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伟江：谁是陌生人？ | 西东合集

　　谁是陌生人？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很突兀的问题。陌生人就是那些我们不认识的或者不熟悉的人。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常识未必能够经受严格的学术眼光的打量与审视。例如，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如下问题，上述的常识往往就有些不敷应对了：“陌生”与“熟悉”各自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陌生与熟悉仅仅是一种心理的感受，还是有着更客观的依据与内涵？在何种意义上，陌生人可以被转化成熟人？陌生人究竟是一个程度性的概念还是一个构成性的概念？在秩序构成的意义上，陌生人意味着什么？学术思想史上许多重大的突破，恰恰是从对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的质问与反思开始的。就此而言，用一种严格的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陌生人，在概念与理论的层次思考陌生人问题，恰恰并不是多余的。

一、作为定居流浪者的陌生人

　　最早将“陌生人”这个词概念化，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来研究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西美尔一九〇八年出版的《社会学》在“社会空间与时间秩序”的章节中专门写了一篇以“陌生人”为主题的论文，通常被看作陌生人研究的奠基之作。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常识性感受不同，西美尔用某种相对更客观和中立的方式来定义陌生人。西美尔说，陌生人是那些“昨天来，但明天不再走的人”，也就是不再流浪的流浪者。在西美尔的这个定义中，陌生人身上有着某种突出的矛盾性：他虽从远方来，但他却选择留下来居住。他虽然留下来居住，却也随时有可能离开。就他是我们中间一分子而言，他反而处处显现出自身的差异性：“他并非历来属于这里，而是带着本地人不了解的神秘的过去”与我们居住在一起。在陌生人身上，有着某种“既远又近”的奇怪混合。
　　陌生人具有的这种奇怪的既远又近的混合气质，给原本的熟人共同体秩序带来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最初，对陌生人的排斥与厌恶是难免的。通常而言，本地人会选择通过同化或者驱逐陌生人来消除因陌生人而带来的种种不快的感觉。西美尔关于陌生人的研究本身的一个经验的基础，就是犹太人杂居在欧洲的历史现象。犹太人就是那些来自远方，而最后选择留在欧洲社会的陌生人。与其他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他人种一旦选择留在本地聚居以后，都会逐渐被同化，但犹太人却拒绝被同化，顽强地保存着自身的传统与生活方式，由此与当地的社会礼俗之间产生了文化的“冲突”。西美尔对身为犹太人的此种陌生人处境，体会不可谓不深刻。才华横溢的西美尔一直要到教授资格论文通过三十一年以后才获得教授职务，就与西美尔本人的犹太人身份息息相关。
　　除了对陌生人既内且外的矛盾性质的揭示之外，西美尔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揭示了陌生人在结构上对整个共同体秩序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西美尔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陌生人的流动性。已有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并不能给陌生人提供养家糊口的岗位。因此，陌生人就不得不在既有的经济单位之外，为自己创造出工作的岗位，为本地人带来他们依靠土地所不可能收获的成果。大多数陌生人都只能投身商业之中，具有流动性。另一方面，由此种流动性，又进一步带来了陌生人的客观性。由于陌生人不像本地人那样固定在各种具体的关系之中，因此也就“不受习惯、孝敬与偏见的约束”，能够更加自由地用一种普遍与客观的眼光来看事情。施蒂希韦将西美尔的陌生人形象比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确实有几分道理。
　　西美尔对陌生人的深刻洞察，基本上规定了此后陌生人研究的基本框架与视野。作为西美尔的美国学生、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帕克（Robert E. Park）的“边际人”研究，就深受西美尔陌生人研究的影响。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社会学家，帕克对移民现象尤其敏感，既从宏观层面强调了人口迁移与融合导致的移风易俗和文明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在微观层面揭示了人口迁移对个体人格产生的影响。帕克注意到，移民既将个体从其出身之地的神圣习俗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得他们学会了用陌生人的眼光来观察周遭的新世界，从而拥有了一种智识的偏好，并多多少少地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和世俗主义者（secularism）。帕克也注意到，犹太人是典型的陌生人，同时也是典型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边际人”。但边际人并不仅限于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之外，美国的黑白混血儿与亚洲的欧亚混血儿，以及亚洲与非洲的基督徒也是此种边际人。很多时候边际人都处于很尴尬的处境，因为无论是在原生族群还是新加入的族群，他们都被看作陌生人。但帕克同时也强调，恰恰是边际人的这种双重陌生人的处境，赋予了他们独特的资源，能够通过个体的调整与适应来解决文化的紧张与冲突，从而给文明创新与演变提供新的方向与可能性。施蒂希韦形象地将帕克的边际人形象类比如今广为流行的“交叉学科研究者”。
　　与帕克一样，现象学社会学代表人物舒茨（Alfred Schutz）也把人口迁移所导致的“混居”看作陌生人的典型处境。舒茨关心的问题是，陌生人如何解释主流人群的文化模式并适应它。在舒茨看来，熟人的生活世界往往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文化模式，出身和成长于其中的人们将该文化模式看作“理所当然的”。他们不需要对这个文化模式形成系统和融贯的理解，而是根据自身日常的需要取用其中的各种片断化资源。通常来说，对生活于同质性社群的人们来说，这些文化模式就是一个个“窍门”：如果要达到某个效果，就应该如此做，反过来说，如果你如此做了，就是想达到某个效果。这种群体文化模式，当然是历史形成的。而陌生人，作为一个新加入群体的成年男性，尽管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却并不参与这个历史，因此陌生人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陌生人当然有自己的历史，但陌生人的历史是与陌生人自己的“家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而与他新进入的社群却没有关系。陌生人刚进入新社群时，他不得不将新社群的话语体系“翻译”成自己的“家群体”的话语体系，才能够理解周围发生的现象。但在翻译时，会发现两种文化模式之间往往缺乏对应的词汇，即便意义能对应，由于在本地口语中还附着各种难以捉摸的特殊语气和音调，陌生人还是难以理解本地人的真实意思，更不用说用本地话表达自己的复杂和细微的感受。舒茨认为，恰恰是由于个人“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的此种本体论差异，才导致了陌生人所特有的客观化效果与信任缺失的后果。

