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言派名票李家载的票戏人生
“混世魔王”是如何变成京剧名角的？言派传人李家载的票戏人生
吴江路很早以前是一条小河，后来成了一条弯弯的马路。近些年来商铺林立，一到晚间，比十米开外的南京西路还要热闹。从前的吴江路不是一条美食街，鼻子里闻不到什么油香味、麻辣味，倒是常能听到吹拉弹唱的声音——因为这里有个出名的大弄堂天乐坊。
天乐坊里有个不是票房胜似票房的人家——40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凡是喜欢言派京剧的，没有不到这儿来“磨蹭”的，实际上成了言派艺术在南方的大本营。“盟主”就是言菊朋传人李家载先生（1915~1986），他是李鸿章五弟李凤章的后代。
李家载所录制的唱片
李鸿章家族有六房，在上海滩留有很多传奇故事。李家载是李鸿章五弟（又称老五房）李凤章的曾孙。
老五房子嗣不旺，李凤章的几房太太生的都是女儿，唯一的儿子李经祜在九岁那年夭折。李经祜虽夭折，已有婚约的柯氏仍抱牌位与其结婚。后来，李凤章先后过继了李经蕃、李经翊（李家载的祖父，本是老六房李昭庆一支）为子，李经翊生下的儿子李国澄（李家载的父亲）又过继给了柯氏。由此，李家载便成了李凤章这一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李凤章虽无嫡亲子嗣，却有的是钞票，是李家首富，在芜湖经营房地产，这就为这个票友世家提供了物质条件。
李凤章(左，1833~1890)
和蒋家公子打架的混世魔王
李凤章这一支两代无子，全靠过继，所以儿子特别吃香。到了李家载一代，他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就他一个男孩，自然更成了宝贝疙瘩。他从小虎头虎脑，精力充沛，皮的本事很大。
全家福，左一为李家载
家里为他们请了私塾先生，他们不喜欢这个老师，就在老师房间里捉迷藏，甚至晚上爬到老师的床顶上（旧式的红木大床四角有柱，上有顶棚）舞大刀，吓得老师赶紧辞了教席。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为避战火，他们一家又搬到苏州南园一带暂住。父亲安排他到东吴大学附中读书。有一天学校开运动会，他早早来到了球场，在看台上坐了一会儿就起身买零食去了。
不一会儿，同在这所中学念书的蒋纬国与一帮小兄弟也来了球场，见有空座便随便坐了下来，正巧“占”了李家载的座位。李家载回来后，一看自己的位子被侵占了，伸手就把蒋纬国拎了起来。旁边小兄弟上来解围，被李家载一拳撂倒一个，于是混战一场。等学校的老师赶来，他才知自己方才打的是蒋家二公子，见事不好，拔腿溜了。事后他知道惹了乱子，心惊胆战了一段时间，还好，并没有人来追究此事。
青年李家载
中学毕业后他入读上海光华大学，学习成绩虽不出众，但英语和书法很好，不过闯祸的本事也是与日俱增。一次上课，因为违反了课堂纪律，被任课的外国老师用教鞭干涉了下。他这种小开脾气哪里肯买账，一拳向老师脸上砸去，把老师的金丝眼镜都打掉了。
老师告到工部局巡捕房，捕房发出传票要拘留他。家里连忙四处托人疏通，疏通的结果是，可以免除拘留，但必须当面向老师赔礼道歉，还要罚款300大洋。
这回他母亲决心惩罚他一下——被罚的300块大洋要他从自己的零花钱中拿出来，让他扎扎实实地心疼一下，那是他过年时，不知磕了多少响头才挣来的呀！当时一般职员月入也不过才30元。几十年后聊起此事他还心疼不已。
言菊朋亲自为小哥俩说戏
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也有很高的京剧天赋，吊嗓子时，琴师的胡琴都拉不上去了，他的嗓门还可以拔高。大人爱唱戏，小孩子必然受影响。李家载和表弟宋湛清从小生活在戏迷堆里，耳濡目染，渐渐对京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爱看京剧连台本戏。先是在家里跟着唱片学唱，后随为其父亲操琴的票友周梓章先生吊嗓子，逐渐懂得了京剧的板眼。可是他们的表舅任凤苞（民国银行家，李家载和宋湛清称其为五舅）听了还是摇头，觉得这样瞎唱下去不行，得有个正式的高手来教才行。
任凤苞
任凤苞与言菊朋非常熟，经济上对言有过帮助。1931年言菊朋与荀慧生同来上海演出，这是言菊朋第三次到上海演出，任凤苞带了李家载、宋湛清两个小兄弟前去听他的《法堂换子》。两个人一下子听呆了，觉得耳目一新，过去他们只知道谭鑫培和余叔岩的戏好，还不曾听过言菊朋的戏。任凤苞问他们怎么样？“那还用说，是好听呀！”这年他们十六岁。戏演完后他们就跑到后台去，由表舅引见，拜见言菊朋。以后言每次来沪他们都跑去听，同时到后台或到言的住处请教问题。他俩渐渐迷上了言派。言菊朋见他们肯用功，也用心指点。据宋湛清先生后来回忆说：
言菊朋先生教戏非常地道，毫无名角架子，他喜欢你提问，不怕你提问，无论你提什么问题，总是耐心解说，并亲自示范，给小哥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言菊朋
就这样，他们渐渐走上了言派艺术之路。李家载朋友多，社交活动多，有时候时间兜不转了就由宋湛清一个人去听，回来再慢慢转告。他非常聪明，一点就通。他们跟言菊朋学了几出戏，如《桑园寄子》《空城计》《托兆碰碑》，其中“举鼎观画”和“法场换子”只教过他们两个。言派的其他戏他们多半都是听唱片自学的，有的是跟琴师学的。他们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的确是得到了言氏的亲授，这使他们终身受益。有了名师指点，加上自身嗓子好，进步自然就快。李家载的嗓音圆润，音色近似言菊朋，唱起来婉约、流畅、悦耳。他在戏迷圈里很快出了名。
