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言诗文时需要了解古代语音的一些基本知识。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大家或重视不够，或缺少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看法或举措，因此很有必要做出一些弥补。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从汉字的形、音、义说起。阅读文言诗文，首先得识字。须知：先有汉语，然后有汉字。汉字是视觉符号，每个汉字都有字形。汉字记录汉语，它记录汉语单音词（例如“人、水”）、词素（例如“皎”）、多音节单纯词（例如“踟蹰”）的不同音节。就汉字所记录的音节长度说，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汉语除少数多音节单纯词外，一个词、词素一般都是一个音节配合若干意义，因此汉字也有字音和字义，每个汉字都是一个形、音、义的统一体。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其中有些字许慎不知道字音是什么，字义是什么，这种字加起来有53个。从《说文解字》一直看到《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就会发现，这种不知字音和字义的汉字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它们的字音和字义在后代失传了，它们原来一定是有音、有义的。字形指汉字的形体结构。谈到汉字字形的变化，一般人往往画出“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书”等类似的演化图。虽然谈不上非常精确，但也没什么大毛病。原因是甲骨文和金文的使用场合有限，很难完全代表当时的通用字形。商周时期的通用字形是写在简牍上的，简牍很难保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见到商周时期的简牍，只见到保留下来的甲骨文和金文，只好以甲骨文、金文作为商周文字的代表。商周的甲骨文、金文，跟当时简牍上的字形不会相差太远。从早期的甲骨文、金文一直往后看，就会发现那时候的一些字跟今天的字形有不同。这也就是说，汉字字形在不同时代会有变化，事实摆在眼前，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字义不等于词义，但字义反映词义。汉字的字义古今也会有变化，如“走”古代是“跑”的意义，今天是“行走”的意义。由于字义反映词义，词义直接跟人们使用汉语所要传达的内容相关，在阅读文言诗文时，最容易感受到词义、字义的古今演变。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形、字义古今会有变化，字音怎么可能没有变化？世界上没有不会发生变化的事物，字音会变化，这应该成为常识。明代陈第的《毛诗古音考》，该书《自序》采取系统的观念，通过类比的办法论证了汉字字形、字音都会发生变化：“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尤其是“势所必至”四个字，点明了音变的必然性，反映了陈第清醒的历史演变观。字形是视觉符号，它的变化能够直观看出来。字音反映语音，语音一发即逝，不易留存，不容易使人翻来覆去思考背后的规律，于是出现了一些胡思乱想。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体，后人读文言诗文，必须借助后代的语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摆脱对后代语音的严重依赖，由现代读音进入古代读音。这是正确阅读文言诗文的辩证法。一般人阅读文言诗文，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能摆脱对后代语音（特别是各地方音）的过度依赖，不但缺乏古代语音的必要知识储备，而且总在幻想做“无米之炊”，挖空心思在现代音里找古音的证据，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须知：一个汉字的字音包括声、韵、调三部分，韵母还可分成韵头、韵腹、韵尾三种，从前一时代的语音到后一时代的语音变化是声韵调及其结合方面的系统变迁，个别字的变化都受系统变化的制约。没有古代语音的系统知识，只是采取取巧的办法，解决不了文言诗文阅读问题。目前，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重视得最不够的是古代的语音问题，造成同学们步入社会或进入高校读书时，碰到文言诗文的理解，涉及古音问题，往往出现很多不应有的音韵方面的误解，严重影响阅读质量，将文言诗文读错。