐地判断日本即将投降。
日本一旦投降，那么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将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如果能够迅速抢占东北，并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我军在与国民党军的对峙中将会处于有利地位。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总司令朱德代表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向各解放区的所有武装部队发出7道命令，要求各武装部队尽快接受日军投降。
有人要问，接受日军投降有什么好处呢？其主要好处有三：
一是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
二是可以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物资补给等。
三是可以获得日军占据的地盘。
也就是说国共双方，谁能接受更多的日军投降，谁的力量就会进一步增大。
对于东北的重要性，中共的认识要远比国民党蒋介石深刻，蒋介石是因为美国军事顾问的强烈建议才重视东北的。
而中共在朱德所发的第2号命令中，就要求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随即冀热辽部队分3路向热河和辽宁挺进。
其中东路由时任冀热辽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16军分区副政委唐凯率12、18 两个团及朝鲜义勇军支队等共4000人，从冀东根据地出发，绕道九门口，越过长城，于8月30日攻占山海关。
曾克林和唐凯又率领部队一路收复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于9月5日晨抵达沈阳，一路所向披靡，成为我八路军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
当曾克林率领部队进驻沈阳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其首要任务是收缴日军的武器装备，解散伪警备司令部，扩充部队，增强武装力量，为接管整个东北做准备。
为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司令员为林彪。
沈阳是我军在东北夺得的第一个大城市，当时沈阳的经济特别发达，由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委、张化东为副司令员、汤从列为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了由白希清为市长、焦若愚为副市长的沈阳市人民政府。新的领导班子以雷霆手段迅速控制了局面。曾克林指示部队迅速接收日本的武器装备，但是在此过程中，曾克林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这是日军的一支机动作战飞行部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99式高级教练机等，这在当时都是先进的飞机。
这个基地的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所以日军对这个基地非常重视，视为日军的核心军事基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部队多数如鸟兽散，这个飞行大队的人员就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日军高层给日军部队的指令是向国民党投降，日军执行命令的意识非常强，所以他们既不愿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我军投降。
但日军辽阳奉集堡机场已处在我军的四面包围中，日军一看不好，1945年9月9日，第4练成飞行大队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多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东南逃跑，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
我军占领了飞机场，但曾克林看着七七八八排列在机场的飞机却傻了眼，东北我军当时根本没能力维护保养并驾驶这些飞机。
而东北土匪武装多，国民党特务活动频繁，如何保护好这些飞机是摆在曾克林面前的一个难题。
曾克林左思右想，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伙日军并让其投降，让这些日军为我军服务，那么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曾克林一看地图，第16军分区第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
很快刘光涛报告，在凤凰城西面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的飞行大队，部队已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
曾克林大喜过望，立即向“东总”做了报告，“东总”指示曾克林，一定要想办法搞定这伙日军，让其为我军服务。
曾克林决定让第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并指示第21旅政委刘光涛，谈判时要讲究策略，派去谈判的人级别不可太高，这样以后我方大人物出面就可以造成反差。
第21旅决定组成5人谈判小组，以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为代表，由凤城县伪副县长日本人三桥带路并兼翻译，与林弥一郎谈判向我投降事宜。
聂遵善虽然级别不高，年纪也不大，只有20多岁，但是他说话干净利落，且说话也非常有气势，按照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话能够唬得住人。
聂遵善的5人小组见到林弥一郎后，首先指出东北已在我军掌握之中，当前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以走，并无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几句话使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但是他对向我军投降，顾虑重重，因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向国民党投降。聂遵善说了三点：
一是国民党军远在关内，向国民党军投降是不可能的，而且东北已被我军占领，国民党军根本进不来。
二是八路军本来就属于国民党军序列，向八路军投降就等于向国民党军投降，向中国人民投降，这个对上面也好交代。
三是交待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聂遵善说：
“你们在中国境内参加了侵略战争。但是，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掌握着实权，你们是在他们的驱使下参加的。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聂遵善说话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但是林弥一郞一看聂遵善这个谈判组长的年龄，他又不放心，林弥一郎判断聂遵善只有20多岁，这个人说话能够算数吗。
林弥一郞几次询问聂遵善的职务，聂遵善就是不告诉他，并义正严词地告诉说：
“我是旅政治委员授权的全权代表，我的官衔虽然不大，但是说话肯定算数。”
外有重兵包围，内部缺衣少食，林弥一郎召集几位日军负责人简单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