贺龙元帅发现了李家载
1948年，李家载的父亲李国澄病逝，李家的金山银山也吃得差不多了，虽说在芜湖还有些房地产，但是抗战八年兵荒马乱，房租地租常常收不上来，李家人必须面对衰落的现实。
1950年代初，李家载、沈文萃夫妇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不能总是一天到晚地票戏了，何况他是这个大家庭唯一的成年男子，他必须走向社会，挣钱养家。
青年沈文萃
他曾跟几个朋友一起尝试做小生意。那时上海西药很缺乏，他们就去香港买药，运回上海供应市场。但是他们太缺乏经验，无法斗过香港的地头蛇。他还去静安寺的一家大酒店工作过，但是一向在家里自由自在惯了的小开，无法忍受被人家管的日子，没多久又回来了。
后来还是他的姐夫帮了他大忙——他的二姐夫马芳粹（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李家宝的丈夫）与表弟宋湛清（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工程师）研究出了钢丝录音机的制造方法，在解放初国外录音机无法进口的情况下，研制出了新中国第一台钢丝录音机（后来又研制出了新中国第一台磁带录音机），开办了一家名为钟声电工社（后改名钟声录音器材厂）的生产企业，他们把李家载请去做销售。
钟声810老式录音机
果然，这个家族企业非常成功，尽管最初只有十来个人，但却填补了国内录音机行业的空白，适逢国家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宣传工作首当其冲，各地宣传部门及民间文艺团体对录音机的需求大增，厂子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李家载越干越有劲，成为厂里不可缺少的骨干之一。李家载在将近40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个正式职业，他非常珍惜，工作不敢马虎的，业余时间还是本性难移，仍旧泡在票友中间。他还常被广播电台邀去演唱并录制唱段，被誉为言派戏的传人。
李家载、新艳秋1957年录制的黑胶唱片《贺后骂殿》
1959年12月，上海戏剧界为纪念言菊朋先生诞辰70周年，在长江剧场举行言派名剧汇演。李家载与言少朋、言慧珠、张少楼等一起演出，主演了《上天台》和《硃痕记》。
他没想到，这次演出贺龙元帅也前来观看了。贺龙元帅听了他的唱后就向身边的人打听，这个人唱得很不错，是什么地方人呀？当人家告诉说此人叫李家载，是票友，在一家工厂里做工时，贺龙同志当即指示说：“这样的人才怎么可以流落在社会上，应当收到剧团里来嘛！”
很快，上海市文化局一纸商调函发到了徐汇区委工业部和上海录音器材厂（1958年，钟声录音器材厂与亚洲无线电厂等合并成立），要求把李家载调入上海京剧院。仅仅十来天，李家载就到上海京剧院报到了，时间是1960年1月。
广纳百川 杂糅东西
早在言菊朋先生去世后的1940年代，言派戏曾一度冷落了不少，这或许与言派戏难唱有些关系，而李家载始终坚持言派的艺术传统，甚至还适当地发展了言派艺术。因此受到票友和观众们的拥戴，曾被誉为言菊朋之后的言派领军人物。
他唱言派戏不仅声似，而且神似。有一次，广播电台里播放他的唱段，言菊朋的夫人高逸安和言慧珠、言小朋也在收听，全当成是言菊朋的唱段了，结果电台里报出是李家载的唱段，起初他们还以为电台弄错了，可见李家载功夫了得。从1960年到1966年，是李家载艺术生涯最辉煌的年代。当时报纸的演出广告上常常出现他的名字。与之配戏的有李玉茹、童芷苓等，《卧龙吊孝》《让徐州》是他最拿手的剧目。在这之前他还整理了许多京剧曲谱，如《京剧曲谱·上天台》《京剧曲谱·让徐州》（195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李家载所整理曲谱——上天台
他的演唱还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兴趣，毛泽东、邓小平、贺龙等均喜欢听他的清唱。每到这时，有关部门就会通知他，晚上到文化俱乐部（茂名路58号）为首长演出。晚饭后一辆小轿车会停在他家门口，接他前去。那天深夜演完回来，他没有了往常的谈兴，而是神秘地径直走进内屋，关上门，与妻子沈文萃窃窃私语多时。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演唱去了，唱完后，毛泽东还从沙发上站起来跟他握手，显然他的演唱得到了充分肯定。多年以后他这样对后辈回忆：中央首长们都很懂戏，唱到高潮的时候他们带头鼓掌。
李家载演出《卧龙吊孝》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到各地视察时还点过一次李家载的戏。当邓小平、万里、江渭清等领导同志即将离开合肥时，有关部门从合肥打电话到上海，说是接下来就要到上海了，请安排领导同志看场戏，并且点名要看李家载的《卧龙吊孝》。这边电话一落就赶紧通知李家载，做好准备。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地点是上海展览馆的友谊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