因此，笔者要专门谈谈古代语音问题，以期引起重视。下面举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的例子来说明古今语音会发生变化。我们通过诗歌的押韵最容易感受到古今语音的变化。例如，南北朝时期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苍、茫、羊”直到今天，用所有的方言去读，都是押韵的。可是前面“下、野”处在非押韵不可的位置上，难道它们不押韵吗？不是的，“下、野”直到宋代以前，人们读起来都会感觉到押韵，北宋时朝廷编了一部按韵编排的字书《广韵》，“下、野”都是《广韵》马韵字，既然同属马韵，也就说明它们是互相押韵的字。今天的南昌、梅州、厦门、潮州、福州、建瓯等地方言，“下、野”读起来也还是押韵的。为什么全国大部分方言都读得押不上韵？结论只有一个：“下、野”的读音古今发生了变化。“波、颇、坡、被”这些字很明显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波”拆成“水”和“皮”，“颇”拆成“页”和“皮”，“坡”拆成“土”和“皮”。“波”用“水”做偏旁、“颇”用“页”（xié）做偏旁、“坡”用“土”做偏旁、“被”用“衣”做偏旁都容易理解：“波”指水波，水波由水构成；“颇”本义是头偏，“页”本义指人头；“坡”指斜坡，斜坡上有土；“被”是小被子，盖在人身上，“衣”是穿在人身上的。可是“皮”本义指兽皮，这个字义跟“波、颇、坡、被”的字义毫无关系，得假定为声旁。古音学家研究周秦时期的语音，“皮”和“波、颇、坡、被”在当时果然能押韵，说明它们的韵腹和韵尾是相同的。“皮”和“波、颇、坡、被”的语音，声母相同、相近，为什么韵母相差这样远呢？结论只有一个：“皮”和“波、颇、坡、被”的韵母古今发生了大变化，其实声母、声调的变化也不小，不过需要做严密的研究才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都知道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汉语共同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可到了现代普通话，汉语却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普通话的这四个声调不是自古就如此，而是中古的四声到了后来演化成了普通话的四声。唐宋之际，汉语声母有所谓“三十六字母”一说。古人没有音标符号，只好用一个汉字代表一个声母，叫字母。三十六字母，表明唐宋之际共同语的声母有三十六个，但普通话只有二十二个声母，这二十二个声母跟三十六字母代表的三十六个声母有继承关系，为什么不同？因为声母发生了变化。汉语语音的发展，不但声韵调的语音类别会变化，而且具体读音也会变化。“莒”字，今天北方方言是撮口呼的字，来自早先的合口呼，发音时嘴巴是撮圆的；但有材料表明，它在春秋时期是读开口字，嘴巴张得大开，韵腹可能是个ɑ。《吕氏春秋·重言》记载，春秋时齐国旁边的小国莒国不太听齐国的话，齐桓公很生气，跟谋臣管仲密谋进攻它，但是另一个大臣东郭牙善于察言观色，判断齐桓公和管仲是密谋进攻莒国，于是将齐国的计划捅了出来。东郭牙得出结论的一个理由是，他尽管不知密谋详情，但是他远远看见齐桓公手指头指向齐国东南方的莒国，说到某一个重要的字时嘴巴“呿（qū）而不唫（jìn）”。这是对“莒”字实际读音的描述，“呿而不唫”意思是口张开而不闭住，东郭牙由此断定是“莒”字。另一部古书《韩诗外传》卷四叙述得更好懂，说到东郭牙的话是：“君东南面而指，口张而不掩，舌举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可见自春秋至秦、西汉，“莒”的韵母是个开口字，后来才变成合口、撮口。稍微比较一下各地的方言就可以知道：“一、儿”各地读得五花八门。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今天汉语各地方言都由原始汉语变来的话，那么只能承认：原始汉语在历史长河中变到各地方言，语音一定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各地不同的方音。语音要借助自然界的声音，声音具有物理、生理基础，但是语音要受社会节制，本质上是社会现象，凡是社会现象都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语音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阅读文言诗文，必须紧绷古今音异这根弦。如同汉语各方言都有各自的语音系统一样，历代汉语的语音都有系统性差别，是一种客观现实。