二、被建构出来的陌生人

　　帕克和舒茨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西美尔提供的分析框架中，就某些特定和重要的面向，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做进一步的展开与发展。例如，他们都把陌生人看作“异乡人”，也就是从远处迁徙而来的，试图进入群体的人。只不过，帕克对陌生人脱离原有“家群体”后的效果非常感兴趣，强调了横跨两个“文化族群”的“边际人”所蕴含的在边际上创新与演化的资源与能量。舒茨则对陌生人进入新群体之后人格遭遇的震荡很关心，因此更关注陌生人如何调整自身，学习与适应新群体的文化模式。
　　关于陌生人的经典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在他们那里，陌生人都是外来的异乡人。但他们没有注意到，陌生人并不仅仅是人口迁移的附带现象，而有着社会本身的内在基础。更直白地说，陌生人很可能并不是外来的，而是社会自己制造出来的。
　　舒茨之后，陌生人研究沉寂了约半个世纪，在二十世纪末又突然复兴起来。开创陌生人研究复兴之先河的就是英国社会学家鲍曼。鲍曼的研究，现象基础仍然是外来移民的定居化。但鲍曼从中看到了更深层的意涵。陌生人意向一直或隐或显地出现在鲍曼的研究之中。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鲍曼援引了西美尔关于社交关系的社会学分析，指出熟人社会的内部架构其实是一种社交关系，而社交关系的基本结构，其实就是敌人与朋友关系。哪怕再紧密的社交共同体都同时包含着敌意与善意。而自从陌生人渗入社交共同体并留下来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原有的社交共同体的分类体系中，陌生人无法被归类。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或者反过来说，陌生人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鲍曼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方向的思考，将陌生人看作“不符合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地图的”那一类人，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无法被归类的人。西美尔的陌生人身上的既远又近的矛盾性质，在鲍曼看来，本质上就是陌生人在社交共同体中无法被归类的本性。陌生人的此种难以被归类的性质，导致了世界的无序性，因此也导致了恐慌与焦虑，以及对陌生人的憎恶。陌生人因此被看作“不洁的”，是“污点”（戈夫曼），像黏液一样令人感到不安全与不自由（萨特）。
　　鲍曼认为“所有的社会都产生陌生人，但是，每一种社会都产生自己的陌生人，并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产生它们”。陌生人模糊了作为秩序基础的分类学体系，因此被秩序所排斥，变成了秩序的外在者。但同时，秩序恰恰又是通过对外在者的划定与标识，建构起一套自我认同。如果陌生人试图跨越陌生人∕内部人这个界限，试图成为内部人的一部分，由于其难以归类，“污染”了秩序的纯净性，模糊了秩序内部所设置的各种差异的界限，就会引起内部人的恐惧与排斥。
　　作为陌生人的犹太人之所以在欧洲的历史上遭遇如此之多的仇恨与排斥，就与此相关。鲍曼也用相同的框架来解释后现代流动社会中的陌生人。对鲍曼来说，虽然后现代社会尊重差异，这似乎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那种整齐划一的秩序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后现代社会以消费能力为检验标准，因此那些没有通过消费能力检验的人，就变成了模糊该标准的新污点，也就是新陌生人。后现代社会制造了新陌生人，就是未能通过消费能力检验的新穷人。他们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是“游戏的废品”。当这些新穷人大量涌现在消费人所熟悉的周末的街道、海滩与公园之中，就会引起消费人的恐惧与不安。因此，陌生人被限制在城市的平民区之中，被限制在工厂的车间里，而内部人则通过建构篱笆、防盗门、监控系统、富人区，来将自身与陌生人区隔开来。如此一来，陌生人既可以带来各种具有异域情调的美食与故事，同时又不至于侵害到消费人的生活空间。