见日军接受投降，聂遵善非常高兴，按照事先的计划，他说：
“你们愿意和平接受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愿意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我军将为你们举行受降仪式。”
有人要问，为什么受降要搞仪式呢？因为搞了仪式，拍成照片登报，受降就名正言顺了，这样日军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了，而国民党也不好再说什么。
到了第2天，刘光涛派出一部分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做好准备，他们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
日军非常讲究面子，刘光涛让实施警戒的战士站得远一点。
上午10点多钟，林弥一郎带领队伍来到了指定地点，由于补给不足，日军一个个面黄肌瘦，早已失去当年大日本皇军的风采。
反观我方人员，个个神采奕奕，精神百倍，这种只有胜利者表现出来的状态令日军暗暗乍舌，中共的军队确实与众不同。不过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话非常客气：
“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
日本航空队员边走边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整个受降过程仅持续十几分钟，受降就在这样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这一受降过程令林弥一郞记忆深刻，40多年以后，林弥一郎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与中国》，在这本书中，他感慨地说道：
“以前，我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
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的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语，而是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林弥一郎所部的武装虽然被解除了，但是如何让其为我军服务仍是一个难题，曾克林指示，一定要把战俘保障好。
这些日军战俘被分散居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中，当时东北刚刚解放，整个东北的工业相对发达，但是生活保障非常困难，我军官兵缺衣少食。
我军官兵通常吃的是高粱米和玉米，口感远远赶不上大米，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曾克林让后勤部门专门到市场上和老乡那里购买大米送给林弥一郎的飞行大队
在这段时间，日军战俘不仅没有受到歧视，生活反而过得比以前要好，本来面黄肌瘦的日军有一部分竟然过得红光满面。
到了10月上旬，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了一个欢迎会，当时16军分区的司令部设在一所学校，那天整个司令部被打扫得非常干净，以表示对日本战俘的尊重。
下午17时左右，第21旅政委刘光涛将林弥一郎等10多名战俘带到一间教室里，我方在桌子上摆好了丰富的中国菜。
曾克林亲自参加并发表了讲话，当翻译告诉林弥一郎曾克林是第16军分区司令员时，他受宠若惊。
在席间，我方代表不断向日军战俘劝酒、敬酒，曾克林也不断和林弥一郎碰杯喝酒，林弥一郞等日本战俘被我方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个个开怀畅饮，非常愉悦。
吃饭后，就着酒劲，曾克林亲自找林弥一郞谈话，一方面要求他们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对他们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真诚要求他们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处置。
林弥一郎见曾克林作为司令员亲自找自己谈话，而且说话诚恳，心里非常感激。当下表示同意。
林弥一郎第二天要带队回辽阳奉集堡机场，在出发前，曾克林又找林弥一郞谈了话：
“这次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希望你们把飞机看管维护好，等候我们处置。”
当林弥一郎看到曾克林所说的肉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5头牛和50只羊，这使他惊讶得话也说不出来，也使一众战俘吃惊不小。
当时曾克林的部队保障严重不足，战士们想吃上肉很困难，曾克林决定送给日本战俘55头牛羊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曾克林就一句话：你们能维修保养好这些飞机么？这些可都是宝贝。
最后曾克林力排众议，送给日本战俘55头牛羊。
事后证明曾克林的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李弥一郞等日军战俘深受感动，并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日军干事比较认真，回去后将飞机维护保养得非常好，基本没有多少损坏。
与此同时，中央从延安和各地抽调一批干部组建航校和航空队，等他们到辽阳奉集堡机场接受飞机时，看着整整齐齐排列的飞机时不禁吃了一惊。
我军共接收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以及各种器材和配件，另外还有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障人员180多人。
这些人在东北航校的建立与发展壮大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曾克林将接受林弥一郎受降的情况报告了东北局和东总，林彪看完报告后说：送给日军战俘55头牛羊，成功接收46架飞机，这个买卖太划算了。
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将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召到沈阳“东总”司令部，彭真和伍修权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谈了话。彭真说：
我们一贯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身受战争之害。
林林弥一郎等日军由侵略者变成日本战俘，又以战俘的身份为我军服务，这显示了我军俘虏政策的伟大，也显示了我军高超的斗争艺术。
美国一位著名军事心理学家戴夫·格罗斯曼在其著作《战争中的士兵心理》中提到：
优待俘虏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克敌效果。当敌人的意志在战争中被消磨殆尽，成为俘虏也将会被纳入一个绝望的士兵的考虑之中，如果得知对方对俘虏采取优待政策，很多战争中都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而中共俘虏政策的威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军事理论的范畴，不但能使敌人放弃抵抗，还能够为我军服务。
曾克林于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曾任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2007年3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