这种差别表现在声韵调以及它们的配合关系上。因此，我们应该懂得：汉语历代的语音系统不可能通过现代汉语方言完整地类推出来，要了解历代语音，只能依靠反映各代语音的材料，采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考订。考订历代语音及演变规律，早已成为一门学问，叫音韵学。三国时期曹魏有一位学者叫李登，写了一部书，叫《声类》，这是研究当时语音系统的著作，可以算作我国音韵学的发端，可惜这本书今天已经失传了。此后，历代都对汉语语音进行研究，有一些尖端性研究成果。经过一千七八百年的积淀，这门学科弄清楚了历代语音的许多问题，对历代语音基本有了大致的了解。学者们利用韵文、形声字、假借、异文、古代注音、联绵字、后代方音、汉语历代与其他语言的译音等反映历代语音信息的材料展开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调查了当时、当地的语音而形成的，更加可信。魏晋以来的一些按韵编排的字书，以及一些连续性的声韵调配合的图表就是这样。隋代有一位叫陆法言的先生，写了一部《切韵》，完整反映了南北朝后期到隋唐的共同语语音。唐朝科举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个科目，常科又分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目，明经、进士两科是最重要的科目，进士科最难，最为人看重。进士科考试时需要作一首诗，指定按照《切韵》分韵来押韵。如果“落韵”了，就不予录取。因此，《切韵》从唐代开始，就极受重视，是作近体诗的押韵标准，即使作古体诗，也会不同程度受它的影响。《切韵》在唐五代有很多增订本，以致《切韵》这本书都被这些增订本取代了，没有传下来。北宋时在《切韵》及唐五代增订本基础上重修的《广韵》《集韵》是最耀眼的增订本，阅读南北朝以后的文言诗文，特别是诗赋，必须要参考它们。魏晋至明清，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分为三个分支学科。有今音学，研究以《切韵》系统为代表的南北朝至隋唐的音系；有古音学，研究先秦两汉的音系；有等韵学，导源于解析《切韵》系韵书，包括等韵图，这本是为方便人们拼切古代反切注音而制作的一种连续性的声韵调配合表，由此引发对各种语音的发音和听觉方面的探讨，这些都是等韵学的内容。传统音韵学的成果瑕瑜互见，今天一些严谨的学者，非常注重吸收当今其他相关学科科学、有用的知识，继续研究这门学问，使这门学问在科学性上跨越一大步。这些新成果，对文言诗文的阅读很有帮助，我们也应该认真继承。尽管汉语音韵学的成果丰富，阅读文言诗文时必须要了解、要掌握，但由于有一定难度，近乎自然科学，远没有古代文学作品那样形象、有趣，因此一般的文言诗文阅读者舍不得花力气了解它；很多人即使有所涉猎，也往往蜻蜓点水，没有虚心涵泳，没有系统地掌握它。因此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常常略过不讲，或者糊弄过去，以至于社会上对于文言诗文阅读中涉及古代语音的内容，不免有一些歪理、谬说。很多人在阅读文言诗文碰到古音问题，企图通过猜谜的方式去解释其中的古音；有时候我们见到书肆上有些文言诗文的注释，注释者并没有古代语音研究的根基，为了使自己猜测的某种解释被人相信，也会说到某字“古音某”，某字和某字在古音中是“一声之转”，但并没有严格的研究手续，常常信口开河，我们千万不能误以为是，必须保持警惕。既然从中小学语文开始，就有文言诗文的内容，而要学好文言诗文，必然需要音韵学知识，因此，语文老师除了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字学、训诂学基础，还应该具有一定的音韵学基础。为了打好音韵学基础，可以系统阅读一些像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一类权威性的音韵学教材，学会使用《广韵》《集韵》《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一类的工具书，科学运用到解决文言诗文阅读中出现的语音问题上；同时，对学生讲授文言诗文时，碰到古代语音问题，应该给予他们科学引导，使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下面举例谈谈知道汉字古今字音的变化，对于我们正确阅读文言诗文有些什么具体作用。主要谈以下几点。第一点，能帮助我们校勘一些文言诗文的错字，知道后人对一些文言诗文的改动。例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一首七绝，按要求，“回、衰、来”处在押韵的位置上。