三、陌生人与陌生人社会

　　鲍曼的陌生人研究带着批判的激情与道德的义愤。尽管这种批判激情包含着对陌生人的深深同情，但它同时也使得陌生人这个概念失去社会科学的严格性，有变成一个道德概念的危险。尤其是，鲍曼的陌生人研究强化了古典陌生人研究隐含的一个框架，即主流人群与陌生人群之间的某种“主—客”或“主流—边缘”的二分框架。这样一种划分框架，基本上把陌生人看作某种有着特定范围的少数人群，而与陌生人相对的则是普遍的主流人群。无论是西美尔还是帕克与舒茨，在他们关于陌生人的描述与观察中，陌生人的此种边缘性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也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形成的陌生人形象是比较一致的。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大多数社会的陌生人都是作为边缘人群而存在的。
　　虽然西美尔关于陌生人的研究，最初确实是从移民现象切入的，但西美尔的社会学研究的志趣，从来都不是对具体历史现实的解释。多数研究者都更关注西美尔陌生人研究与犹太人历史处境的关系，感兴趣作为定居陌生人的既远且近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到了陌生人的流动性与客观性。但他们的研究层次基本上都局限于抽象层次比较低的移民框架中。这就丢失了西美尔陌生人研究的理论深度。重读西美尔的陌生人研究，可以发现西美尔基本上是将陌生人放到现代性根本处境的视野下进行考虑的。也就是说，西美尔关切的其实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即陌生人要素在现代社会的构成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这方面，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传统中的两位研究者，即慕尼黑大学的纳塞希与波恩大学的施蒂希韦的陌生人研究很值得关注。纳塞希曾经指出，陌生人研究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清楚陌生人被社会性建构起来的条件是什么。纳塞希认为，多数陌生人研究文献的现象基础与灵感来源，都是十八与十九世纪的历史经验，而二十世纪末以来，陌生人研究的经验基础，早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例如，目前的社会状况是，人们往往对陌生人更了解，而对熟人更陌生。
　　施蒂希韦是卢曼的学生，卢曼去世以后，他是卢曼在比勒菲尔德大学教席的继承人。施蒂希韦明确提出了陌生人概念的普遍化问题，提出要建构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历史阶段的，能够作为比较历史社会学工具的陌生人概念。施蒂希韦借助于卢曼关于意义三个层次的理论，也从三个层次来建构陌生人的概念。在事实层次，陌生人是一个文化概念，涉及的是跨文化的理解问题，因此陌生人意味着难以理解性。在社会的层次，陌生人意味着不具有群体内归属性，因此属于被群体排斥而不是被包容的人。在时间与空间方面，陌生人具有西美尔曾经揭示的既远又近的属性。完整的陌生人概念同时包含这三个层次的含义。
　　施蒂希韦虽然也同意，陌生人构成了社交生活中敌人∕朋友区分本身的对立面，既无法被归入敌人，也无法被归为朋友。但与鲍曼的观察不同的是，施蒂希韦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社交结构中的敌我关系并不是主流状态，反而是例外状态，而在敌人与朋友之外大量存在的陌生人，作为“庸常的人们”（commonplace folk），反而成了社会交往中最常见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新的逻辑结构，并对社会交往情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在社会交往中，存在着大量的“礼貌性的疏忽”（civil inattention），或者类似于医生对病人的那种“超然的关怀”（detached concern）。施蒂希韦则将它称作有意的冷淡。此种冷淡逻辑，已经变成了现代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规则。人们通常仅仅对交往对象的某些特定内容有兴趣，而选择性地忽视交往对象其他方面的内涵。例如，医生并不关心病人的家庭关系，而仅仅对病人的病情感兴趣，交通警察也仅仅关心交通违章情况，而不会去关心违章者个人爱好是什么。
　　纳塞希与施蒂希韦在陌生人概念的普遍化方面，确实有了实质性推进，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很可能是与陌生人意象的误导性有关。西美尔的陌生人研究本意是关注现代社会秩序的构成问题，但陌生人这个概念意象本身蕴含着一种极大的牵引力量，将后人思考的方向扭转到对陌生人个体生活处境的观察与反思。
　　如果我们向卢曼学习，将陌生人概念彻底抽象化，就可以发现，作为秩序建构基本要素的陌生人，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人，而是个体生存所依赖的整个意义参考的框架。西方社会学关于陌生人的研究，总是停留在移民问题的层次，而基本上看不到陌生人社会的探讨与研究，恰恰与此相关。事实上，这样彻底抽象化与普遍化的陌生人的概念可能性，与中国人的现代转型经验和感受更符合。虽然未被严格地概念化，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处境中，我们反而较为常见地使用“陌生人社会”的概念与意向。
