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林可胜：图云关的“战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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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宣告成立，翻开抗战救护新的一页。

救护总队部成立后，因战事激烈，先迁长沙，继迁祁阳，最后落户贵阳图云关，直至抗战胜利。全盛之时，救护总队部下辖150支战场救护队，包括医疗、医护、医防、急救、X光等，分布在全国各战区，医务人员多达3420人，拥有救护汽车200辆、卫生材料库11个，其总队长就是林可胜博士。

协和医院第一个华人教授

林可胜祖籍福建海澄，1897年10月15日出生于新加坡，191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和化学双学士学位。之后数年，他又先后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生理学博士学位（1921年）和科学博士学位（1924年），192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成为爱丁堡大学一颗耀眼的“新星”。

林可胜在国际生理学界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报效祖国之心一日未曾忘却。他决定回国创业，寻求发展机遇。1924年，林可胜加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成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12年后，他“转身”投入抗战救护事业，1938年担任救护总队部总队长。

林可胜（1897—1969）

图云关，这个不起眼的古老关隘，在林可胜的带领下，成为全国战地救护中枢，不仅汇聚了国内众多精英，许多国家也派出援华医疗组织，通过救护总队部参与抗战救护。他们被林可胜混合编入救护总队各医疗队中，与中国同仁一道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良好的战地救护等于一个师

1939年，新西兰著名友好人士、作家詹姆斯·贝兰特来到香港，受宋庆龄重托，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细菌学家江晴恩（即江涛声）一起，将一批救护器械及药品运送到延安，支持八路军抗战救护。他们乘上救护车，一路颠沛，来到图云关，逗留了10天，期间患上疟疾，不得不在这里养病。

贝兰特对救护总队和林可胜充满好奇。当林可胜与先期到达图云关的3位“西班牙医生”——白乐夫、严斐德、纪瑞德讨论军医及战地救护问题时，贝兰特一直“奉陪”到深夜。

红十字会卡车行进在前往图云关的山路上

多年以后，林可胜的声音还在贝兰特耳边响起：“战地外科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传奇，这是我在法国体会到的。你手术做得可能十分出色，然而病人却死在你的手里了。问题就在于缺乏机动性，因此，应该有相应的运输系统把你的伤员送回来。”“我们在这里从事的卫生保健工作，其作用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只有我们能够说服司令官把这件工作抓起来。”“我们的病例中有百分之五十不是战争的创伤，它们是从营养不良直接引起的。我们的军队不能打好仗，除非我们给他们吃得好些。”

彻夜讨论给贝兰特留下深刻印象，林可胜的言谈举止也令他念念不忘。在他的记忆里，“为人谦逊，说话不慌不忙带着悦耳的苏格兰口音的罗伯特·林（林可胜），轻而易举地以权威身份成了这场讨论的主角。”“在这个生于新加坡的华人身上，有些东西极具魅力。他就读于苏格兰一座名牌学校和爱丁堡大学，曾作为阔尔喀团的军医在法国服役两年，还在东方一座第一流的医科学校担任过生理学教授。他的医学观点是非正统的，却极富有启发性，他的主张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这一点，便认为什么都没有用了。”

林可胜（左一）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总会救护总队部

贝兰特断言：“凡是参观过林博士的医疗救援团的人，都对这位领导者的见解和人品，留有美好的印象。”“他对中国军医的培训，他的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彪炳于中国不幸的救死扶伤工作的史册上。”

“西班牙医生”眼里的中国绅士

1939年秋，图云关迎来了规模最大的一支“国际援华医疗队”，20余人，分3批到来。因为来华之前参加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共和国派国际医务纵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或“西班牙大夫”，包括波兰的傅拉都、陶维德、柯理格、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罗马尼亚的柯烈然及夫人、杨固；德国的玛库斯、贝尔、顾泰尔、白乐夫；匈牙利的沈恩；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奥地利的富华德、肯德、严裴德、王道；苏联的何乐经；捷克的基什。

林可胜多次会晤“西班牙医生”，他“满怀胜利信心和勇敢果断的乐观主义”，让他们受到鼓舞。虽然“西班牙医生”因急于上前线却不能立即开拔，对林可胜有怨言甚至不满情绪，但他们能够理解。“西班牙医生”富华德在《起来！》一书中认为，“林博士是红十字会中对我们最友好的领导，为实现安排我们去湖南、江西省主前线的事克服了不少困难”。

另一位“西班牙医生”严裴德在他的《中国胜利了》一书中，对官僚主义和腐败堕落，深恶痛绝，大加批评。不过，在他看来，“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例外中有一位林博士。他出生于新加坡，在爱丁堡受的教育，作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在世界科学界享有声誉，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绅士”。他的形象，令众多“西班牙医生”深感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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