“衰”是异读字，如果“衰”作“衰老，衰白”和“衰减”讲，在唐朝就不能跟“回、来”押韵，但这首诗只能作“衰老，衰白”讲；“衰”还指古代的一种丧服，这个字义相配的读音能跟“回、来”押韵，但“一种丧服”的字义在上下文中讲不通。所以按照“衰”古代的音义配合关系去理解这首诗，都无法将它讲清楚。其实，贺知章这首诗经过了宋代以来的很大改动，我们只谈“衰”字，这个字原来写作“腮、䰄”，记录的是同一个词，指胡须很多的样子。宋孔延之（1013—1074）《会稽掇英总集》载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二前两句作：“幼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面毛腮。”赵令畤（1051—1134）《侯鲭录》卷二：“四明狂客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又云：'幼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面毛䰄。”作“腮、䰄”，不仅见于北宋人所引，而且在上下文中文从字顺，跟“回、来”能押韵，所以《回乡偶书》原文作“腮、䰄”，不可能作“衰”。第二点，能帮助我们对版本的异文加以科学取舍。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开头有“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客、瑟”处在押韵的位置上。宋代以来，《琵琶行》的“瑟瑟”，又有“索索（槭槭、摵摵）”的异文，“索索”和“槭槭、摵摵”记录的是同一个词。这说明《琵琶行》早期的本子并没有定作“瑟瑟”，理论上，白居易原诗可能作“瑟瑟”，也可能作“索索（槭槭、摵摵）”，不可能既作“瑟瑟”，又作“索索（槭槭、摵摵）”。我们不能不加论证，武断地选择“瑟瑟”，那种做法没有根据，是不科学的。经过研究，“瑟”和“客”在唐代韵腹和韵尾都相差很远，不能押韵；“索索（槭槭、摵摵）”跟“客”韵腹和韵尾相同，可以押韵。可见，白居易原诗一定作“索索（槭槭、摵摵）”，不可能是“瑟瑟”，作“瑟瑟”是后人改的。没有唐代语音方面的知识，就无法对异文做出正确而必要的选择，只能“想当然耳”。第三点，能帮助我们了解古诗的押韵和平仄以及语音方面的技巧安排。例如，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是一首五绝，“图、吴”今天都读阳平，但唐代不分阴平、阳平，都是平声；按五绝的要求，“国、失”是仄声，今天分别读阳平、阴平，其实这首诗“国、八、石、失”都是古代入声字，当然是仄声，完全符合五绝的平仄要求。杜甫前面两句还安排了语音技巧，“功盖”声母相同，“名成”韵母和声调相同，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如果对古代语音不了解，就不能正确了解《八阵图》的这些语音现象。第四点，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古书假借的认识。读文言诗文，经常碰到假借字问题。有些假借字跟它的本义今天读音相差很远。遇到这种情况，喜欢刨根问底的同学可能会纳闷：读音这么远，怎么会假借呢？不是说假借字跟它的本义之间要音同、音近吗？有这种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但产生疑惑的立足点有问题，是站在我们今天读音的立场上去谈音同、音近的，古人假借某字时，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是否音同、音近，只能根据古代的读音状况使用假借字。例如，《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剥”不能讲成剥皮的“剥”。书上说，“剥”假借为“攴”，意义是“击打”。今天“剥、攴”声母相近，韵母可不近，但说“剥”通“攴”，是指《诗经》时代的相近，不是指今天读音相近。一查《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就知道，上古“剥”是帮母屋部，“攴”是滂母屋部，能说读音不近吗？第五点，能帮助我们正确释读文言诗文用字、用词和字义。苏轼《赤壁赋》有：“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其中的“缪”，有人注音为liáo，注释说：“同'缭’，盘绕、围绕。”这个注释缺乏有力的事实支撑。“缪”字《集韵》有一读是居虬切，折合成今音是jiū，不是liáo。这个“缪”也写作“纠”，指纠结，纠缠，跟“缭”的词义相近。“缭”和“纠”是两个不同的词，我们不能将不同的用词搞混了，《赤壁赋》原是取“纠”这个词来组织文章的，“山川相缪”指山川纠结、缠绕在一起。