　　如果我们从意义的参考框架来理解西美尔的陌生人问题意识，那么陌生人问题并不仅仅是与陌生人在同一个社区共同生活的问题。尤其是，自从英国完成现代性转型，实现了大规模陌生社会的治理后，西美尔所揭示的陌生人的那种“既远又近”的性质，其具体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情境中，由于现代交通与媒介技术的发达，生活在远方的陌生人，同样通过各种商品和服务与我们发生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些居住在远方的陌生人并不居住在我们中间，但我们日常生活中却与他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卧室也许是现代人最隐私的处所了，但现代人卧室中的大部分物品都是由陌生人生产，并由陌生人卖给我们的。我们与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
　　在传统的社区中，人们交往所依赖的基础框架，主要是通过长期直接接触和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格的自我同一性。由于人们在各种生活情境中，都会频繁地接触与交往，所以这种人格的自我同一性能够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但随着社会演化，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强，尤其是随着远程贸易与交往的出现和发展，此种建立在人格自我同一性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早就不够用了。社会必须发展出更复杂和更具有抽象性的基础性的参考框架。例如，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就是一种比人格的自我同一性抽象程度更高的社会交往的基础性参考框架。卢曼曾经按照抽象程度的不同，总结出了四个层次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基础性框架，即人格的自我同一性、社会角色、社会程式与价值观。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社会角色与社会程式这两个类型的基础参考框架最重要（卢曼：《法社会学》）。
　　陌生人社会的关键含义并非是由大量陌生人共同生活组成的社会，而是整个社会中用以为个体生活提供参照的基础性参照框架，是以陌生人为典型形象而构造出来的。因此，通过基础性参考框架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的保障，人们就愿意向陌生人投资信任并承担这笔投资所可能存在的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蒂希韦揭示的人际交往的冷淡风成为普遍现象，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释。
　　从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家都忧心忡忡一个问题，即一个纯粹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很可能不过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实现成功的社会整合。而像鲍曼这样的社会学则反过来忧虑，高度同质化的社群主义文化，很可能滋养出压制与排斥陌生人的专制主义。但如果我们采用参照框架的概念，就可以发现基础性参考框架的演化，此种参考框架的演化与成熟，未必以牺牲各种地方性的社区为代价。同时，这种参考框架虽然不会取代各种地方性社区内部的各种当面交往的频率，但却改变了此种交往与互动的背景，从而也渗透进了此种当面沟通与交往的性质。如今，很难想象任何熟人之间的当面互动与沟通，不需要以预设一个更大范围的抽象而普遍的大参考框架为基础与背景。例如，当两个熟人面对面讨论天气时，他们不仅抬头看看天上有没有太阳，同时还会打开手机的天气APP应用，参考气象局提供的各种数据。我们与人聊天时，也往往会根据对方的职业、教育背景等信息为参考，对对方的聊天内容做出判断。
　　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陌生人是一个具有丰富潜能的概念。处于不同时代处境的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问题意识，而揭示和挖掘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某种方向的潜能，将其理论化，从而发展出适合自身社会与时代需要的陌生人理论。我所尝试的这种将陌生人概念充分抽象化，进而发展出陌生人社会的理论，当然也是基于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的历史处境与经验感受，而对这个概念进行分析与处理的一种初步尝试。也期待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既能够充分吸收西方陌生人研究的丰富养料，同时也能够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处境，发展出我们自己的陌生人研究范式。