理由是：《赤壁赋》从宋代开始就有很大影响，后人多化用它的一些句子，包括“山川相缪”，“山川相缪”的“缪”还多押韵，不是按“缭”这个音押韵，而是按“纠”这个音来押。例证很多，这里只举一例，宋刘将孙《沁园春》：“壬戌之秋，七夕既望，苏子泛舟。正赤壁风清，举杯属客，东山月上，遗世乘流。桂棹叩舷，洞箫倚和，何事呜呜怨泣幽。悄危坐，抚苍苍东望，渺渺荆州。客云天地蜉蝣。记千里舳舻旗帜浮。叹孟德周郎，英雄安在，武昌夏口，山水相缪。客亦知夫，盈虚如彼，山月江风有尽不。喜更酌，任东方既白，与子遨游。”这首词上、下片分别是“秋、舟、流、幽、州”和“蝣、浮、缪、不、游”，可见“缪”读jiū，不读liáo。《赤壁赋》的“缪”不当解为“缠绕”的“缭”，当解为“纠缠，纠结”的“纠”。不明白“缪”的异读，不研究“山川相缪”的押韵，就会将苏轼用“缪”所记录的是哪个词误会了。第六点，能帮助我们通过字音认识字义。在古代，有些字不同读音是区别字义的，今天的口语，有的异读消失了。知道古代某字的这个已经消失的读音，不仅是了解它的读音，保留旧读的问题，而且知道它在古代该取什么字义。有人将这种异读误会为只是个注音问题，按照这种认识来正音，片面追求跟《现代汉语词典》读音相同，是很偏狭的。例如，唐王昌龄《出塞》是一首七绝，其中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按七绝的格律要求，“将”读仄声，“将”的仄声读法是去声，字义是将军，将帅，是名词；“教”读平声，这个读音古代字义是使，令，是动词。因此，《出塞》“将、教”的字义就通过读音显示出来了。很多人对古音很陌生，读文言诗文时对古音产生一些糊涂认识，这必须要纠正。教师不能将这些糊涂认识作为一种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们不能将这种糊涂认识作为一种阅读文言诗文的理念深入脑髓。其中一种是自我作古。例如，明郎瑛注意到今传《回乡偶书》的“衰”跟“回、来”押不上韵，他的《七修类稿》卷二十七《辩证类》说贺知章是按先秦古音押韵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注曰：'衰’字出四支韵。殊不知此诗乃用古韵。”郎瑛对先秦古韵没有什么研究，他的这个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是猜测，当然靠不住。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在唐代，“花、斜、家”押韵，《广韵》中都是麻韵。普通话中，“斜”跟“花、家”押不上韵。有人将“斜”改读为xiá，找理由说：“斜”读xiá是古音。可是没有拿出证据。你怎么知道“斜”的这种读音是古音？你不能因为“斜”跟“花、家”押韵，就自我作古地断定：“斜”读xiá是古音。我们知道，唐代近体诗押韵比较保守，那时候平声还没有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你怎么知道“斜”唐代读阳平呢？再一查唐宋时的三十六字母，“斜”是邪母，邪母跟“从”字的声母发音部位相同，变成普通话的x，不会早于明末，因此说“斜”读xiá是古音，这是徒腾口说。
自我作古者得出的结论不能接受事实的检验，于是又找托词：古人用的是古代方音。但是你怎么知道是用了古代方音呢？这不是狡辩能解决问题的，说它用的是古代方音，这仍然是需要有事实根据的。例如，明焦周《焦氏说楛》卷七：“衰亦音䰄。贺监诗：'乡音无改鬓毛䰄’，今吴语尚谓衰为䰄。”他说“今吴语尚谓衰为䰄”，怎么能证明唐代也是这样呢？科举考试以后，文人押韵，往往不用方音组织诗文的押韵，尽量用通语或按韵书分韵来押韵，所以很难从唐代诗歌中考证出唐代方音。焦周说贺知章“衰”是按唐代吴语来押韵，完全是一种猜测，失于考证。还有一种做法是说某方言某个字整个字音读的是上古音或中古音。我们说，后代的方言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古代某时的语音。只是古代语音在不同地域发展不平衡，有的变得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有的或声母、或韵母、或声调更多地保留古代的某些音素，很难将原来的声韵调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例如，上举《乌衣巷》的“斜”，有人看到成都、温州、长沙、南昌、梅州、厦门、潮州、福州、建瓯等地能够跟“花、家”押韵，就说这些地方“斜”读的是唐代的音。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你怎么知道这些方言“斜”整个字音都保留了唐代的音？如果说韵母的主元音跟“花、家”能押上韵，就是这个字音保留唐代读音的话，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些方言声母、介音、声调从唐代到现在没有发生变化？根据何在？从实际音值角度说，即使某些诗歌今天读起来也能押韵，也不能证明语音没有发生变化。有些音素的确发生变化了，但都变成同一个音值，这就能导致音值发生很大变化，而按新产生的音值来读，也能押上韵。例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按普通话来读，“绝、灭、雪”能押韵，都是无韵尾的韵，只是“绝”阳平，“灭”去声，“雪”上声，声调不同。可是稍微一查《广韵》就知道，这三个字都是入声薛韵字，按音韵学家们的共识，它们是有入声韵尾t的，跟今天的韵母读音差别很大。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诗歌的韵脚字能按你的方音读起来和谐，就说你的方音保留了某个时代的读音。猜测是没有用的，你还得关注历代的客观语音事实，还得亲自实践，任何取巧的办法都不行，再不济也得考察一下《广韵》一类的书。有人知道将“斜”改读为xiá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他们坚持采用南北朝以至宋元盛行的“叶音说”，以为临时改读能照顾到押韵的和谐。这是一种值得讨论的做法。叶音说不科学，但它从南北朝到元明时期都比较流行，成为一种传统。到明朝，陈第等人根据有力的证据证明叶音说是错误的。如果接受陈第等人的理论，读古诗时就不能采用叶音的办法，这又是一种新传统。这就是《乌衣巷》的“斜”是应该读为xié还是要改读为xiá会引起争论的历史原因。主张读xié或xiá的都大有人在，都头头是道地举出一大堆理由，事实上是两种传统在起作用。笔者赞成读为xié，是倾向于陈第等人以来的新传统，但同时认为改读为xiá的，是继承了“叶音说”的传统，因此也有他们的历史源头。还有一点，就是：古人对古书所作的注音有些是实际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的读音。有人没有看出这一点，将它们误会为古音。“叶音说”的信奉者所注的“叶音”实际上多是假想的音，“南”从上古到今天，本来都是没有i韵头的音，但南北朝时有人为了解释《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中“音、心”和“南”押韵和谐，将“南”注音为“乃林反”，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读成nín之类的音，这是汉语实际语音中不存在的音。明代以后，人们批判了叶音说，认为“叶音即古音”，这当然是进步，但古音学家注古音时，往往只注意一个字跟上下文押韵的部分的考证，忽视声母和韵头的科学研究。注古音必须给整个字注音，于是有时候对声母、韵头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做不合音变规律的改动，这也会产生实际语言中不存在的读音。例如，清代顾炎武《唐韵正》说“江”字“古音工”，“江”字在古音中不可能跟“工”同音，否则为什么同一个音后来变成不同的音呢？再说，语音一发即逝，顾炎武怎么知道“江”字“古音工”呢，在韵部考察方面有上古材料为证，在声母、韵头方面也得要有上古材料做证明，不能仅凭猜测；如果说，“江”是拿“工”作声旁，所以要读成“工”的音，那么这理由站不住：因为读音相近的字也可以用作某个字的声旁，形声字不要求跟做声旁的那个字同音。《康熙字典》的注音，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将这种人造读音剔除，但有时候却做得不好，将这种人造读音作为一个音项写进字典中，例如，《艸部》“芼”有一个注音：“又音莫。《诗·周南》'左右芼之’，叶下'乐’韵。”这个音项立得不正确，“芼”没有读“莫”的那种音，《康熙字典》实际上注的是人造的“叶音”或“古音”。清沈德潜《唐诗别裁》将贺知章《回乡偶书》“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改成“摧”，注释说：“原本'鬓毛衰’。衰入四支，音司；十灰中衰音缞，恐是摧字之误，因改正。”他说平水韵四支韵的“衰”是“音司”，是实际上不存在的音，注成“音司”有些随意，可能受到一点清代吴地方音的影响；四支韵的这个“衰”，折合成今普通话，应该是shuāi，不是sī，沈氏是受后代读音影响而注的音。如果将沈德潜的这个注音误会为实际存在的音，去胡乱推阐，那就强不知以为知，犯了知识性错误。
（作者孙玉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音韵学会副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
本文节选自《小学语文》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